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手有粮，心不慌”，这是自古以来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西安半坡遗址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开始用窖穴储存粮食了。至商周时期已在地面上建立仓储，或是在窑洞中窖藏。到了秦汉时期则已由国家建立粮仓，如官办的“常平仓”“厫仓”等。
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会在首都设立仓储，称之为“天庾正供”。至隋唐时，便已建有“天下第一粮仓”，此后，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都城粮储制度。
“漕运”推动储粮文化的发展
北京是金元明清四朝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所在，充足的粮食供应，自然是这座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随着城市经济的日趋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对于粮食的需求也自然会随之增加。而在粮食的转输中，或是人力的肩扛、背驮，抑或是牲口车拉，其成本是相当的高。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会开凿运河，以解决粮食的供输、转运。在北京的城市发展中，以“漕运”的方式补给都城的粮食需求，便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供给形式。
所谓“漕运”，就是通过水道运送粮食。
源自东北松花江畔的契丹族在崛起之后，便南下在燕京建立陪都南京城。为了解决南京城众多人畜所需的粮食问题，就曾开凿南京至通州的“萧太后运粮河”。金代建都于燕京（金中都城），也曾开凿闸河。但是，由于它们开凿的年代较为久远，为后人留下且又可供人们追索研究的实迹不多。
忽必烈在夺取政权之后，怀着征服中原的勃勃雄心，放弃金代的中都旧城，建起了以今天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元大都城。为解决首都漕粮的运输，即命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凿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并相应地建立了一系列由漕运、仓储、分配、供应等构成的粮食供应体系。而京通两处的仓储对于京城，乃至周边的灾荒赈济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明清三代的漕运及仓储
元朝的漕运相当繁重，每年征粮1200多万石。除去在大都城周边地区征收220余万石之外（其中最多时达300余万石），又从各省征收790余万石。元至正八年（1348）的一则碑记曾记载通州管理漕运事务的官员赵温的事迹，记有“国朝有东南之利，江浙之赋，岁输米350万石”。上世纪50年代，在雍和宫西侧意外出土了元代“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其上记有“至正十五年（1355）京师有54仓，储粮达百万石”，佐证了那个时代漕粮运储的状况。
2023年，在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东、西仓村一带发现元代“十四仓遗址”。元代曾在此设有漕运管理机构，也是元大都外围最大的漕运仓储基地，共设有粮仓14座，分别为：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稔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等。它们是以大运河为依托，由北运河、引河、人工水体（湖泊）、道路、漕仓等共同构成的大型国家漕运仓储系统。
但是，无论是海运还是河运，都只能先到通州。所谓“通州”，就是“漕运通济”之意。而从通州到大都的一段40余里路程就只能靠陆运。史书记有“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数”，每年耗资甚大。当时的漕粮和仓储，直接关系到元代统治的稳固，于是就有郭守敬受命引昌平白浮泉至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开凿通惠河之举。
这项水利工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动工，第二年即全部完工。与此相适应，还先后在通州和大都城内先后建起了永济三仓、永平和丰闰二仓、万斯南仓、既积和盈衍二仓、大积仓、广衍仓、顺济仓，还有屡丰仓等，京城合计二十二仓。至此，大都城的粮食储存系统基本形成。
到元成宗时，通州有了有年仓、富有仓、广储仓、乐岁仓、足食仓等共8仓。若加上张家湾的李二寺仓等，总数达到了14仓，约储存漕粮200多万石，连同大都城的万亿库等27处仓，京通两地的粮食总储量高达740余万石。
漕船经由张家湾西行，一路沿温榆河北上，由东、西坝河转至大都城内。元代中期以后，通惠河成了大都漕运的主要通道，即经通惠河西行入城后，再循皇城东墙外，过万宁桥（海子桥）澄清闸进入海子（积水潭）。也因此，元代的仓储大多分布在大都城东部。
