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既是给创作者,也是给阅读者。作家周游在其新作《钦探》中,将想象力投注在了明朝著名的“土木之变”。一场惨败,谁该负责?在《钦探》中,一个积年老兵,一个热血青年,奉命展开一场注定无果的调查,掀开了大明王朝锦袍的一角。
周游爱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从事小说创作多年。已出版长篇小说《麒麟》、阅读随笔《笔墨游戏:如何欣赏中国古典小说》。《钦探》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后,目前豆瓣8.9分,收获不俗好评。
在周游看来,看不见的罪恶与看得见的罪恶同样可怕。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土木之变”的时刻,这便是历史与人在文学隐喻中的共体联结,千疮百孔的废墟中,惟有良知才构成人的尊严内核。“这样的构思蕴含了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也未尝不可谓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荒谬可怕、混乱分裂,这种悲剧现实产生的根源是不可拆解的,只能以各种形式的惨痛来换取片刻的喘息。构成我们命运的无数偶然瞬间,其超验的意义决不能轻率地用所谓‘必然的潮流’来遮蔽——多少‘必然的潮流’溯其根源不过是人为的操弄游戏。历史的神性,只存在于偶然的瞬间。”
小说创作的核心挑战,是面对自己以及处理人与时间的问题
记者:请介绍一下《钦探》的创作初衷吧?为什么会想写“土木之变”这段历史?和您当时的心情有什么关系吗?
周游:之前写《笔墨游戏:如何欣赏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的时候要阅读大量古典小说,进行资料整理,偶然读到一本明代万历年间的《于少保萃忠全传》,作者孙高亮。这是一本关于于谦的传记小说,有传统公案小说的色彩,并不算很出色的作品,但激发了我对于谦的强烈兴趣。谈起于谦,就绕不开“土木之变”这个大事件。我认为这场惨败具有很荒诞的偶然性,如果当初某一环发生变化,这场惨败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其实我们生命中哪个事件不是如此呢?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也在处理历史偶然性的主题,但对我来说太浪漫主义了,在写作美学上我并不认同。我想把这一主题按照我的审美,来作别样的演绎。
心情的话,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每个人都有阴暗面”通常是嘴边套话,只有当你真正勇敢地面对自己某些思想与过往的时候,才能领悟这句话的沉重。
记者:以小人物的故事来讲述大的历史,是不是创作的自由度更大,可想象的空间更多?您为何要将主人公朱抗设定为夜不收(明朝的边防特种兵,专门负责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巡夜、奇袭等保障边防安全的工作),而不是锦衣卫?
周游:以小人物讲大历史,是如今历史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经常使用的方法论,可能与前些年西方汉学界流行的微观史学有关系,看看史景迁、卜正民作品的名字就能感受一二。我觉得没必要过分强调这种方法论,我写《钦探》也不是从这个方法论入手的,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的,调查这么严重的事件,肯定要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当然会有小人物,这不是有意选择的角度。
朱抗的性格、经历,不可能在京城里穿着飞鱼服提着绣春刀做锦衣卫,夜不收是他的一种自我流放。朝廷给他锦衣卫的职衔,只是借用威名方便查案。夜不收作为多功能的兵种,比锦衣卫难多了。我厌恶锦衣卫,本质上是个很畸形的皇权特务组织,影视作品又把这个组织往怪力乱神的方向去弄了。
记者:创作《钦探》,您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是否去了实地考察?创作的哪个环节您觉得是最有挑战最困难的?
