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年北京创办第一届百花奖至今，大概有一半的届次我都曾因工作而亲身见证。当然，掐指一算，距上次以记者身份在北京参与报道，已是28年过去了。这次百花奖重现北京，让我有种奥运回归雅典，闪回最初模样的感觉。

每一次百花奖，都是大众视线聚焦电影业的机会。观察百花奖的变迁，也就不难发现影评文化的变迁，这也是让我最有感触的一个记忆线。

还记得21世纪初那几年，我国的电影市场似乎悄然形成了一个阴晴难测的蓄势风口——影评大众化、差异化开始形成。

按说作为文艺作品，电影天然会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在以往，上世纪中后期，针对电影的评论，主要集中在有话语权的正规媒体手中，评论人基本都是行业人士，争论的范围也基本集中在业内。老百姓若想发声，门槛太高，需要首先写成规范的影评稿，然后投稿，再被筛选……导致普通人对一部电影的看法，无论“好坏”，其实都很难在大众视野中呈现，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基本都是影片的正面“评述”。

可随着世纪之交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娱媒体率先开始了内卷型竞争，不同的甚至为博市场眼球而发的声音开始涌现。同时，部分走在时代前沿的年轻人，又惊异地发现了可以吐槽的网络平台……于是，针对电影，特别是声势较大的商业片，一股前所未有的“吐槽潮”渐渐出现，对电影从业者来说也是新的考验和挑战。

印象最深的是张艺谋的《英雄》获得百花奖前后经历的风波。由于特殊业缘关系，《英雄》那部电影，我是唯一全程跟随主创乘包机前往北上广首发式，并于次年赴洛杉矶跟访张艺谋奥斯卡之行的记者。还记得在北京首映发布会上，某报记者用质问的口气发问张艺谋：“《英雄》除了打架……还有什么？”对此，张艺谋当晚在和记者的聊天中表达了强烈不满。次日，我撰写的文章《张艺谋终于怒了》刊出，引发轩然大波。这是张艺谋至今在媒体上，几乎唯一一次，正面硬刚负面言论的长篇发声。

但这还没完，张艺谋的这次反驳，反而加剧了各类声音的进一步“兴奋”。影片上映后，舆论两极分化，媒体上呈现出铺天盖地的正反声音互搏。几天后，张艺谋第二次“怒了”，他再次感受到了媒体声音中的“不公”。只是，这一次，张艺谋很快平静了下来。当天深夜，他便明确表示希望我撤回采访稿，觉得不必也不该为此纠结、回应。

事实上，打那之后的20多年来，人们几乎再也看不到他对负面言论做回应。尤其是针对影片，他所做的只是继续低头潜心创作，而把“回应争议”的事，交给了一个更适合代表公平的“人”——让大众电影百花奖去说吧。

2003年，《英雄》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影片。那一年，广大影迷用51万张投票表明了态度。此外，在百花奖的历史上，张艺谋也先后因8部影片，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等8项百花奖，成为百花奖获奖最多的导演之一——得到真实观众的支持，才是影人最硬的底气。

这些看见与经历，让我深深觉得，百花奖要保持在国内影人心中的位置，必须向初心看齐。从我30年文娱媒体、影视从业者的工作经历来看，百花奖也一直未曾放弃这份努力。

当年，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也似乎成了百花奖自1980年复办以来所面对的一道坎儿。为了拓展和适应更广泛的民众投票，更为了防止纸质投票刷票，同时防止低市场热度影片利用制度漏洞蹭榜，强化大众市场属性，2000年百花奖（第23届），首次试水线上网络投票（初代数字化尝试）；2003年百花奖（第26届），首次设立硬性参评门槛，影片内地票房达到500万元方可报名参评；2004年百花奖（第27届），我还采访了影协负责人，报道了全国首次正式上线的手机短信投票方式事宜……时至今日，2026年北京百花奖（第38届），在之前若干届投选机制不断改革的有效成果上，又进一步形成了“上游严控入围（首轮入围影片实名评审团成员类型扩容标准化等）、中端技术锁死（新增单人一票锁定机制等）、后端切断借票数直通获奖的路径（终评101位大众评委选拔体系重大升级等）”三层防护体系，让人感觉它正在尽最大可能切近百花奖“普通真实观众评价影片”的最初定位。

而在我看来，百花奖“最初的模样”，说白了就是要走出一条不被裹挟的民心所向的赛道。在这条赛道上，重要的不仅在于呈现影片在专业层面上是否优秀，更在于坚持努力寻求过程的公平。

文/郑叶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