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2日，里斯本丸在舟山外洋沉没。这是一艘二战时期日军用于押运战俘的轮船。香港战役后，日军将1816名英军战俘关押其中，计划运往日本充当苦力。但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在船体上装设大炮又没有任何战俘标识，船被美军潜艇“鲈鱼号”误判为战船，遭到后者发射的鱼雷袭击。最终，船上大部分人葬身海底，但有384名战俘因为舟山渔民的救援而奇迹生还。
舟山渔民的救援来自朴素的善意
里斯本丸事件就是院线电影《东极岛》的原型。囿于商业类型片拍法，电影对此做了大量改编，与真实历史已颇为不同。
比如：电影中，东极岛渔民起初对援救英军战俘颇有犹豫，但现实里，青浜岛、庙子湖岛等舟山群岛渔民是出于善良本性与救落海人的传统，主动救了300多名英军战俘，藏在家中或渔船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渔船上，当舟山渔民拿出菜刀时，英军士兵以为渔民要砍他们，结果渔民拿刀切胡萝卜、鱼肉，无私地分享给了英军士兵。
去年上映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比《东极岛》拍得明显更好。如果读者看完这部纪录片，还想要更详细地了解这起事件，英国作家托尼·班纳姆（Tony Banham）撰写的《里斯本丸沉没》是一本比较合适的书。这本书已经有了港版，由学者杨惠迪、王升远翻译，内地版也即将由“万有引力”推出，书名为《里斯本丸号的沉没 被遗忘的二战悲剧》。
班纳姆是《香港皇家亚洲学会学报》荣誉编辑。自1989年以来，他在香港已经居住三十余年，创立了“香港战争日记”项目，发表了多部与战时香港有关的著作。他也是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顾问。在《里斯本丸沉没》中，班纳姆详细记载了里斯本丸上的英军战俘、日军和美军潜艇鲈鱼号成员的生平经历，使我们得以全景式地看见里斯本丸沉没对于他们生活所造成的巨变。
里斯本丸全长约116米，宽约18米，载重量7152吨。它起初是一艘大客轮，1940年在巴西被改装成货轮，旋即被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收购，在侵华战争时期被日本军方征用，货船的船长名叫经田茂（Kyoda Shigeru）。这艘货船共有7个货舱，第一、第二层改造成简单铺位，用来运输战斗部队，曾数次往返菲律宾和台湾运兵。日军在使用里斯本丸时还动了小心思，他们加装火炮在船上，用这艘船运送战俘，却不在船体张贴任何战俘船标识，由此埋下了悲剧的引线。
值得留心的细节是，在里斯本丸出发时，珍珠港事件已经发生，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鲈鱼号”潜艇恰恰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编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事发前的10月1日凌晨4点，“鲈鱼号”指挥官罗伯特·罗伊·麦格雷戈中校接到报告：“发现了一艘疑似日本人的轮船，没有任何旗帜和标志，但舰首有大炮。”他误以为里斯本丸是一艘运兵船，于是发动了攻击的指令。
“鲈鱼号”发射了四枚鱼雷，前三枚失手，第四枚命中了里斯本丸船尾的螺旋桨，由此引发爆炸，将船体炸出了一个直径2.5米的洞口。冰冷的海水首先涌入最靠近尾部的三号货舱，那里关押着376名英国皇家炮兵。船进水后，日军往三号舱里丢下了一台抽水泵，他们停止发放食物，不允许战俘登上甲板，一边命令三号舱战俘加紧抽水，一边组织自己的人快速撤离。
战俘们本以为日本人在主要部队撤完后，也会组织他们撤离，但他们没有想到，日本人开始在三个货舱顶部的栅栏上铺设木板，又用帆布将三个货舱全部遮住。
显然，日本人想要淹死这群英国战俘。危急关头，战俘们决定自救。此时，幸好二号舱里有一个战俘厨师，他有一把日本人之前给他、忘了收回的厨刀。战俘们就用这把厨刀撬开木板、割裂帆布，再打开封住三号舱的铁门，与占据船上制高点、秘密留守的六名日本兵展开殊死战斗。然而，海水涌入的速度非常快，三号舱的战俘们还没来得及逃离，三号舱通往甲板的木梯就断裂了。而这时，里斯本丸眼看就要沉没。率先登上甲板的战俘只能跳海，拼命向陆地的方向游去，更多士兵则沉入海中，和巨大的里斯本丸一起葬入冰冷的大海。
他们为世界留下勇气与英雄主义的遗产
那些逃出里斯本丸的英国人没有想到，日本人不但见死不救，还要对幸存者赶尽杀绝。起初，日军生怕英国战俘泄露他们违反人道主义精神、密封三个船舱的做法，于是开着几条小船，用机关枪对战俘进行扫射。就在这时，距离里斯本丸最近的青浜岛（属东极岛）渔民站了出来，全岛200多位渔民，把漂到浅海的战俘救上岸。最终青浜岛渔民救了200多个英国人，庙子湖岛等渔民救了100多人。
日军见已经有英国人成功上岛，担心事态扩大，这才停止射击，甚至有一些日本兵开始假惺惺地一起救人。他们的算盘是，先控制住局面，再威胁渔民把所有战俘交出。他们以为只要封锁住这几个岛屿，就能把所有幸存的战俘都找到，进而再通过种种手段，胁迫他们保守秘密，把里斯本丸沉没伪造成一出单纯的意外。
10月3日，日军持枪登上青浜岛，威胁渔民，不交出战俘，他们就要杀光岛上所有平民。战俘们不想连累救了他们的渔民，这才主动跟日军离开。但聪明的渔民留了一手。他们将战俘中最像高级军官的三个人藏了起来，就像《南京照相馆》里爱国青年藏照片一样。幸运的是，这三个人还真没被日军发现，其后历经多次转移，他们平安回国，成为揭露里斯本丸沉没真相的有力证人。
回顾里斯本丸事件，舟山渔民纯粹的善意令人无比动容。抗战胜利后，他们甚至因为不想显得太功利而没有大肆宣传救援行为，以至于之后半个世纪，他们的义举都很少被大众知晓。
