魏晋有学问的人，有一个标志，就是喜欢闲聊。聊得开心，还要长啸！长啸的发声虽然犹如吹口哨，但是，长啸的背后，是闲适的情怀。挥麈谈玄，时而长啸，抑或鼓琴。
聊什么呢？当然不是柴米油盐。这个他们不缺，他们缺的是乐趣，是刺激。于是服用五食散，就成为很刺激的事情。刺激得兴奋了，就侃大山。主要议题来自《易经》《老子》《庄子》，谓之“三玄”，谈有无、谈本末，不切实际，谓之清谈；他们也谈人生，但谈的不是常识里的人生，谈得很玄，所以叫玄学家。
正始玄学：何晏及其同党
东汉时代的读书人好“清议”，清议的内容不乏指斥朝政、抨击宦官。桓帝、灵帝时期两场党锢之祸，就与此有关。三国时期，政治江湖十分险恶，朝廷的话题高度敏感，大家就都谈一些天地玄黄的事，因为不涉时政，“清议”变成了“清谈”。
曹魏时期最早以“清谈”知名的是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他们活跃在曹芳正始年间（240—249），故称“正始玄学”。其时，曹爽、司马懿两位托孤大臣之间明争暗斗，高平陵之变，曹爽一党覆没。何晏自然也掉了人头。
何晏是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之孙，父亲死后，曹操娶了其母尹夫人，他也就依养于曹家，后来还娶了曹操的女儿，因而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成员。但是，曹丕与曹睿都不大欣赏何晏。何晏幼时聪悟，颇得曹操喜爱，成年之后，何晏却成了一个花花公子。曹氏三代虽然格局和韬略各有差别，却都是务实的帝王。因此，早年的何晏颇不得志。
《三国志·何晏传》只有短短四十多个字，说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通鉴》的记载却详细多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说他好《老》《庄》；二是说他瞧不起人，虚荣心很强；三是说他权力欲很强，帮助曹爽排挤他人。这样三个特点好像有些矛盾。
先说好《老》《庄》。“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资治通鉴》卷七五“嘉平元年正月”条）这里提到的荀粲，是曹操的大谋士荀彧的儿子，王弼是玄学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尚书郎，大约与何晏同时，两人初次见面，王弼谈玄，何晏惊为天人。非汤武而薄周孔，弃名教而任自然。这是魏晋玄学家高扬的旗帜。破掉儒家名教的紧箍咒，何晏等人就可以放浪形骸、行步顾影了。
再说目中无人。“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他品评天下名士，引用《周易·系辞上》上的名言：“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翻译成白话就是，只有通明了解幽深事理，才能会通天下心志；只有观察把握细微征兆，才能成就天下事务。何晏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史家评论说：“盖欲以神况诸己也。”夏侯玄只能谈谈事理，司马师只能处理实务，唯独他是神仙一样的人物。这种自我吹嘘的态度，与老庄玄学似乎背离很远。
至于揽权之事，记载尤具体。《资治通鉴》在“高平陵之变”前有一段关于何晏的记载，说曹爽的许多作为，都有何晏的身影。“时尚书何晏等朋附曹爽，好变改法度。”“大将军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与爽有隙。”这些信息有价值判断，也有事实描述。事实描述部分，一是说他好改变法度，更改制度；二是说他朋附曹爽，多树亲党；三是揽权专政。这三条加起来，可以理解为何晏他们搞了一场制度变革，虽然这些制度变革的内容不清楚，但是，方式上则是独断专行，排挤司马懿等人。
“帝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秋，七月，尚书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宜皆从大臣，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结果皇帝“不听”。何晏要皇帝身边应该有大臣相随，咨询政事，讲论经典意义（此应该指儒家五经），作为后世之榜样。“讲论经义”也许是说说而已，“询谋政事”恐怕才是真实意图。身为吏部尚书的何晏，有此等情怀，自然之事，但是，实际生活中，何晏与曹爽等人则是骄奢淫逸。“作窟室，绮疏四周”，何晏与曹爽等“纵酒其中”。何晏反对皇帝游宴后庭，自己却纵情享受。一个当轴大佬，不务正业，挂着魏晋风度的帘子，放浪形骸。