周游:收集的相关资料很多,正史资料比如《明史》《明实录》中有关的肯定都要看,算是官方叙事。还有地方史料,有今人学者整理的,比如《山西历代纪事本末》《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还有很多山西地方县志,因为小说中的“天威县”是我的虚构,我要参照当时山西地方的资料进行糅合。此外就是当时随英宗北狩瓦剌的大臣写的笔记,都有流传下来。很多当代学者对马市、明前期政治和北防军事的研究,也给了我帮助。关于社会生活细节,我长期的古典小说阅读经验,会给我提供第一手生动的参考。
至于实地考察,我写《麒麟》的时候去了江南采风,但《钦探》没有这个筹备,那时候疫情期间,不方便出门。等疫情过去,小说差不多定稿了,我的积蓄也所剩无几了,没有闲钱再去考察。我很想去大同代王府看看,据说有座维持原貌的九龙壁,很壮观,但我小说里写到代王府就没提到这个。
案头资料搜集、实地考察,都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最难的。小说创作的核心挑战,是面对自己以及处理人与时间的问题。其实我很抵触罗列典籍资料,表明自己多么用心,这是营销的感情牌,跟电影上映导演在微博写小作文一样,我总觉得有点矫情。资料筹备花费再多力气,也不能保证小说本身的质量(或许可以保证下限不会太糟)——历史小说也是小说,它的本质依然是语言修辞与情志思想的载体,最难的从来都是对语言的打磨、对情志的抒发、对主题的思考。
即兴飞翔的写作,写得很过瘾
记者:小说中追溯“土木之变”发生原因,追到了皇帝用膳时吃出一颗小石子,甚至再往上找源头,假如那个厨子没有离开于谦府,也不会发生军队缺水的事情。小说中的整个调查过程,哪些是有史料根据的吗?还是都基于您个人的想象?
周游:整个调查过程,涉及到军队贪墨、马市黑幕等情节,是有史料作为支撑的,但大部分笔墨,包括厨子温炎金这条线,都是我的虚构。至于最后说温炎金原来是从于谦府上出去的,是我的讽刺。不仅是对恶的讽刺才叫讽刺,对善一样可以讽刺,只是这种讽刺的底色是悲凉的。
记者:您为何会虚构出这样的原因?
周游: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所有虚构都基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个人认知,我认为这场惨败不是必然的,而是由各种偶然的因素互相碰撞而发生的。细节有时候会以非常残酷可怕的面貌呈现出来,有时候也会以“宿命的玩笑”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这都是可能的。想想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某一次阴差阳错,可以造成种种后果,或好的,或坏的。
记者:请您讲述一下《钦探》的创作过程,是先写好了大纲,还是先有了人物、故事?这个“网”您是从哪里开始织,怎么一步步织好的呢?
周游:这个故事刚开始构思,连人物都没有时,我就清楚地知道这场调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整体的情节方向是胸有成竹的。这条主线立住了,会列出一个章节大纲,把这场调查分成几个组块,篇幅安排,章与章之间的节奏变换,都要提前思考,不一定会严格遵循,但要有个底。剩下的都是在琐碎零星的思考中慢慢成形,人物也是如此。我不作书面的人物小传,但会先定名字,把空壳的名字放在心头,日夜和他们亲近,做饭时想,睡觉时想,努力和他们做朋友。同时不断阅读分析基本史料,做到烂熟于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涵泳,人物就渐渐活了,开始跳出来和我说话,这时候就可以动笔了。小说第一章很重要,第一章的第一句也很重要,我想过无数种开篇,最后删来改去,就剩下一个“冷”字。
记者:您个人比较喜欢《钦探》中的哪些章节?是否有让您写得唏嘘或难过的写不下去,要稍微缓缓的地方?
周游:最满意第19章《国子监先生》。这一章在情节上承前启后,在叙事上也完成了变奏,前一章《侯门深似海》热闹至极,到这里忽然放缓、放冷了。而且这一章有我强烈的私人情志的抒发,写来得心应手。唏嘘难过的地方,大概是粥姐和绍祖分别前,夜饮那一段,但也不至于很难过。大家江湖儿女,不要那么害怕分别,迟早都要分别的。
记者:您在创作谈中提到“小说不能停留在榫卯严密的木匠活儿层面,偶然性和即兴也很重要。”请问《钦探》中哪些是您偶然性和即兴所得呢?
