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下午，“空间·历史·复活的人——邱华栋《空城纪》作品研讨会”在十月文学院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是第九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点活动之一，由《十月》杂志社、译林出版社、《北京文艺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阎晶明、陈晓明、张清华、贺绍俊、梁鸿鹰、孙家洲等20余位评论家、学者共同参加研讨，《空城纪》作者，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活动，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文学，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出席并致辞。活动由《十月》执行主编、《北京文艺评论》主编季亚娅主持。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作为出版社代表参加本次活动，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评析了《空城纪》的文学成就，围绕研讨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吴文学代表北京出版集团对到场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空城纪》中，龟兹、高昌、尼雅、敦煌……六座西域古城在故事中复活，一座座废墟还原成宫殿城池，一个个人物从魏晋汉唐史书，从壁画雕塑中走了下来，鲜活的历史人物让位于那些脆薄的窸窣的声音，远古的精神依靠自己充沛的力量矗立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敦煌七窟》一章作为《空城纪》的一部分，此前曾在《十月》杂志与广大读者见面并收到热烈反响。《空城纪》全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本次研讨会由《十月》杂志和译林社共同主办，体现了当代出版界一直以来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代表《空城纪》出版方发言。她首先感谢《十月》杂志和《北京文艺评论》编辑部精心组织本次活动，接着介绍了《空城纪》的出版情况，本书面世以来受到评论界、媒体和读者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入选了“中国好书”月榜等十多种重要榜单，《南方周末》《解放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做了整版报道或大版面报道。她认为邱华栋不仅是凤凰集团、译林社重要的作家和评论家，更是译林社在世界文学出版道路上的重要同行者和引路人。
从北京文学到西部叙事 厚积薄发呼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到格外强调的背景下，《空城纪》是从创作角度对时代主题的强烈呼应和当代回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清华认为《空城纪》显示了邱华栋从现实转向历史，从当下转向古代，从东部转向西部的写作转折，“其中有大环境的牵引推动，更有对中华文明传统探究和思考的使命感，更多来源于他自身经验的发酵。”在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看来，邱华栋曾为注重传统的北京文学带来都市之风，具有明确的主题意识，但在他笔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靠刀枪和武力建构起来的，而是靠文化、艺术和文字建构起来的，因为这样的共同体才最牢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以往历史书写，“它始终是站在一个中华正统的立意上来看我们对边塞的征服和这些战事”，但因为邱华栋来自新疆昌吉，“对西部有深厚感情，能理解各民族交融的中华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空城纪》是邱华栋真正的心血之作”。他指出《空城纪》对废墟的书写引人深思：废墟带有人类历史的命定性，“曾经那么美好的、美丽的、大胆的、勇敢的、勇猛的那些英雄都灰飞烟灭了”，关注人类文明的遗址化，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明的珍惜。
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联想到近年来火热的《黑神话：悟空》以及刀郎等文化现象，指出西部一直是中国文艺中的重要部分，《空城纪》对龟兹、高昌等地区的书写复活了历史，“他着力恢复的就是废墟、遗迹、荒原，建构一座座物理意义上的空城，挖掘现实精气神上丰沛的价值，让中原与边地的联系也接续重新站立起来。”在他看来，《空城纪》也是一种历史百科式的写作，“融合了人类学、哲学、宗教学、动物学、版本甚至音律学等等，他将戈壁、峻岭、沙暴、河流、猛虎、猎鹰、雕塑、壁画、高僧大德等等都放在这里面，能听到时间的呼啸、记忆的驳杂构成了雄伟、辽远、宏大开阔”。刘琼认为《空城纪》的重要意义是重新认识西部。“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再一次把目光和注意力凝聚起来投向西部，对他们的历史意义进行创造性的书写”。
海纳百川的世界性书写，时空交汇处的创意写作教材
