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高秀莲是一名清洁工，她所负责打扫的是长沙一所大学的马路。那条马路对她有特别的意义——马路尽头的学生宿舍，曾经住着她的女儿。

7年前，她19岁的女儿赵蕾从山东禹城来湖南长沙读大学。几个月后，远在山东的她和丈夫赵洪明突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说女儿不见了。

她和丈夫赶往长沙，开始寻找女儿，寻遍长沙的车站、景点、街巷，去过湖南大部分市州。

他们没想到，这一找就是7年。7年过去，女儿再无音讯。

她和丈夫申请成为学校的清洁工人。整整7年，他们在学校马路来来回回清扫，期待着女儿能突然出现。

打扫的马路尽头是女儿宿舍

2019年12月3日，长沙已经进入冬季。长沙城南的一所高校，赵洪明正在学校的马路边用铁锹清除着石缝里的杂草。他说，女儿失踪那年，也是一个这样的阴雨季节。

在山东老家，他曾是一名货车维修工，如今他每天的工作是，早上5点起床，在8点之前把负责的马路清扫干净。之后就是巡查，确保清扫的这条马路没有垃圾。妻子负责清扫的是另一条马路，路的尽头是一栋学生宿舍，6楼的一间寝室曾住着她的女儿。

今年4月，这对夫妻搬进了学校物业的公共宿舍，一个约10平方米的房间，和其他同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夫妻俩平时就睡在加宽的双层床下铺，上铺和另一张双层床堆满了杂物和他们捡来的旧衣服。房间里塞着各种式样的桌椅，都是学生离校毕业时搬不走的，让他们用得上就拿去，“刚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也都齐了”。

在学校物业的宿舍中，夫妻俩一直收藏着以前一家三口的照片。

这个“家”里，高秀莲把与女儿有关的物品都收了起来。她在上铺翻出一个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叠女儿以前的照片，一封7年前女儿从长沙寄回山东的家信和一张卷着毛边的寻人启事。照片中，读高二的赵蕾已经和父亲差不多高，双手搭着父母的肩，三个人都露齿笑着。

来长沙之前，赵洪明是山东禹城一家汽运公司的货车维修工，高秀莲在机械厂做模具，每人每个月是一千多元的工资，这在当时不算富裕，但也安稳。

在夫妻俩眼中，女儿孝顺懂事，学习方面很少让父母操心，成绩不错，又是班干部，老师们都很喜欢她。父母心疼她学习辛苦，平时不让她做家务，但夫妻俩要是去上班了，女儿也会自己做饭。

“有时候她向我撒娇，不好好喊妈妈，还喊妈咪”，回想起这些，高秀莲还是会笑出声。

高秀莲说，女儿从小到大很少和父母发生争执，最“叛逆”的一次大概就是在高考填志愿时，父母想让她留在北方，报考山东或者北京的学校，但她执意报考了湖南大学，最终因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了长沙另一所高校。

2012年9月份，赵蕾如愿来到长沙就读。入学不到一个月，她寄了封信回山东，信的开头没看到称呼，直接写道：“这是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家书，它以家乡的纸笔为底色、对你们的思念为釉彩，寄托着我对你们的忏悔以及我对今后生活的决心”。

她在信中向父母道歉：“在开学的这几天里我反思了好多，我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对不起您二老，不该让你们生气。家里有那种和和气气的气氛是应该的，可是我总是在破坏它，总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准，这太自私了。”

她在信里还写道：“可能是因为处在青春期，我总是充满叛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的想法与现在的社会有点不符合，而且我也长大了……我不希望我的人生是被别人安排的，我不想像《北京青年》电视剧里的四个兄弟一样，自己的前20几年的生活全是被自己的父母安排，然后自己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青春。我只想从18岁开始起就自己主宰人生的方向，走过真正的人生，而不想在别人安排的道路上走完一生。自己走过这一段旅途可能会特别辛苦，但我想这样走过，因为人生只可走一回。”

“我知道咱们家的境况，我不会整天向家里要生活费，我会努力做好，去争取拿奖学金等来缓解你们的压力。”

信的最后，她说：“我希望爸妈你们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正常吃饭，而且吃得有营养，养好自己的身体，等我回来，等我带着荣誉回来。”

女儿上大学之后，妈妈高秀莲和她联系更多。当年10月底，她还告诉女儿自己买了些枣子，想晒干了寄给她，赵蕾说：“不用了，等过年了回家吃。”

10月30日中午，高秀莲趁着休息时间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听到女儿说正在午睡，高秀莲便匆忙挂了电话。没想到，这会是女儿和家人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物品都在寝室，人不见了

赵洪明记得，那是在2012年11月5日的上午，他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女儿辅导员的电话，问他：“你们在湖南有亲戚吗？”

赵洪明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家远在山东，对他们来说，湖南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省份。