同僚傅嘏很不屑于何晏等人之所为。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邓飏，欲结交傅嘏，傅嘏避而远之。双方的朋友荀粲感到不解，傅嘏逐一评论了这几个人，对于何晏的评价是：“何平叔（何晏，字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意思是，何晏讲起来一套高远的道理，其实就是俗人一个（“言远而情近”），喜欢辩论，却没有是非准则（“好辩而无诚”）。“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将败家；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嘏又与李丰不善，谓同志曰：‘丰饰伪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权利，若任机事，其死必矣！’”（《资治通鉴》卷七六“高贵乡公正元元年二月条”）其馀几个人下场都是如此。
竹林玄学：嵇康等七贤
司马懿之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掌权，中央政权“宫中”与“府中”（丞相府）的二元对立局面持续到公元265 年底司马炎改朝换代。高贵乡公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把司马家族的政治野心揭露无遗。但坐在皇位上的依然是曹家人。于是，政治江湖上，在霸府与朝廷之间，上演着表面和谐之下的对手戏。竹林的书生们也被卷入其中。
其时，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位名士，常聚会于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中，饮酒纵歌，好谈玄理，世谓“竹林七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南京东晋南朝墓葬中，发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体裁的墓室砖画（参题图），可见时人对于竹林七贤的定位是与时俯仰、和光同尘。竹林七贤对于周孔名教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嵇康、阮籍、向秀、刘伶、阮咸，大体弃薄周孔名教；而山涛、王戎则都是名教中人。但是，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喜好《老子》《庄子》，能谈玄；二是嗜酒，时或不修边幅；三是为人风雅，颇善弹琴之类。
模印拼嵌画像砖“竹林七贤砖画”，南京博物院所藏
《资治通鉴》有一段对于“七贤”的记述。其中首位是嵇康（223-263）：“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资治通鉴》卷七八“高贵乡公景元三年八月条”）
对于嵇康的评论是“尚奇任侠”，我想做点解释。
名士钟会是司马昭的红人，在平定淮南之叛时，建言献策，得到司马昭赞赏。他从小就是嵇康的粉丝。年轻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想送请嵇康看，又觉得不够水准，就远远地从嵇康家窗户里扔进去，转身就跑。如今他成为当权者的座上宾，就想与嵇康套近乎。这一天，他来到嵇康家拜访，嵇康正在打铁，嵇康“箕踞而锻，不为之礼”，只顾自己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晾在一边，不搭理，钟会感到很难看，只得悻悻离去。这时嵇康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恼怒地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了梁子。我认为嵇康的这种不近人情、博取眼球的做法，就是“尚奇任侠”。
同样的情况，也见之于另外一位竹林名士阮籍。阮籍为步兵校尉，这是一份不干事而拿工资的官。“其母卒，籍方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居丧，饮酒无异平日。”你说阮籍是孝还是不孝？听到母亲的死讯，继续下棋，“居丧，饮酒无异”，这都是不孝的表现。可是，因为母亲去世，伤痛得吐血数升，毁脊骨立，又是一个十足的孝子。司隶校尉何曾很讨厌阮籍，当着司马昭的面责问阮籍是“纵情、背礼、败俗之人”！
清·冷枚《竹林七贤》
这种情况多多少少也出现在阮咸、刘伶身上。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姑母来参加母亲（阮籍之母）的丧事。阮咸就勾搭上了姑姑身边的一个侍女。丧事毕，姑母带着自己的侍女回家去，阮咸正在接待来客。听说这件事，立刻借了客人的马去追，追上后，阮咸与侍女同骑在一匹马上回来了（“累骑而还”）。
刘伶嗜酒，平常总是乘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背着锸（掘土的工具）随己，曰：“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对于这些出格好奇之事，据说“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
付出生命代价的是嵇康。
