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向沁源县捐赠的《赵城金藏》复制件

王箭在沁源县水峪村西水峪沟内考察藏经窑洞(记者孙亮全摄)

800多年前，山西一位民女断臂募缘刻经。

几十年后，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复刻本《赵城金藏》终完工，如今已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1933年，《赵城金藏》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意外被发现，轰动一时。

“七七事变”后，如此稀世国宝引起了侵华日军觊觎，一出“《赵城金藏》逃难记”被迫上演。

断臂刻经

金代，山西潞州（长治）民女崔法珍发下宏愿，要造刻大藏经。

为刻经，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感动了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资襄助。施主以村民为主体，“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

大约在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前后，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组成了“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终于完工，历时约30年。

《赵城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法珍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因而被赐紫衣，并受封为“宏教大师”。后为赵城县广胜寺所请，刷印一部藏经，运回山西。

历时约30年刻成的《赵城金藏》又是何物呢？

藏即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都是卓越的翻译家。

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唐开元年间智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的编次方法。

北宋开宝年间，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刻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

这部佛教大藏经，是一部庞大的丛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宋、辽、金、元、明、清等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开宝藏》是这些大藏经雕版的鼻祖。

截至目前，各版大藏经中，留存的孤本已然不多了。《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帧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

《赵城金藏》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先生主持，组织百余位专家学者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就是以《赵城金藏》为底本进行的编辑整理。

国宝遭难

《赵城金藏》入藏广胜寺700余年间，明代曾有修补，后不为人知。

1931年，世所罕见的宋《碛砂藏》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被发现，随后它被运到上海影印流通，上海组织发起了“影印碛砂藏委员会”。该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访求古经。

1933年春，范成在西安见一老僧从山西五台山朝拜而来，他向范成说：“晋省赵城县（今为洪洞县赵城镇）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范成听后立刻动身，前往山西。当他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看到古版藏经时，惊喜万分。

范成亲自整理该经后，与广胜寺相商，借了部分经卷到北平展览。后由三时学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图书馆联合出版了《宋藏遗珍》46种249卷。但当时范成并不知道该经的确切名称。

1934年10月，近代著名佛教居士蒋唯心赴广胜寺调查，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才把此经的原委弄清楚。至此，这部尘封几百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赵城金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蒋唯心的文章考证“严谨详审”“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缪尤为切要”，对《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做了正确评估，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权威的论述。“断臂刻经”之说，就出自蒋唯心的考证。蒋唯心的发现，举国震动，他也是首次提出这套古藏应定名《赵城金藏》的人。

《赵城金藏》的发现轰动了学术界，“中外人士联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也异常重视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宗教界称《赵城金藏》与《碛砂藏》是中国佛教的两大最重要发现。

1934年，日本学术界新整理编辑的佛教大藏经《大正藏》印行，中国宣布发现金代雕刻的《赵城金藏》，对日本的震撼可想而知。日本的学术界开始打主意，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经派人到赵城考察过，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拒绝。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大幕。

1937年9月，雁北沦陷后，国民党第14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在赵城约见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提出部队撤退时要带走此藏经。力空召集赵城僧俗与之力争，李默庵未能运经。力空回寺后马上将弥勒殿橱中藏经吊送到飞虹塔上封存。

1938年农历正月初八，阎锡山特使也来索要藏经。力空借口“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即不容易，更难保险安全”，回绝了对方。

1942年初春，侵掠晋南的日军企图劫走这部藏经。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获悉情报后，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抢先保护此经。因事关重大，他立即请示上级。

得到延安的批准电报后，史健做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等执行。

李溪林与赵城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先赴广胜寺做通力空和尚的工作。地委机关的同志与军分区基干营于2月中下旬，在日军占领道觉村的前3天，夜入敌包围的广胜寺虎口夺经。

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等登上飞虹塔二层，从空心坐佛基座里取出经卷。教导员刘德裕率领的赵城县大队和洪洞县大队担任警戒掩护。在赵城二区书记卫继瑞组织驮夫的接应下，人背马驮，五单位密切配合经石门峪上山，将近5000卷经卷运抵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在阻敌掩护运经过程中与敌交火，伤亡了几个战士，“血染经卷”。