周游:《农庄》那一章,就是即兴飞翔的写作,我自己写得很过瘾。有读者问我粥姐所陷入的迷宫到底是真还是幻,我说我也不知道,亦真亦幻罢,没必要非去求个泾渭分明。
如果连人物形象的“真实”都有意规避,还谈什么更深层次的真实
记者:书中几位主人公,您塑造得非常成功,请问您为何会让朱抗、张绍祖两个迥异的人搭档?粥姐这个女主角更是非常出彩且有特色,她是代夫守墩的寡妇,有胆魄有毅力的女中豪杰,可是她不漂亮。如果拍成影视剧,您希望什么样的演员来诠释粥姐?
周游:之所以让朱抗、绍祖结成搭档,首先是叙事视角的选择,查北防漏洞肯定需要一个熟悉军中事体的人,朱抗有丰富的军伍经验,性格冷静沉稳,很适合承担调查的差事。绍祖贵为英国公张辅之子,是另外一个视角,他父亲殉国在土木,他也要求一个交代,这场仗到底怎么败的。其次,二人的搭档也有一层隐喻意味,朱抗没有子女,绍祖又丧父,二人是一种父子关系的结构。但这种结构是灵活的,行动上,朱抗是引领教导绍祖的父亲,在思想认知上,绍祖又可以是朱抗的父亲,比如他宽解朱抗如何面对内心的罪恶。第三,是人物形象风格的反差。这对老少搭档在各方面都可以互补,同时又处处存在冲突。堂吉诃德与桑丘这种搭档也是反差对比式的类型,这是一种古典的、中西通用的人物塑造技法。
至于粥姐,很明显我是在刻意反类型,我好厌倦那种充斥在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柔弱的、小鸟依人的、楚楚可怜的、等待被解救的,老土不老土啊,都2024年了,对女性美的认知还是这样狭隘。我们的生活不是小红书上的穿搭合集,而且哪来那么多国荣曼玉,咱们大部分人都是普普通通的,长相普通,身材普通——甚至在评论区里连“普通”的标准都达不到。到处都在讲求小说的真实,如果连人物形象的“真实”都有意规避,那还谈什么更深层次的真实。
而且,不要预设式地低估观众的审美水平,观众难道就不厌倦一个个漂亮精致但空洞乏味、缺少生命能量的女性形象么?如果将来有机会改编成影视剧,我希望能给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的女演员机会,不要只会找“白瘦幼”。
记者:您欣赏他们身上什么特质,这三个人有哪些地方与您本人相似?
周游:在《钦探》里,朱抗是骨头,绍祖是血肉,粥姐是灵魂。粥姐是赋予这部小说别样气质的关键,她有着充沛而健康的生命能量,和绍祖结成搭档后,她数次拯救绍祖,而用不着绍祖来救她。但她绝不是水浒梁山上的雄性女好汉,她更加具有自我意识,不是谁的附庸,不是谁的追随者,她只是凭良心与本能去说话做事,一切只是“如此如我”,同时她也有妩媚深情的一面。但她的妩媚深情并不是什么“强硬外表下真实内心的展露”,这种人物塑造逻辑很可笑,只是她随着感情、欲望、立场、观念的变化而呈现出来的一个面向,并是什么谜底式的面向,更不是终极真实的面向。
绍祖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只是影子而已。我觉得对古典式贵公子的形象,很多人带有成见,以为一定是弱不禁风的、不通世故的或书呆子式的样貌。我想赋予绍祖更丰富的色彩,他不是寻常的贵公子,他有勇力、有胆魄,也能吃苦耐劳,只是在社会认知方面很稚嫩,光知道很多道理,并不真正懂得。尤其重要的是,他代表着儒家士人理想形象的特质,民胞物与,敢于担当,知不可为而为。
真要能穿越的话,希望能出生在元初成为一个不错的小说家或杂剧作家
记者:您说您作历史小说的目标之一,就是呈现茫然慨叹的面孔,为什么呢?您本人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
周游:历史那么复杂,人那么复杂,谁能不茫然慨叹呢?我无法接受以嬉皮笑脸的态度对待历史,还是要有个敬畏心、体贴心。我对人与人的互相理解持悲观态度,对文学的功能和前景持悲观态度。但生活上我是乐观主义者,我生长在穷人家,从小遇到过很多困难,人情冷暖都尝过,坎坎坷坷也过来了,如今还能写小说谋生,这很幸运了。
记者:您个人比较喜欢哪个朝代?