辅导员又问：“女儿是不是谈恋爱了”，赵洪明没听说过女儿有男朋友，也觉得可能性不大，“她特别上进，一去大学就有了考研的打算”。

辅导员告诉赵洪明：“赵蕾找不到了。”

“当时就觉得她应该是和同学出去玩了”，赵洪明也来不及想太多，赶紧打电话给高秀莲，两人一起直奔火车站。

夫妻俩都认为女儿突然失踪不太可能，但也有一些让人不安的信号：他们反复给女儿打电话，但对方已关机，QQ上的留言也不回复。

赵洪明夫妻从山东禹城赶来长沙。到了女儿的寝室，他们发现银行卡、衣服、行李箱都在，女儿随身带走的可能只有手机、身份证、校园卡和钥匙，不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

有关女儿的去向，赵洪明、高秀莲所能确定的最后线索，就是2012年11月3日下午，赵蕾独自离开寝室之后，便不知所踪。

赵蕾曾经的室友李玲（化名）回忆，赵蕾失踪的当天，大概是下午一两点钟，她从学生会值完班回到寝室，正好遇到赵蕾准备出门，她背着一个书包，说要去参加老乡会，“当时我们刚入学，老乡在一起聚餐也比较正常，所以就没有多想”，但那天晚上赵蕾就一直没回寝室。

赵蕾的另一个室友王薇（化名）记得，一直到第二天上晚自习时，班长清点人数，发现赵蕾不在，大家才觉得不太对劲，并告诉了老师。

李玲说，在这之前，赵蕾还有过一次夜不归寝，惊动了辅导员出去找她。赵蕾回来之后曾和另外一个关系不错的室友说，自己是因为看到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压力很大，才这么做的。“但她去了哪里，我也没听说”。

在李玲的印象中，赵蕾性格比较开朗，和同学们相处不错，也很要强，在军训时就争取进入了仪仗队，之后还竞选过班委，但没能选上。“她是被调剂到我们学校的，可能有些不甘心，所以一进学校就跟她关系比较好的那个室友打算考研”，王薇现在一提起赵蕾，也是首先就想到她是一个很求上进的人。

现在回想，李玲和王薇都觉得赵蕾离校前没有什么异常，“没想到她离开学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间寝室。”

赵蕾曾经的照片。

根据室友的描述，赵蕾失踪前穿着浅蓝色格子外套和深色牛仔裤。夫妻俩报警后，把学校东门口那一整天的监控视频看了两遍，却始终没找到女儿的身影。“我们当时一到长沙就去派出所报了案，警察说她这是失踪，而且已经成年，就没有立案”。

夫妻俩毫无头绪，只能拿着一张长沙地图，把能想到的地方都跑了个遍，车站、景区、旅店，甚至是寺庙，结果都是一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寻找一切可能的地方

在此之前，赵洪明从来没有到过长沙，高秀莲也只是在当年9月送女儿入学时来过一次。她想起那时两人曾去烈士公园玩过，“也许只是出去玩了”，两人抱着这样的希望，决定先从烈士公园找起。他们拿着一沓寻人启事，逢人就发。

没有回音。找完烈士公园，夫妻俩又跑遍了车站、景点和大小街道，挨家挨户询问，“有的人还会看一下传单，有的人都不理我们，有几次还被当成是疯子，因为我们当时都蓬头垢面的”。

走街串巷寻人时，赵洪明看到墙上涂画着贩卖迷药的小广告，越想越怕，“会不会被拐到山里去了”。长沙的冬天不同于山东的干冷，赵洪明夫妻刚开始寻找女儿的那一个月，阴雨连绵。

寻人启事发出去很多，但打来电话提供线索的只有一个男人。

他说在高速公路旁看见了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女人。可赵蕾的箱子在寝室，赵洪明也觉得在高速公路上找到人的机会渺茫，只好否定了这条线索。

有时候突然出现的线索，让他们以为就快要找到女儿了，但很快又陷入失望。

当年12月，赵洪明夫妻在火车站发寻人启事时，一个正在路边招揽生意的旅店老板说，她在几天前见到一个小媳妇模样的女人，有些像照片上的赵蕾，赵洪明当时有些怀疑：“小媳妇应该年纪不小，但我女儿才19岁呀。”

旅店老板又说，她曾经隔着门听到女孩说：“被人骗惨了。”

赵洪明觉得可能性高了许多，跟着老板去了旅店。可惜女孩入住时没有登记身份信息，他在附近找了多家店铺的监控，但都没有找到女儿的身影。

赵蕾失踪两个月后，省公安厅关注了这件事，“后来派出所就立了案，说是拐骗”，赵洪明说。

民警通过定位发现赵蕾的手机在她失踪当天曾出现在汽车站，之后到了常德。夫妻俩连忙赶过去，在常德汽车站周边找了十几天，无果。加之时隔两个月，车站附近店铺的监控视频大多都删除了，夫妻俩的希望再一次落空。