不久，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恼羞成怒的日军，觊觎《赵城金藏》，直奔亢驿。

经卷危在旦夕，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部队携经在亢驿周围山区的泽泉、马岭、和川一带与日寇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赵城金藏》也命悬一线。历经跌宕起伏生死辗转，经卷最终运抵沁源移交太岳行署保管。

新华社太岳分社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刊登在1942年7月6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

沁源围困

得知八路军抢先运走藏经的消息后，侵掠晋南的日军司令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伪山西省长苏象乾也气急败坏赶到赵城调查。面对日军的骚扰，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与刘济荪又安排将经卷藏在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保存达4年之久。

为什么要运到沁源？

抗战时期，地处太岳根据地腹心的沁源，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赵城金藏》按照原计划要运往延安，沁源则是必经之地。

“太岳区是联结延安与各解放区的关键要道，出沁源、过平遥的大山，闯过南同蒲线就到了吕梁山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原沁源县武委会主任王鹏飞之孙、抗战史研究专家王箭说，太岳区是各解放区重要人员、物资去延安的必经之道。

而日寇早把这里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曾8次闯入沁源疯狂扫荡。而就在《赵城金藏》运抵沁源的下半年，“沁源围困战”爆发了。

1942年10月，日军第二次侵占沁源，企图使沁源伪化，实现其“山地剿共实验区”的毒辣计划。沁源抗日军民针锋相对，对日军开展了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斗争。

1942年11月，太岳军区正式发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的命令。日军据点5华里内的村镇、人家全部迁出，退入深山，给日军侵占地区及其周围制造了一个“无人区”。

“群众撤到山里，打些小窑洞、庵房等，白天不敢住，不敢生火，晚上才敢回来。”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沁源县文化局原局长、75岁的张成仁介绍说，一天只吃一两顿饭，军民们坚持到1942年冬天，粮食已经不够吃了。除了到平遥、霍州去买粮外，只能有组织地进行抢粮，把群众撤退时藏起来的粮食抢回来，后来发展到去日军驻地抢东西。

张成仁说，后期则开展“抢种抢收”活动，采取集体行动，军民们带着枪在大片的土地种上粮食。“白天在山沟里种，晚上在城边种，等到小麦快收获时，就组织军民抢收，一晚上把麦穗都割回来，第二天日军一看，大片麦田还在。”

日军占领沁源县城以及阎寨、中峪、交口4个村镇为据点后，其军火物资的补给有两个渠道。沁源军民寻觅战机，在这些要道上多次伏击日军，予敌以沉重打击。

就这样，太岳军民采取空室清野、长期围困和伏击战、夜袭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各种战术，将日军围困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共进行各种战斗2730余次，歼灭敌人4000余人，最终迫使日军残部狼狈逃窜，取得了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

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报道称“全沁源八万人，没有一个村组织起‘维持会’，沁源人民以‘沁源人没有当汉奸的’一语自豪。”

日本投降后，《赵城金藏》于1946年运到河北涉县转交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张文教具体保管。

《金藏》复原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华北政府电令太行行署，将经卷分装42箱，由涉县乘小火车到邯郸，再乘汽车到北平，于1949年4月30日运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保存，《赵城金藏》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

5月14日，北平图书馆特为此举办了展览和座谈会。《人民日报》于1949年5月21日头版登载了《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的消息。

辗转运到北平图书馆的经卷，由于长期存放在潮湿环境中，当时破损霉变非常严重，纸张粘连板结在一起，十之六七无法打开，急需揭裱修补。

为修复这批文化瑰宝，自1950年起，中央政府在当时国家经济状况困难的情况下，特地拨出修复款项，并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董必武、周扬同志亲自批示，从北京琉璃厂请来四位师傅开展修复工作。

佛教界也募集了云南纱纸和贵州皮纸资助修复。按照“整旧如旧”原则，经过16年的努力，到1965年，《赵城金藏》全部修复完成，被精心保存在恒温恒湿库房和楠木书柜中。

《人民日报》于1982年7月8日发表了“稀世珍宝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好消息，报道了修整工作已经完成，指出“在当今世界已成孤本的《赵城金藏》以其历史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为中国的珍贵文物”。接着孤本《赵城金藏》修裱后的一幅照片又刊登在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1960年，山西省博物馆也将该馆原藏152卷《赵城金藏》转让北京图书馆。1982年，山西省新华书店冯玉玺先生又捐赠了两卷《赵城金藏》。加之历年收藏的零种，至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藏经总数达到了4813卷。