多位专家对《空城纪》表现出的世界性书写深表同感。《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为近些年世界文学最为关注的主题就是时空，《空城纪》的世界性在于它既有物质性的时空，也有精神性的时空。在《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看来，《空城纪》是一本独特的书，“是历史小说，但又不是历史小说，有点像穿越小说，但又不是穿越小说”，他认为应该称之为跨时空小说，前面历史的部分跟后面现代的部分形成呼应，现代人的部分是有现代主体意识在里面的，比如关于爱情的思考，关于历史意识，“这些现代人的意识被有意识地带到现代部分，也带到了古代部分，很好地融汇了古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曾撰文称邱华栋的文学世界是一幅地图，他不断在拼凑或者绘制地图。她认为“《空城纪》是一种数码成像法，他要尽量让每一个格大小一样，形成台阶式的，尽量让每一个格结构相似、平面化。这是他构建世界历史和文学版图的一个方式”。
世界性书写也表现在《空城纪》对世界经典作品的致敬和征用。青年评论家李玉新认为，阅读《空城纪》让他想到卡尔维诺的作品。名字上，《空城纪》的空和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看不见都是一种无，都是一种缺失性的存在；结构上都是用短篇文本结合成的序列，内容上都写城市，都涉及了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卡尔维诺《命运交叉的城堡》是为每一张塔罗牌编写一个故事，邱华栋是为城编写故事，并为城里的物编写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教授张晓琴以自己在西部开车漫游的经历讲述对这部作品的特别理解，“有一些细节是落泪的”，作为创意写作专业老师，她认为《空城纪》堪称一部时空交汇处的创意写作教材。 她以本书凿空西域历史，附着当代思考；书写此岸故事，胸怀终极关怀，《楼兰五叠》第三叠楼兰王比龙化为佛，《敦煌七窟》中的人物最后全都涅槃等展开论述，认为《空城纪》是万象纪，书写了历史与当代的交汇，宗教与日常的交汇，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的交汇，梦境与现实的交汇，“我”与他人、与世界的交汇。
交响乐结构与开放、自由、灵动的叙事创造
《空城纪》的结构和叙事受到在座专家的广泛讨论。阎晶明表达了自己对《空城纪》结构的欣赏，将小说六部分比作六个交响乐章，“它实际是一个设计感整体感特别强的布局”。他分析了每部分由空城虚构人物和故事，再进行历史回望的结构；强调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将之关联于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并指出《空城纪》与邱华栋个人的文化习惯存在密切关联。在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看来，空城纪结构上是创造性的，“二三四五六七这样的结构，当这个大工程完工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的端倪到最后的全貌，感觉在中国西部广大的地域上出现了一个宏伟的建筑，包括建筑、人物、风物各种器物等等，包括宫廷政权、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这里面都涉及了，知识量非常大。”
贺绍俊认为邱华栋的叙事开放而多变，《空城纪》是他极具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成果。他以小说内容为例指出邱华栋对历史的认知方式，“《空城纪》里写道：我在高昌故城，故城的遗迹仿佛都有生命似的向自己逼来，我忽然担心这座故城会以时间的手捕捉我，把我吸食进历史的黑洞。”他认为这句话是邱华栋面对历史的态度，也是他的写作逻辑，他要主动抓住时间的手，而不是被时间牵着自己走。这种处理方式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指向未来。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敬文东格外关注《空城纪》的叙事艺术。他认为《空城纪》的“装配”结构很有意思，短篇组装成中篇，中篇组装成长篇，六个部分篇目数量上也是递增。《空城纪》沧桑的语调、追忆的口吻和废墟叙事是相契合的，第一人称叙事和上帝叙事相统一的方式，可以让死去的人重新复活。小说最大的特点不仅是提供了一种传奇的故事，而是把叙事本身传奇化。
在刘琼看来，邱华栋在这本书中把他才子这一面充分展现出来，“开放、自由、灵动、无拘无束的叙事创造与他饱读诗书和研究有关联，他既是滔滔不绝的讲述者，又有随时随地千姿百态的变形记，呼来啸去的穿越性”。中国社科院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从经验性层面指出，《空城纪》没有刻意渲染历史的慷慨悲壮，而是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将历史的厚重感“轻盈化”了，有其内在的诗意结构。会议主题中的“复活的人”由此切中肯綮：正是对具体的人的关注让小说中的“空城”有了人性的光辉。
知识考古与现场考古的融合，复杂高级的中华传统美学
张清华指出，《空城纪》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怀想和文明探究，实现了对历史迷雾生机勃勃的复原。“这是一部真正的知识考古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现场考古的作品，我惊讶于其中历史的熟烂、语言屏障的逾越、丰富的斑驳杂陈、生活方式的彼此偏见，不同的风习、语言、文化、信仰如何通过个人的血肉之躯、生命的桥梁，透过政治的博弈、信仰的交汇、战场的搏杀、宫廷的争斗还有血缘亲情的生死连接最后化为了斩割不断的共同体。”他对小说巨量的历史知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广阔而灵动的诗意气息，叙述的难度等方面表示惊讶和赞许。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对《空城纪》传递出的反战历史观非常认同。他以书里所写的精绝国相关章节为例，两支生前打得不可开交的精绝国先人在看到精绝国强大起来后来到城门前，他们的灵魂却被挡在门外，太阳升起的时候，精绝国两部分先人的灵魂随着太阳都化为乌有。从这可看出《空城纪》对战争可怕后果的控诉。