2019年秋天，纪录片导演方励组织了一场名为“Say Goodbye to Dad”的活动，所有里斯本丸事件幸存者的直系后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最终，有14位遇难者后人抵达船难发生的海域，见到了曾经救援他们父辈的舟山渔民。渔民林阿根就是当年的一位援救者。他曾表示，自己救人时没想那么多，有人落水就该救，这是舟山渔民的传统。2020年8月6日，林阿根逝世，盟军战俘后人在发给其家人的唁电里写道：“他为世界留下的遗产，包括勇气、英雄主义，和一个人在面对人类最恶劣的暴行时所能施予的善。”
“他吐奶，没上太平轮，救了全家”
稍稍做一点延展阅读。里斯本丸沉没是战争期间沉船悲剧的冰山一角。从1937—1939年国民政府招商局为了阻碍日军沿长江进攻而自沉的24艘大船，到号称中国近现代第一大船难、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的江亚轮悲剧，再到太平轮事件，沉船俨然是战争年代的一种隐喻，上船的人并不确定，明天迎来的将是平静还是意外。
在这些事件中，太平轮船难无疑是最具名气的一桩。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从上海开往基隆，却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与装有2700吨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相撞，不到一小时后，太平轮便彻底沉没，船上1000余名乘客、水手丧生，建元轮也有30多名船工死去。太平轮死难者中，包括了当时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袁世凯之孙袁家艺、蒋经国留俄同窗俞季虞、南京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时与潮》杂志总编辑邓莲溪、《东南日报》社长陆淑影等名流。沉船原因，在当时被认为是太平轮超载及夜航时没有打灯。
大导演吴宇森曾据此拍摄电影《太平轮》，拆分为上下部上映，但口碑平平，被认为叙事臃肿，像是披着史诗外衣的罗曼蒂克偶像剧。
而在书籍方面，目前关于太平轮事件，写得较好的一本是作家张典婉的非虚构作品《太平轮1949》。关于此书有一个段子：有一回张典婉去上海为拍摄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寻找素材，在某家餐厅遇见了小说家白先勇，白先勇听说她在关注太平轮，指着一位在餐厅角落默默吃饭的客人说：“你们该访问他，他吐奶，没上太平轮，救了全家。”白先勇指的这个人，乃是哈佛大学博士后、诗人与学者郑培凯。
白先勇没有写过全景式呈现太平轮事件的作品，但在小说《谪仙记》中，主人公李彤的双亲便是在太平轮船难中死去。张典婉的养母也搭乘过太平轮，好在那是1948年12月，而不是1949年1月27日那一班。养母还记得，自己乘坐太平轮时携带的东西，分别是一张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几根用布袋包好的金条、一个电话本。那个电话本里的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已打不通了。
在台湾，养母不厌其烦地跟张典婉重复讲述太平轮的故事，张典婉小时候还没大感觉，只觉得阿妈啰嗦，一件事讲来讲去也不烦。长大后她才愈发意识到，这是母亲记住重要但已消逝的岁月的方式。而张典婉自己也开始搜寻和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她走访上海、宁波、基隆等地，查阅《大公报》等报道过此事的报纸，对一百多位相关人士进行采访，这才写成了《太平轮1949》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你能看到一位提前抵达台湾的上海女儿黄似兰，因为太平轮事件，她无缘和父母在春节重逢。父母与太平轮一同葬于大海后，黄似兰目睹了家族中势利的遗产争夺，黄家留在上海的遗产被亲属悉数吞并，她寄住在阿姨家，七十年代后又搬去了澳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你也能看到幸存者之一的叶伦明，他用坚持长跑来作为对太平轮事件的纪念。他说：“每次慢跑都是一次活下来的勇气……我幸运地活着，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
历史不只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历史也是由平民百姓、由无数条分叉枝节构成的历史。从《太平轮1949》到《里斯本丸沉没》，这些书籍、影像既是一种“无名者书写”，也是对历史叙事的有益补充。我至今很喜欢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的两个情节是：当方励在伦敦街头问起路人，你是否知道里斯本丸时，一个小孩问，你为什么对这艘船那么感兴趣？而方励觉得，他在做的是一场“抢救”。当方励和帮助他的费少校进行交流时，方励说，他决定花费重金，在《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卫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寻找里斯本丸战俘幸存者。费少校劝他慎重：“那将会是难以想象的昂贵！”方励说：“但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可以吸引公众注意的方法了。我们俩都不再年轻了，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文/桑梓
编辑/刘忠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