赵洪明夫妻听说，在赵蕾的通话记录上，失踪当天有一通电话打给了长沙世界之窗，夫妻俩也找了过去，但看着赵蕾的照片，工作人员说没见过这个人。

“会不会是被传销骗去了？”赵洪明听说在星沙附近有传销窝点，便四处打听有没有“拉人头聚会”的地方。

他几年前被传销骗过，了解他们的套路，假装想要加入，借机混进传销点找人，找了三四处，可还是一无所获。

赵洪明开始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如果去了传销，应该会找我们要钱呀”。

寻人的时间久了，一些毫无来由的猜测也冒了出来。“会不会是出家了？”两个人这么想，便去开福寺找。“

有没有可能是被打残了，在四处乞讨？”夫妻俩又去火车站、汽车站等各种乞讨人聚集的地方找。一样的结果：没人看见。

找了一年，高秀莲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临界点，一提起女儿就哭。这时两人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赵洪明不敢这样找下去了，他找到学校校长，请求帮忙安排了一份工作，在学校里做清洁工。

当时两人负责的清扫区域正好在女儿的宿舍楼下，“也想过可能哪一天，正好遇见女儿回来”。

就想等一个结果

说起女儿失踪一事，赵洪明忍不住落泪。

寻女7年，赵洪明也会这样安慰自己：“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也许是被人卖到山里控制起来了，等生了孩子，管得松了，她说不定就能跑出来了。”

但有时他又沮丧起来：“现在都是信息时代了，这样一点音讯都没有，是不是活着的可能性也不大。”

2013年初，女儿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夫妻俩撑不下去了，爬上岳麓山，想寻个了断。

路走到一半，高秀莲的电话突然响了，手机装在口袋里却拿不出来，夫妻俩停下脚步，扯出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从山东打来的110。

正在这时，路前方掉落了一根手臂粗的树枝，“如果不是那个电话，被树枝砸到的就是我们俩”，高秀莲想：“这说明我们命不该绝，还是得继续找女儿，万一她回来了，我们却不在了怎么办。”

但说起这通救命来电，高秀莲又有些无奈：“后来发现那是个诈骗电话。”

失望总是与希望交织。女儿留在寝室的东西，在室友毕业前还一直保持着原样。“万一哪天她回来了，还要继续读书呢”。室友们有时也会聊到她，“会想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因为叔叔阿姨一直在学校周边找她”，李玲说。

高秀莲还保留着山东的手机号，“如果女儿回来了，要跟我们联系，她肯定记得这个号码”。禹城的房子也没卖，门口贴着寻人启事，“那毕竟是我们家，万一女儿回来了，我们还要回去住的”。

边打扫边等待女儿的日子，他们在长沙过了7年。以前在山东时，高秀莲喜欢带着女儿四处旅游，而现在身边的同事、邻居都说着湖南方言，夫妻俩常常面临着答非所问的尴尬，“最开始听他们说‘恰饭了没’，我们还在想‘恰啥’，后来才知道这是吃饭的意思，”高秀莲说，“所以我们一般就待在家里”。

在同事刘艳（化名）的印象中，赵洪明夫妻老实、话不多。她知道夫妻俩寻找孩子的事，但从没听他们自己说起过。“我也不愿意说，要不然像祥林嫂一样”，赵洪明说。

夫妻俩还是保持着山东人的生活习惯，在员工食堂吃一顿饭只需要3元钱，但两个人吃不惯湘菜的辛辣，还是喜欢隔三差五蒸几锅馒头。

在长沙这些年，赵洪明夫妻每年就回一两次山东，到了年末，兄弟姐妹喊他们一起过年，夫妻俩都找理由推脱掉。但是就算丈夫不回山东过年，高秀莲还是会独自回一趟老家，“我要看看我们家的情况，看看女儿有没有回来”。

“我现在就想要一个结果，如果能等到消息，我们一家人一起回山东是最好，如果人不在了，我们也死了心。要是一直没消息，等我们退休了，找不动了，还是要回山东。”赵洪明说，有时他也想去派出所打听调查进展，但常常是一无所获。

负责维护学校治安的片警说，虽然7年前他就在这里工作，但他当时并不负责调查此事，详细的情况需要找学校当年所属的派出所。而学校当年所属派出所所长说，自己2016年才上任，不知道赵蕾失踪一事。

现在，赵洪明休息时还是会骑着一辆二手电动车漫无目的地出去寻人，看见路边的乞讨者都要留意辨认一下。

今年9月，高秀莲在朋友圈看到女儿大学室友的孩子出生了，她点了个赞。“如果女儿没有失踪，她今年26岁了，按她上大学时的打算，也许现在已经硕士毕业，说不定结婚生子了，就像她的大学室友。”

编辑/叶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