山涛为吏部郎，举嵇康自代。嵇康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一千多字的长信，一开始就说他与山涛的相知是误会，他与山涛就不是一路人。接着嵇康谈到交友的原则贵在相知，又说自己根本就不是做官的人，“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抱怨好友阮籍从来不谈论他人，只是自在自乐，人们却对他口诛笔伐，我怎么敢涉足官场呢。表示自己要“离事自全，以保馀年”。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为嵇康赢得了清誉，却激怒了当权派司马昭。曾经的粉丝、后来怀恨在心的钟会，就嵇康卷入好友吕氏兄弟的家庭纠纷一事，诬告嵇康“尝欲助毌丘俭（毌丘俭是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氏的边军司令）”，又说嵇康这些人“有盛名于世，而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宜因此除之”。嵇康于是被杀。
《资治通鉴》引据同样为著名隐士的汲郡（今河南辉县）人孙登的话来评论此事。孙登善《易经》《老子》《庄子》，弹琴长啸，无所不通，标准的玄学名家。嵇康曾拜访孙登求教，孙登对嵇康说：“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孙登对嵇康的评价“才多识寡”，为世所不容，故死所难免。嵇康之才华，罕有其匹。为什么说“识寡”呢，就是缺少见识呢？这个见识又是什么呢？司马光在评论东汉末年的党锢人士时，也有类似的评论。大体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既能世事洞明不糊涂，又能应对现实复杂环境有智慧），方才是高明之人。嵇康并不能真正的潇洒于竹林，他还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出名，“尚奇任侠”，即此类也。
262 年，在嵇康赴刑场这天，刑场上人山人海。嵇康看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要来一架古琴，弹起了《广陵散》，琴声潇洒，嵇康的表演更潇洒。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赴刑场之前，嵇康做了两件很务实的事：一件是告诉年方十岁的儿子嵇绍要做忠臣，要谨小慎微地与领导打交道，不要学自己；二是他把儿子托付给了曾经要绝交的山涛，而不是交给竹林里的朋友向秀等人。在山涛的培养下，嵇绍成为晋王朝的忠臣，挺身庇护以“何不食肉糜”知名的晋惠帝，死于敌人的飞箭之下。
嵇康在刑场上的表现与他赴难前对于嵇绍的安排判若两人。从这个角度说，嵇康与何晏没有什么不同。
将无同：王衍的虚谈废务
入晋之后，玄学的韵致已经发生了转向。身居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居然峨冠博带地谈弄起玄学来了。最典型的就是王戎（234-305）、王衍（256-311）。流风馀韵，及于东晋南朝。
王戎出身琅琊王氏，本为竹林七贤之一，因为与司马氏为姻亲，走出竹林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司徒。身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资治通鉴》这一段史料来自《世说新语》。这里的王戎，一是荒政不务正业，二是贪婪爱财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到处购买田产；日夜计算钱财收入，常若不足；家里优质李树上长出的李子，能够卖钱，又怕李树种子为人所得，乃钻穿李核。
“凡所赏拔，专事虚名。”王戎提拔的官员也是务虚不实干的。阮咸之子阮瞻曾去拜见王戎，王戎问他：“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说：“将无同！”意思是说“没什么不同吧”。据说王戎对这个回答赞叹不已，遂辟署阮瞻为司徒府幕僚。时人谓之“三语掾”（“掾”指幕僚，“三语掾”的意思就是凭三个字就被聘为幕僚）。阮瞻为人谦和，善于弹琴，与世无争，虚名之外，并没有什么作为。
看重阮瞻的高官还有王衍。王衍，字夷甫，是王戎的堂弟，历官黄门侍郎、尚书令、司空、太尉。《资治通鉴》对于王衍的事迹有比较多的记述。“是时，王衍为尚书令，南阳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王衍与乐广为西晋的清谈领袖。但是，乐广出身寒门，执政权力也有限。（《资治通鉴》记载乐广云：“乐广性冲约清远，与物无竞。每谈论，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自见。”而且，乐广对于放浪形骸的事情持批评态度，认为“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卷八二“晋惠帝元康七年九月条”）但王衍则不同，他是当朝宰相，其“善清谈”而“宅心事外”，“举世以为仪准”，众人仿效的结果，必然带来举朝虚谈废务。
据说，少年时代，王衍就长得清秀精神，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的判断，不幸而中。王衍有两大罪过：一是身居高位，高谈玄理，不以经世为务；二是西晋危机四伏之时，不思救治，只想狡兔三窟。他借口天下大乱，地方需要重臣镇守，做出制度安排，让自己的两个兄弟王澄、王敦分别出任青州（今山东及河北东部地区）、荆州（今华中地区）刺史。
