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体育学博士徐元植

首尔人徐元植只身来到北京的时候，没想到会一住就是12年，并且逐渐把自己心爱的跆拳道文化介绍给了许多中国朋友。作为清华博士、跆拳道黑带八段，徐元植不仅曾在清华和北大教过跆拳道课，还在北京拥有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跆拳道训练馆。“跆拳道让我在北京的生活非常有意义，也使我的人生更加丰富。”

疫情期间，徐元植的道馆经营遭到重创，从1月过春节开始歇业至今。不过，本着保障师生健康的理念，他采取“佛系”经营策略，决定等疫情彻底结束再开门授课，目前只能通过小视频和学生们分享跆拳道知识。

从韩国庆熙大学读完体育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徐元植出来创业，曾经在首尔拥有六家跆拳道馆。生活趋于稳定后，他想寻求一些可能的变化。2006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徐元植的注意，他萌生了到中国看看的念头。

2008年年初到北京，徐元植就开始学习中文，达到了汉语水平考试（HSK）的七级水平，可以完成听说读写，并具备一定的社交技巧。但他还是觉得“学中文太难了，而且我当时年纪也不小了，要完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更是难上加难”。为了练习，徐元植就去热闹的咖啡馆里大声朗读课文，用环境给自己壮胆。

清华大学的体育学博士，是徐元植攻读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他觉得学校是对他成长最有帮助的地方，“可以学会最基础的语言，还会拥有当地人脉，并且深入理解中国文化。”2009年徐元植入读清华，成为体育系的第一名博士留学生。到2016年毕业，他花了七年时间，终于穿上了中国的博士袍。

七年里，徐元植下了不少苦功夫，从最开始发音不好、发言困难，到最后能成功获得学位，徐元植揭秘了当年的学习技巧，“我们上课有大量的讨论时间，我就先给老师们写邮件，说明我是留学生，中文不太好，请老师们把课堂讨论题目发给我，这样我提前准备好就可以在课堂上加入讨论。”

说起清华，徐元植最感谢导师仇军的培养和帮助。因为从小接受跆拳道训练，而且从本科到博士都在学习体育专业，徐元植在清华读博士时，就已经给本校的学生教跆拳道课了。毕业后，在仇军老师的推荐下，他被北大外聘，成为跆拳道选修课的老师，一教就是三年。

其间，徐元植的太太和三个小孩也来了北京，一家人定居在这里，孩子上学，太太就去北京语言大学学中文。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徐元植开了道馆创业，从韩国请来熟悉的教练，希望把他最喜欢、最正宗的跆拳道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中国人。徐元植介绍，跆拳道不只是防身的技术和格斗的功夫，道德和礼仪是关键。一个人功夫再好，如果失去了道德，也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疫情期间，徐元植位于望京的道馆一直没开业，“安全和健康决不能冒险。”他说。教练们都在春节假期返回韩国了，徐元植不仅承担着房租，还持续给一名资深教练开工资。徐元植也考虑过网上远程教学，但是跆拳道作为运动项目，受到场地、环境制约，网课很难保证质量和效果，学生们的积极性恐怕也会大打折扣。虽然教学遇到困难，但他也不想被动等待，就录了十几个两三分钟的短视频，并结合其他资料，一起发给学生们，让他们可以跟着视频在家练习。徐元植本人也利用这段空闲时间，考虑起出书的事情——他想通过文字细致地介绍跆拳道的全球化发展和教学指导方法。

最近，徐元植的主要任务是在家做家务，他大笑着说，平时太忙了，都顾不上家务，疫情期间反而有空闲在家烹饪，做拿手的炸虾、炸鱿鱼和烤五花肉。他也会和太太一起去买菜，或者在小区附近散步。

春节假期疫情尚未暴发时，徐元植曾回韩国过年，并且陪伴母亲度过了八十大寿。后来因为工作签证临期，他要回北京办续签手续，还经历了14天的居家隔离。徐元植很理解并配合中国社区的防疫措施，他在新闻上看到中国的防疫资讯，上飞机前专门去超市采购，把食材装满了行李箱，下飞机就直接开始隔离。

疫情期间身处中韩两国，徐元植对两国抗疫举措也有自己的观察。“虽然两个国家在方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我认为这两个国家是全球防疫较成功的国家。”徐元植观察到，韩国政府主张民众自我隔离，配合手机实时发布危险警报和疫情新闻，同时为高危人群提供免费检测，降低了疫情的扩散风险。而中国的封城很有效，关闭公共场所、民众居家隔离的措施非常有助于防止疫情扩散。在徐元植看来，中国抗疫的宝贵经验可以让其他国家借鉴，“为了全人类的健康，中国和韩国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文/武冰聪

编辑/陈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