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记得，那年我从香港执行公务回来，单位给了三天假，便得空不时到离家不远的京味书楼闲逛，那时刚出版的《捞针集——陈子善书话》，便是在这段时间于此处购得。既是精心淘来的书，自然喜欢得“弗得了”。怎奈书中信息量太大，短时间内无法读竟，更无法消化。那日我把它带至单位，午休时自包中取出展读，同事洪君看到后对我说，这位陈先生是其大学时的老师，还给我讲了陈先生许多治学的往事，这令我对此书和它的作者愈发产生兴趣，而一读再读之后，竟开始私淑陈先生，也渐渐喜欢上了“新文学”。

自此之后，我孜孜矻矻于书肆、书摊、书市，但凡遇有可意者，则尽力收入箧中，后来甚至还“打飞的”至沪上，几将一批“新文学版本”一网打尽，痴迷竟至于此……倏忽将近三十年过去，犹弹指一挥。日来得闲，遂自庋架抽出这册《捞针集》，再读之后，复兀自感慨良多。

甘做捞针之人

子善先生被公推为新文学文献大家，其治学路径清晰，不尚空言，不骛高论，唯于故纸堆中寻幽探微，辑佚考订，数十年如一日，终成一家之学。这册《捞针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7月推出，乃先生在内地出版的首部个人专著，内录书话近九十篇，篇幅虽不称宏阔，却最见其为学初心。评家多谓集中文献之新、考辨之细，堪补文学史阙失。此论固然不错，然照我今日之见，此书之可贵，未必全在捞得多少佚文珍籍，而在他怀抱金针，不囿于书斋，不私藏绝学，毅然冲入人群，行度人之事。这于喧嚣浮躁的当下，如此自处姿态与济世心肠，实在太过难得。

书名“捞针”，取大海捞针之意，乃子善先生极谦之辞。想那些新文学史料，浩如烟海，散佚零落，欲寻得一段未刊文字、一枚初版信息、一封被人遗忘的书信，正是“烟涛微茫信难求”。而文学史主流叙事之下，多少细节被简化，多少真相被遮蔽，多少文人被忘记，那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边角文字，其实正是重构历史的贵重材料。这些犹如金子般的细小微末，普通读者固然不知也难知，为学者也鲜见有潜身打捞者。子善先生却甘做捞针之人，不嫌弃事之琐碎，不抱怨功之迟缓，于常人不屑处用功，于无人涉足之地一个猛子扎入深海，竟积少成多，积金成堆，这份定力与胸怀，已非寻常学人所能及，此或许正是其为学初心的彰显。而其为学之成果，照我看来，便是那一篇篇“细小”，也未必逊于某些通史、概论、新论的分量，有心人当能于细品中体会得到。

发现“新知识”

前述我由读《捞针集》而喜欢上了新文学，却是对先生治学的精神，竟连皮毛也未曾学到，只是作为搜书的地图而已；便是如今再读，实在说，也仍旧停留在初级的知识层面。虽说书中的“知识”已大多稔熟，但从中仍然“发现”好些被以往所轻忽的“新知识”，而这些“发现”，恰恰再次印证了先生“捞针”治学的细致与深厚。

比如谈郁达夫，他不做思想体系之梳理，只考其佚简往来、版本异同，钩沉其最早向日本读者推介鲁迅《故乡》的史实，厘清文人交往的隐秘脉络；记周作人，不涉宏大评价，只寻其集外文句、交游点滴，考证其为《骆驼祥子》日译本作序的来龙去脉，还原文人身影的真实细节；论张爱玲，亦不做过度阐释，惟重文献真伪、版本流变，辨析《传奇》初版与再版的文字差异，还原作品最初的风貌。