公元308 年五月，最早出来造反称帝的匈奴人刘渊派大将石勒等进攻洛阳，连续几年的进攻，西晋首都危如累卵。王衍等借给司马越送葬的名义逃离洛阳，在途中被石勒抓捕。为免于一死，王衍丑态百出，先是辩解自己的无辜，国事如此，没有责任；后又向石勒劝进，称尊号，登帝位。完全没有一点辅政大臣的气度，为石勒所不齿。
从这些表现来看，王衍是清雅之士吗？其实俗不可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叫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挥麈谈玄的背后，是人生的算计。王衍的人格分裂与前面的何晏、嵇康异曲同工啊！
受到王衍的影响。王澄及阮咸、咸从子修、泰山胡毋辅之、陈国谢鲲、城阳王夷、新蔡毕卓，“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为什么“醉狂裸体”这么出格的事都做得出来呢？其间的是非有那么难以分辨吗？这些名士其实是在放达的名目下，尽情展现自己的浪荡生活而已。有一次，胡毋辅之酣饮沉醉，其子胡毋谦之窥见后厉声呼其父字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父亲胡毋辅之欢笑地呼儿子进来共饮。毕卓任吏部郎时，隔壁同僚酿酒成熟，毕卓借着醉酒，夜里溜进放置酒甕的房间盗饮，为掌酒者捉拿捆绑起来，第二天早晨一看，原来偷酒贼乃是毕郎（吏部郎主管人事任免）。
《资治通鉴》认为，当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这些言论影响了王衍一类人，“王衍之徒皆爱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王衍之徒虚谈废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虚谈，谈玄理，务虚名，显清高；另一方面是废务，废事功，废武事。
裴頠著《崇有论》批评这种作风，说其“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似是而非的玄论，听者虽然有所异见，“辞不获济，屈于所习，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结果是“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这样搞出名气之后，“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甚者至于裸裎亵慢，无所不至，士行又亏矣。”（《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惠帝元康七年九月”条）
魏晋士人讲究“放达”。因放而达，放什么呢？放弃名教的束缚，任心而行。曹操也明白“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他的回答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东汉名士的天下己任，三国英雄的壮志豪情，统统被魏晋名士放弃一边，他们需要的是生命之花的自然绽放，所谓真性情的流露，本能本性的抒发。总之，虚谈废务是一个方面，放浪形骸则是另外一个方面，这才是魏晋风流的底色。
士族政治虽然在东晋达到极致，但是虚谈废务的政治衰败反而不突出。原因在于东晋当朝的五大家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都是经世人才。潇洒自归潇洒，政事依然是政事。琅琊王羲之“东床坦腹”，自然放任；曲水流觞，怡情养性，但是他仍然批评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他写给桓温和谢万的信，尤其体现了其家国情怀。谢安在野时悠游东山，在朝治国理政，“镇之以静”。淝水之战，沉静退敌，将儒者的家国情怀，道家的秉要执本，融为一体，是魏晋风度最积极的一面。陶渊明梦想的世界是桃花源，现实的生活是“采菊东篱下”，不为五斗米折腰，诗酒田园，清贫一生，展现了魏晋风度最洒脱的一面。
后论
然而，到南朝时代，虚谈废务之风习，犹有馀韵。梁武帝中年之后，一心事佛，多次舍身同泰寺，处理国事、家事都一塌糊涂。他的儿子—建都于江陵的梁元帝萧绎，在西魏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还开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这也是虚谈废务的另外一种形式。魏晋士人钻研玄学，在思想史、学术史的成就不容忽视，王弼的著作至今仍然闪烁着哲学的光芒。但是，像王戎、王衍这样的当轴大佬，像梁武帝、梁元帝这样的帝王，怎么能不务正业、荒废朝政、故弄玄虚呢？谈玄者忘身物外，变成了忘身事外。家国覆灭、身死人手，亦其宜矣。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20年第6期“读《通鉴》论”栏目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