在刘琼看来，《空城纪》最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观，“历史观能够决定这个写作者的这样一个站位，他的胸襟、他的眼界，也是这本书能够存在的价值”。《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认为《空城纪》是非常热闹的小说，“有刺杀、有暗杀、有战争，是一本非常邱华栋的小说，读这个小说就像他这个人，很热闹，你甚至看到刺杀暗杀的时候能感觉到一招一式里头有冷兵器刺入肉体这样一个触感在里头。但它背后的东西可能是大梦一场，那些无头的灵魂最后回不到家乡，羊脂玉落入意识的河流，沙门最后遁入石头当中，比龙到墙上成为一个白衣佛”。她认为热闹背后有着非深沉的万事成空的苍凉，这种苍凉是高级的中华传统美学。刘诗宇对《空城纪》“空”的意象做出阐释，“《空城纪》里面大量的人、大量的事，甚至给我们营造出一种很喧哗拥挤的感觉。但是600多页的作品读下来之后是能看到一个历史怎么从有走向无，怎么从盛走向衰这样复杂悲剧色彩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看来，“任何一种历史的依存都会成为历史讲述的主体，《空城纪》用这种叙事的视角无限接近了一种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考古学”。他认为，从空间立体角度看，《空城纪》建构了一个丰富的关于西域古国的文化、风土、人情、人物、历史的博物馆；从流动性的叙事角度来讲，又像敦煌经变文，敦煌经变文就是一出一出的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串起，整体复活人、物、叙事、语言。杨庆祥从历史观与文明观角度，将书中西域的衰亡与罗马帝国的灭亡相比，认为邱华栋独具创见书写了在世俗生活的轮回里完成救赎的过程。
李蔚超指出《空城纪》一个重点特点是“当代历史的博物馆化”，“六个故事中，每一个去新疆的人都不特殊，他就是抱着一个我要找回历史的渴望，突然就成了天命人，找到了小鸟，找到了琵琶”。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历史，可以记述历史。
让器物开口说话，物本位的平视视角和文明叙事
刘大先认为从叙事角度来讲，《空城纪》很大一部分是物的叙事，“这个物比如说帛书、简牍、一枚铜钱或者一个锦袍，这些物体经过历史长河文化各种洗礼之后，把它变成了一种意象，这是小说书写回到本土的一种创作”。《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副主编饶翔从历史考古和文学的差异角度谈到对《空城纪》的理解，“历史特别是考古对于历史和文明的探索要依托于坚实的物，通过实物去印证解读一段历史，而文学更看重物背后的精神”。在他看来，这个物可能是实物，可能是虚构，也可能是废墟，“但是我们要从空无之物、虚构之物中提取人类的精神、时代的精神或者历史的精神”，他以书中的《高昌三书》章节为例，“帛书、砖书、毯书特别像历史启示或者历史箴言，不避死亡，根在中原，心是归处，把虚构和表达做得特别完美，从传奇化故事分别带出像融合、无私、爱与义这样一些主题。”
青年评论家白惠元、刘诗宇等将《空城纪》与近期热度极高的国产游戏《黑神话》联系起来。白惠元以B站备受欢迎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例说明大众的趣味转向，认为《空城纪》有鲜明的物本位特征，“《于阗六部》中钱币、雕塑、绘画、简牍、玉石开口说话，特别是佛头那一段特别让人想起《黑神话：悟空》，因为《黑神话：悟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也是引用了流沙国，沙里的佛头这样一些视觉化的呈现，如果说一切物象即心相的话，这个意义上《空城纪》非常微妙地映射了当下青年的某种心理状态”。他认为《空城纪》是一个写作方式的变革，“因为我们非常鲜明地感受到写作主体或者思想主体的位置变化，要把中心位置让出来，让给万物，让给一个更平视的视角，而不是非常高涨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空城纪》确实是一个文明叙事的代表作品。”
刘诗宇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他的发言，轮回转世、历史小说、空的意象。他将《空城纪》与《黑神话》对读分析，“《黑神话：悟空》里面处处都是孙悟空，实际上通过几百几千年之后天命人的角度展开，他要用时间跨度以及每个人都是天命人，我们一代代传承，所有人都属于一个抽象的大的孙悟空，所有人组成一个集体，这就是一个文明视角。”他非常激动和开心地看到《空城纪》从这个角度体现出了和世界范围内广义的叙事性艺术（游戏、电影等都是叙事性艺术）对话的可能和愿望。
李玉新的发言也呼应了多位专家的观点，“《空城纪》六部分虽各有各的写法，但常常共享一个近似的结构，用不变的物贯穿纷繁多变的历史故事，承载历史的痕迹。比如说龟兹的汉琵琶、高昌的铁鸟等等，故事就是随着不变的物由古代到现代，现代主人公像是古代人物的转世轮回重生一样，在探寻历史痕迹过程中通过这些物完成对历史的触摸和重演。”有趣的是，六个部分现代故事人物的主人公，名字分别叫李刚、张刚、赵刚、陈刚、王刚、吴刚，“这是特别好玩的彩蛋，名字的随意感、滑稽感恰恰是有所暗示的，所有探索这些古城废墟的现代主人公都是到废墟进行多次田野调查的邱华栋的分身，六个对话历史的故事给了他一种整合感，强化了力量感。”
邱华栋在最后发言时表示，各位评论家的评述精彩绝伦，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值得纪念。三个多小时的研讨会中，各种观点相互交织相互碰撞，就像镜子互相折射一样，也让小说的意义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空城纪》的写作历经六年，背后是自己三十年的文学积累，感谢主办方和各位朋友对这部作品的关注。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