至明永乐年迁都北京之后，白浮堰已废，海子的水面也已日渐萎缩，更由于明宣德年间皇城东移，漕船只能沿护城河北上进朝阳门，或东直门。因之，在朝阳门内建有7大官仓：北侧有北新仓、海运仓；中有南新仓、旧太仓、兴平仓和富新仓；南侧有禄米仓。它们共同担负着漕粮的仓储任务。因此，朝阳门在历史上又有“粮门”之称，其门内还镶嵌雕有谷穗的石碑一块，“朝阳谷穗”之说由此而来。
到了清代，又在朝阳门外护城河边上建万安仓、太平仓；东直门外建丰裕仓、储济仓；德胜门外建本裕仓、丰益仓等，仓储的总数达到13仓之多，号称为“京师十三仓”。对此，《顺天府志》这样记述：旧太仓计八十三厫（厫áo，亦作廒，贮藏粮食等的仓库）；富新仓计六十四厫；兴平仓计八十二厫；南新仓计七十六厫；海运仓计百厫；北新仓计八十五厫。海运仓和北新仓除厫座之外，还建有官厅、大堂、太仓殿、仓神庙、土地祠、监督值班所、官役值班所、科房、更房、警钟楼、巡警驻扎军等，足见其规模之大和构成之庞杂。
漕粮仓储建设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明永乐和宣德年两个时期。京通两地仓储最高的管理机构，在京者称“京粮厅”，在通州者称“通粮厅”。而从外地运抵京城粮食的早晚与否，直接影响到京城口粮的供应。明成化六年（1470），因漕粮抵京延误，就只能由户部给军民预支粮俸三个月，以补粮米。与此同时，还将存贮在京通二地的粮米发粜，以平抑市面粮价。为防止漕粮在发卖过程中有商人囤积居奇或违法倒卖，公示：“违者悉置于法。”
京通二仓对于稳定京城的粮食供应，以及周边的灾荒赈济亦十分关键。每遇灾歉之年，历年存储的各地漕粮，便可用来补充市面粮食不足，成为平粜出卖的主要来源。如明成化六年（1470）畿甸水荒无收，先后发京通二仓米计九十余万石平价出粜，以平抑米价，缓解饥馑。弘治二年（1489），顺天府属州县水灾，命支京通二仓粟米各二万石。又弘治三年（1490），命京通二仓减粜粳米三十万石，以济贫民。
史料记载，从明弘治至嘉靖年间，官府经常动用京通二仓在灾歉年份发卖粮食，保证正常的粮食供应，对国家安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仓储文物的保护和活化
值得一提的是，也许就是因为自元至清，有众多皇家粮仓集中分布在城东，更有因漕运粮储管理等多方面的需要，许多官吏、商贾自然也会集聚在其周边，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巨富群居之地，在民间亦流传有“东富西贵”之说。
岁月沧桑，世事更迭，仅有部分古代仓厫得以保存至今，有的则仅留下了一个胡同名，供人们流连追索。
北新仓胡同东口路南有一块说明牌这样写道：“北新仓为明清两代粮仓之一，市文保单位。元代此处是崇仁库。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改建海运仓。北新仓在清康熙年间，有厫85座，现存厫7座，其通风设施大都保存完整。”
海运仓现在成了一个地名，矗立在院子中间的“海运仓历史沿革（碑）”这样写道：“元代南粮北运，主要由海运到直沽海口，由白河、通惠河至大都。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在此建立官仓海运仓。运河漕船明代定额11770只，行运官军12万人，漕船除运粮外，还运贡品、苏杭丝织品、木材、金属制品、盐、药材等。除漕粮入海运仓外，其余入西四库。清初每年是欲征漕粮400万石。2001年改为住宅用地。”
南新仓现已改造成为文化休闲之所，其间还有“皇家粮仓文化博物馆”。在其中的一座仓厫墙上挂有一块简介牌：“南新仓是明清兩代京都储藏皇粮、俸米的皇家粮仓。明永乐七年（1409），在元代北大仓的基础上修建，至今有600余年的历史。现保留仓厫9座，是全国现有北京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仓厫群。”
朝阳门南小街东侧的禄米仓则是这样介绍：“禄米仓为明清两代储存京官俸米的粮仓。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该仓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至清初有30厫，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至57厫，光绪末年减为43厫。现存3厫（东部一座为2厫，西部一座为一厫）1984年立为北京市文保单位。”
上述仓厫，正是全国规模最大，保存得也最完整的古代仓厫群。作为古代储存粮食的仓厫，它们的建筑结构特殊，布局奇巧，是我们研究古代仓储文化宝贵的实物资料。仓厫，首先要保证粮食的安全，既要通风，更不能发生鼠害、虫咬、霉变。因此研究古代仓厫建筑结构，也可让今天的人们学习古人智慧。
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北京的金名片，古代北京的粮储文化自然是其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东直门内大街以南，东总布胡同以北；朝阳门南北大街以西，东直门南小街、朝阳门北小街、南小街以东地区列为“古代北京粮储文化保护区”，并规划设计成“古代北京皇家粮仓游径”，或可成为游览古都北京的重要项目之一。这样既可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资源，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可向世人讲述曾经发生在历史长河之中有关储粮的故事，以及仓厫建筑的科学特色。
文/朱祖希
供图/朱祖希
编辑/周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