藏匿谜解

抗战期间，《赵城金藏》在太岳根据地核心区域沁源县安全保存长达4年之久，然而具体的藏经位置一直成谜。

原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原名李维略）之子李万里30多年间一直在考证《赵城金藏》的历史。王箭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多方考究。

2017年7月，国家图书馆组织的“《赵城金藏》寻根之旅”田野考察活动结束后，李万里、王箭和太岳根据地史研究学者李国庆等学者和当地政府，开始了对藏匿《赵城金藏》窑口的艰难查找和论证。

“李万里对《赵城金藏》历史熟悉，李国庆对太岳根据地历史的了解，加上我对沁源抗战史的研究，是我们得以确认经卷藏匿地的基础。没有对沁源抗战史、沁源地理、太岳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的深度掌握，想要开始都难。”王箭说。

2006年，李万里曾专程到湖北武汉市刘济荪家中了解此事。当年藏经的当事人之一刘济荪此时已去世多年。依着渊源，李万里与刘的夫人郭刚、儿子刘铁达说起“藏经”等事。郭刚说：“刘济荪只说是在绵上，但想不起来藏经煤窑的窑口，为此‘文革’中还自责写了检查，说是自己的一大罪过。”

1984年前后，当时在沁县史志办任职的李国庆，曾为太岳区抗战史之事专访过刘济荪。在武汉刘济荪家中，李国庆问起藏经之事，刘济荪说了一些细节：藏经煤窑在靠近绵上一带，离道路不远，窑口大，能步行进入。李国庆后来在沁源黄土坡、才子坪、聪子峪一带寻访，因缺乏其他佐证材料最终放弃。但这一点描述却为后来的寻找研究划定了地理范围。

王箭说，老煤窑能步行进入，符合沁源县郭道镇以北煤层较厚的特征。黄土坡以北在抗战时期敌伪势力较南部强大，从安全考虑可基本排除。即使这样，绵上村以北到黄土坡以南仍然是老窑众多的地区，而且在打击私挖滥采后小煤窑口大多被炸塌封口。条件如此，寻找的难度可想而知。

转机来自偶然。2019年6月15日山西电视台《赵城金藏》纪录片剧组进入沁源拍摄，王箭、李万里等人试图为剧组找出一处相似的地方。他们来到了符合想象中秘密藏经环境的聪子峪乡水峪沟村。

村支书雷达的父亲雷国亮老人，将众人领到了村西三里许的一道东西裂出、南北向的小山沟，沟西侧次第排列着三孔煤窑口。一孔是已经垮塌了的石砌斜井，一孔是被掩埋得只剩下深一米五多、直径两米余大的直井坑，一孔明显是后来又开挖过的斜井。

村里老人雷怀珠的讲述让王箭头皮一炸。“水峪村的老窑在抗战时藏过县里的文件。”雷怀珠说。

苦苦探寻多年的专家组，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对了研究方向。经反复考证，最终在7月中旬确定了《赵城金藏》抗战时期秘密藏经地，即沁源县聪子峪乡水峪村西水峪沟内的一处废弃煤窑内。

“虽不能就此排除其他煤窑藏匿《赵城金藏》之可能，但这一处煤窑，符合现在我们已掌握资料中的所有必备条件，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将更为确认。”王箭说。

沧桑巨变

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的《赵城金藏》，终于找回了这段丢失的“逃难史”。

800岁的《赵城金藏》，在悲惨的岁月中走过的道路，70多年间，也发生着沧桑巨变。

《赵城金藏》藏身4年之久的老区沁源，因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发展基础差，到了新世纪，许多地方仍不通水泥路，一度成了贫困县。

而今，填补了《赵城金藏》贮运史空白的藏经地，成了沁源一张红色“新名片”。当地已决定将当年藏经的水峪沟峡谷开发成“金藏红谷”，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红色太岳精神。

记者采访时，以沁源军民保护《赵城金藏》为题材的电影刚刚杀青。

文/记者 孙亮全 胡靖国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