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富二代成长故事。

2岁多就被送到离家六百多公里之外的上海一个著名中学教师家寄养，16岁在加拿大的纸厂打黑工，“撸纸”练出一身肌肉。24岁学成回国，先后经历两次完全失败的创业，26岁和父亲一起开始了迄今最成功的一次创业。

从他的经历来看，称呼他为创二代更为合适。

这对父子是现在正在冲刺科创板的浙江诺尔康科技的董事长和总裁，父亲李方平早年是温商中赫赫有名的“八大王”之一，李楚是他的长子。

回顾他的成长经历，李楚表示没享受正常童年有缺憾对父亲略有怨言，但也有好的一面，“我一个人在上海从三岁起呆了十年，一直到念初一全家才搬到上海。在上海寄宿的一家人对我都特别好，我一直叫他们外公外婆，他们是上海重点中学的老师，教育方面很有一套，把我教育得比较好。”

正因此，李楚寄宿在老师家的小学期间成绩很好，考了非常好的初中。初一全家搬到上海走读后，反而成绩一泻千里，父亲很忙天天见不到人，就管给钱，脱离老师管教的李楚顿时变成脱缰野马。

初中毕业后，他随母亲去加拿大留学，母亲很节俭不给零花钱，一下子从富二代变成“穷人”的李楚，只能去附近打黑工挣零花钱，16岁的少年每天搬运，三个月就明显变健壮了。

总结16年的创业路，李楚很谦虚，他认为诺尔康的项目之所以能坚持14年，“主要还是我跟父亲在学习，他在商业上嗅觉更敏锐，判断更准，更有韧性，我被困难一吓就吓到了，父亲一条路就带着我走来，没有人是天生的企业家，我能坚持到现在都是他的引领，他的前期资金支持和坚持。”

但两代人的冲突无法避免。平常父子两代人很少在一起吃饭什么，除了工作并没有太多可以谈，刚开始李楚对父亲是有疑虑的，他在大学的时候跟父亲吵架，会说“就你这小学毕业的水平等我回国肯定比你强”。

父亲也经常抱怨他“怎么9点还没来公司，喜欢睡懒觉”。但在李楚看来，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而不计较于几点上班。关于富二代的称号，李方平笑言，“我自己都还没富起来，你顶多是个负二代。”

李楚的婚事是两代人迄今为止最大的冲突，李楚的妻子是沈阳人，温州人的传统习俗是不大喜欢娶外地媳妇，家里给安排了30多次的相亲，但李楚就是跟沈阳的女孩闪婚了，家里威胁不给办婚礼，但最终爷爷奶奶心疼长子长孙还是给小办了一下。

两次失败的创业经历

李楚的创业经历，得从2003年开始。当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后经历了两次完败的创业。

第一次是倒卖煤炭。

2005年煤矿很火，父亲给了50万元让他自己创业。李楚在山西呆了半年，先去江苏江阴找有需求的化工厂，找好了下游再去找煤炭，他买了100吨的煤，上下游都找好了，钱也投进去了，看上去，好像万事俱备只欠运煤的火车皮。

结果，事情就卡壳在这个火车皮上了。当年火车皮还需要托关系批条子，李楚不擅长这一套“潜规则”，在煤运到火车站之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煤又经不起火车站露天仓库日晒雨淋的损耗，只好转卖给了当地人，最后这笔生意亏了十几万。

他心灰意冷地回到杭州，父亲笑着说，“你看吧，生意不好做吧。”

第二次失败的经历是国际贸易。

李楚想把中国的便宜T恤卖到正在大选的墨西哥，因为竞选需要不同颜色的T恤和手环，墨西哥也是人口大国，一个阵营一买就是几百万件，李楚就带上100多件浙江绍兴柯桥购的一批T恤，去了墨西哥到处给人看样品，李楚在墨西哥到处请人吃饭吃了两个星期，把一百多件T恤都发出去了，但没拿到单子。呆了一个月之后还是杳无音讯，他的第二次创业又失败了。

但是，转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一次偶尔的机会，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李楚听到关于一个“转口”信息，一个在加拿大的邻居说起，一个在美国的亲戚在做人工耳蜗的研究……

李楚觉得人工耳蜗在国内市场应该很大。当时，他还在看个无水洗车的项目，“我问我爸的意见，他说不能太贪心，两个都要做，只能二选一，建议我选了人工耳蜗。”