而在“藏书票杂说”目下，更是有了新的“发现”。我因不懂印章之妙，故素来不讲究、不关心也不事收藏，《鲁迅遗印考略》一篇即被我一再忽略。今次再读，方知大先生有一笔名“唐俟”，竟是以陈师曾为其所刻“俟堂”印章，取谐音将二字倒置而来，真是有料且有趣得紧。更为主要的，我还于其中发现一位受郑西谛之托，为大先生刻过印章的“刘小姐”。子善先生称“这位‘刘小姐’名刘师仪，字淑度，现居北京，今年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了……她为鲁迅刻过白文‘鲁迅’和朱文‘旅隼’两印。这是鲁迅颇为欣赏的两方印，他晚年的手迹上，大都同时钤盖这两方名印”（此篇原载1981年《大地》第六期，又子善先生谓此乃与吴朗、朱嘉栋合作。本文作者注），云云。读书至此，忽然一愣……忙不迭取出数年前友人所赠《淑度百印集》查看，又从网上找资料比对，方略知事情始末。

原来大先生托西谛觅印，并未指名，是西谛自夫人口中得知淑度为齐白石高足，又系女师大旧生，曾亲聆大先生讲论，遂郑重推荐。大先生得讯复书，云“名印托刘小姐刻，就够好了”，托信之深竟至于此。淑度奏刀既成，复呈白石老人审定，而白石也直言得失，不稍假借。小小一印，辗转之间，可见旧日文人相交，以艺相重，以诚相待，不矜名，不徇私，亦可见大先生于后学之才，爱惜周致，不没闺阁之能。而我也由此终于知道了，《准风月谈》封面所钤“旅隼”印，正是出自淑度之手，旧日悬谜，一朝尽白。当然，先生于此一事也只是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不夸大，不附会，不牵强，虽不刻意为文，不追求辞采，却自有书卷气息，这正是其书话的独到之处，也更是其甘做桥梁、甘当导引的治学初心的重要着落点。

填补史料空白

以“捞针”之勤填补史料空白、践行度人之心外，《捞针集》中，先生为学初心的另一深层体现，乃在于对前人的温情与敬意。

集中文字，多涉现代文人踪迹，子善先生落笔，始终带着理解与体谅。比如对陈独秀、叶灵凤、叶公超、宋云彬、刘大白诸公，他并不站在道德制高点随意评判，不以后来观念苛责前人行事，而是置身于具体历史情境之中，体会文人的处境与心境。辑佚考订之外，字里行间藏着对前辈文人性情的体察，对一段文化历史的珍惜。许多被时代冷落、被世人遗忘的名字，因他的打捞而重新为人所知。许多被误读、被简化的文字，因他的考辨而恢复本来面目。他不是冰冷的文献整理者，而是带着温度的历史守护者。其文无激烈之辞，无偏颇之见，平和之中自有坚守，冲淡之下自有担当。这般治学态度，在立场先行、评判严苛的风气盛行之时，越发显得弥足珍贵。这种对前辈文人的温情，恰是其学风的重要特质，也是其治学上一以贯之的温厚风度在另一个层面的具体落实。

先生的这般治学与为人，也正好契合了书话的固有真谛。书话一道，自古及今，名家辈出，风采各异，却始终秉持共同的真谛，即重史料，亦重性情，重考据，亦重趣味。子善先生则兼取众长，不急不躁，不骄不馁，沉潜下来，做真正有价值的事，说真正有根据的话，而《捞针集》诸篇，看似平实，却有事实，有掌故，有见解，有分寸，不蔓不枝，温润得体。其文不事雕琢，却自有书卷气息；不逞才情，却自有学者风骨；打捞成果不为私藏，也不为标榜，而只在助益事业、启发他人。即就我一己从中所得，已不止新文学文献知识，更是一种读书做人的范式；而人群之中，读其书受其益者，又岂止小可一人而已。姜德明先生为此书作序，盛赞其于故纸堆中抢救史料的痴诚，想来也正是对他不藏私学、金针度人的为学怀抱的推许。

子善先生如今已行届伞寿，却依旧秉持为学初心，于茫茫文海中深潜细捞，终至编著等身，硕果累累。我想，喜爱者，尽可取以为基，构筑自家学问之塔；而本无偏好者，睹其一枚枚小小的金针，亦必会大开眼界，甚或由此爱上读书，亦未可知。倘果真如此，或不负子善翁金针度人之苦心仁心，而于全民阅读一事，则必也善莫大焉。

文/群山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