周游:我研究古典小说,对明清时期有着特别的亲切感,但这是文学上的亲切,也不代表我喜欢这两个朝代。历史学者会从各种角度来说明这两个朝代的“内闭性”特征,皇权专制登峰造极,思想趋向单调与保守,等等。但我一直相信,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有努力想挣脱时代局限的伟大灵魂。喜欢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个朝代的特征,是很多历史学者的思维弊病,两三百年的朝代是几句话就能概括的么?进一步说,也很难概括一个朝代内某个群体的精神风貌,这其中有太多的特例。“概括”这个动作常常是武断的,要十分慎重。
真要能穿越的话,我希望能出生在元初,比如大德年间,但我不想经历朱元璋的洪武,最好在大明开国前就死掉,留个体面。元代是个精彩的朝代,读书人地位很低,进身路径狭窄,但管控也很宽松。而且元代是俗文学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在那时我肯定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小说家或杂剧作家,而在当下我是没有这份信心的。都是梦话。
没有古典小说的长期浸淫,我的小说不可能呈现出现在的样貌
记者:一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一边写小说,两者之间对您有何相辅相成的作用吗?
周游:很难用简单几句话说清楚,但肯定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古典小说的长期浸淫,我的小说不可能呈现出现在的样貌。《笔墨游戏》中提及的古典小说写作技法,基本上都在我自己的小说中有体现,比如“变奏”行文法,《国子监先生》一章就是现成例子。至于写作对研究的帮助,不好谈,因为我的“研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只能说写作会带给我很多切身的感悟,看出兰陵笑笑生、曹雪芹他们的匠心独运。
记者:写完《钦探》,给您个人带来哪些影响吗?明朝的故事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周游:写完后很长时间我都感觉很疲惫,心力消耗很大。我希望它卖得好些,早日加印。未来几年我主要还是写历史类小说,明朝应该也会涉及。
记者:除了历史小说,以后有计划创作别的类型小说吗?
周游:会想尝试,老写历史类的也会厌倦,但我本人比较大的局限就是无法处理当下的题材。可能是我的生活比较寡淡,比较宅,没什么新鲜的经验刺激到我。而且当下是个瞬息万变的概念,暂时没有什么主题能让我有写作的冲动。
记者:您平时是怎么为写作做积累的?写作时会焦虑吗?如果写得不顺怎么办?
周游:积累不是方法,是习惯。读书遇着生僻字就查,遇着不知道的典故就记,各行各业的知识能学就学,主打一个艺多不压身,这就是积累。我认为博学多闻是一个作家的基本素养,凭天赋和灵感迸发或许能写好短篇,但没有学识积累、写作技术和精神毅力,是写不成长篇的。
写不出来时会焦虑,但有足够的经验应付,不急,总会解决掉的。乐观主义。
记者:您喜欢的好的历史小说有什么特点?请推荐几本您喜欢的,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历史小说。
周游:我对“好的历史小说”的标准就是对“好小说”的标准。首先永远是语言修辞。语言修辞的功夫不过关,创意再精彩、结构再完整,我也很难称其为好小说。其次就是情志。小说里光有机巧的情节,却不见作者个人的情志,那也不是好小说。历史小说这种毛病非常多,常常写成了猎奇游戏、历史知识科普,这不是作小说的美学考量。我想重复一万遍:历史小说也是小说,无论是作者的写作追求还是读者的文学批评,都应以小说的艺术标准为首要基准。
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对我影响很大。看看西方的历史小说在处理什么问题,看看人家的思考所抵达的深度。我很惭愧,一定要进步。
供图/悠悠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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