这次，李楚听进去了父亲的意见。2005年10月父子两人一起飞到美国去跟人工耳蜗的技术团队进行了第一次洽谈。

数月“烧”完300万美元

当时与他们竞争的还有来自美国的投资公司、台湾的医疗公司和香港的科技公司。

李家父子组成的团队看起来是“最不靠谱”：没有做过医疗的经验，草根民营企业家也不是资金实力最雄厚，但作为温州人的他们胆子最大，“在四家中，我们给的条件最为优惠，没有签署任何附加条件的对赌条款，给对方股份也最大方，资金全部由我们出，还让出30%股份给技术团队。”李楚回忆。

第一次洽谈之后李楚和父亲一回国就把全国各地的五家做耳鼻喉科的著名专科大医院都跑遍了，询问医院和专家医生的看法。

有一家大医院约的是下午两点钟，结果李楚和父亲、一位叔叔（父亲的弟弟）一行三人等了两个小时，那家医院的走廊大厅都没有装空调，三人衬衫都湿透了。李楚和叔叔都等得不耐烦要走了，但在他父亲的坚持下，他们还是继续等到对方。

所有的医生都说市场很大，但不建议他们做。因为当时国内的顶级高校技术团队都在做研发，其中一家最接近商用的做了临床60多例都失败了，一位专家说，“这么多高校和中科大都没有成功，你们一家民营企业能成功吗？而且你们花的可都是自己的钱。”

当时掌握人工耳蜗技术的美国教授团队给的计划是“3年时间300万美元”就可以商用，按当时汇率折算为3000万人民币。可国内一家大医院的院长，还是院士，跟他们说3000万商用是不可能的，3个亿差不多可以摸到门槛。显然，潜在的风险可想而知。

听到这么多权威专家提出的这么多质疑和困难，加上当时美国教授团队所在的学校不肯出让专利所有权，李楚面对这些困难开始打退堂鼓了。

李方平又一次出来做了这个项目落地的“主心骨”。他坚持再去一趟美国，了解美国专家团队对国内专家们的质疑怎么看，美国的技术团队给出了充分有力的解释，这让李氏父子最终决定走下去。李楚父子用“情怀”打动了美国专家所在的大学，中国是一个收入偏低的人口大国，他们的梦想是想做一个普通中国人能用得起的人工耳蜗，大学最终同意出让专利所有权。

第一年先花了3个月讨论做什么样的产品，他们舍弃了买现成的东西拼装在一起的方案，决定做当时世界上性能参数都是最好的产品。研发芯片巨烧钱，预算哗哗地往外流，李楚团队最终烧了五次单价十几万美元的芯片才烧成功。

第一年，才几个月就把300万美元的预算都花完了。

14年磨一剑

温州人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习性，习惯投一个项目都是全家族凑钱一起来投。本来计划一年产品出来，结果一年连个芯片都没出来，时间表和花钱进度跟预计差距太大，其中李方平压力最大，他在全家族集资了六千多万，几乎所有的亲戚都有入股，问李楚觉得行不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这时李楚反而坚定了，“我们每天不是996，是007，也没有节假日，所有人吃喝拉撒都在一起，项目是难，但我知道该找谁，花多少钱，用多少时间。”

第二年年底，样品出来后，做到了全球最薄，分辨率最好，言语策略也是唯一针对中国人设计的。但无法融入国内当时的技术条件，于是又花了三年，把产品改成国内接受的形状。2009年底，才拿出来产品做临床，120例，60例成人，60例儿童，不到三个月就把成人给做完了，观察期一年后效果非常好，医院做对比性测试，发现跟进口的产品比，各方面都没差异。然后，开始做儿童的临床，也非常顺利。

2011年7月，他们的耳蜗产品终于拿到了许可证并开始销售。一开始，李楚的信心很足，临床效果这么好，价格这么低（定价只有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没理由卖不好。

但现实给了他一棒子。

第一任销售老总干了三个月就辞职了，因为实在干不下去了，开始临床之后陆续有外部投资方进来了，有钱后，公司开始招人扩厂扩建。但在2011年下半年只卖出了22套，李楚只能亲自去跑销售，了解到医院的顾虑主要担心自己要承担风险。

李楚和父亲想了两个应对的办法：第一把产品捐出去，2012年就送了中残联100套、浙残联100套，第二是给所有购买他们产品的患者买了人保的保险，产品出问题保险赔付。

这两个对症的解决方案一下子就打开了销路，接下来就越做越顺了。现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售出一万多套。

人工耳蜗成功之后，很多知名的国外教授来找他们寻求合作。李楚挑选了跟现有技术神经电刺激相关的延伸技术——人工视觉和偏瘫刺激，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公司口号，“让听不见的人听见、让看不见的人看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

目前，诺尔康的人工耳蜗年产量达到5000套，年产值达1.3亿，目前最后一轮融资估值为25亿元。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