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正式退休后，徐泓开始了心心念念的写作。当她在电脑上敲下《韩家往事》四个字时，脑海中或许率先流淌过的是一帧帧照片影像，那是她的母亲老相册中的旧时记忆，蕴藏着浓浓的时代气息。

徐泓的韩家往事，以南柳巷、燕京大学、清华园甲所、麻线胡同2号、燕东园40号几处旧址为线索，展开了韩家四代人的命运。正式落笔时，老照片是徐泓最可倚靠的历史抓手。

徐泓笔下记述的是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在祖业尚未崩盘时，其长房的一支迁到北京，从母亲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到他们这一辈所经历的百年风云。到了第三代，韩家有一子五女，韩家姐妹即母亲的姑姑们，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中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徐泓借由信件、日记、老照片和访谈，以韩氏家族为中心，旁及与韩家联姻的李连普、梅贻琦、傅铜、邝寿堃、卫立煌家族，用先辈悲欣交集的人生经历和彷徨求索的精神世界来对接大历史叙述，勾画出了多层次、立体的历史图景。

徐泓说，自己任职记者30年，执教新闻20年，想用一本母亲的家族史回馈职业生涯、回馈学生。

采访

希望尽其所能，将能够访到的人都访到

徐泓在中国新闻社记者任上，曾发出一些有关韩家的专稿，如清华大学纪念梅贻琦、韩咏华落叶归根定居北京以及去世的消息等。从那时她就有了收集资料的意识。上世纪80年代，徐泓的妹妹与外婆高珍住在一起，在徐泓的提示下，她为外婆做了录音，“当时很简单，也不提问，外婆想起哪段说哪段，当时她80多岁了，记忆力还很好。”外婆105岁去世。徐泓在书中为外婆专门写了一节，是她自己非常喜爱的一篇。“我喜欢我写的平常人，除了外婆，还有二舅，他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

写作之前，徐泓制定了详细的采访计划，希望尽其所能，将能够访到的人都访到。“其实想采访的人，已经有陆陆续续走了的，包括我的舅舅，所以我很后悔，觉得动手晚了。”

在长长的采访名单中，梅祖芬是徐泓最主要的采访对象。梅祖芬是梅贻琦的小女儿，家住大连。徐泓走进她家门的那一年，梅祖芬已经是91岁的老人。“采访很顺利，我们聊了两个下午，六个多小时。到底是亲戚，见面特别高兴特别亲。”梅祖芬的女儿后来和徐泓说：“我妈妈从来没有接受过记者采访。”徐泓说：“我不是记者啊，我是你的姐姐啊！”梅祖芬对人生跌宕的平和淡定、对命运无常的隐忍坚韧，还有那简洁直率的陈述方式，都令徐泓欢喜和感动。她为其单独做了一篇附文，专门讲述梅祖芬的故事。

徐泓的写作是具有挖掘性的，基础采访就是《韩家往事》的框架。她曾专门到香港采访三舅韩德扬，“因为韩家的事，三舅最清楚。”他在卫立煌撤离北平时跟着上飞机到了广州。梅贻琦最后离开大陆时，他与梅贻琦在广州、香港都有过直接接触。徐泓和三舅谈了三天。韩德扬2000年因癌症去世，徐泓说，幸亏有采访。

邝寿堃的女儿，徐泓要叫邝大表姨。对邝大表姨的多次采访，补充了很多重要细节，有些颠覆了徐泓的认知，也成为写作的重要素材。

2015年，徐泓去美国，采访了梅贻琦的大女婿皮特毛，韩家离散前最后的一张大合影，就是他拍摄的。2023年，徐泓再次赴美，99岁的皮特毛已经住进了老人院。见到徐泓他立刻说：“你怎么还没写出来？我以为你早就写出来了。”徐泓说：“我已经写出来了，在审稿。”

十几天后皮特毛去世了，徐泓是他见到的韩家最后一个人。

皮特毛的子女在整理遗物时也请徐泓和妹妹来挑，从中徐泓得到了梅贻琦的一些家书。她说，这些书信和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保存的梅贻琦书信，大约可以弥补1946年至1956年梅贻琦日记的空缺。

韩家最后一张珍贵的大合影，男女老少共35人，包括韩、李、傅、梅、邝、卫六家。幼年徐泓坐在外婆怀中，侧脸，头戴一枚发卡。据徐泓推测摄于1948年

资料

越准确越好，希望给将来的历史留下最好的材料

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徐泓希望自己所做越准确越好，她希望给将来的历史留下最好的材料。

古人即爱“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资料自然不是容易事。徐泓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爬梳挖掘，寻找的主要是细节，她要从细节中逼近现场，使笔下人物更加丰满。为此，她读了大量相关书籍、资料，还有日记。

梅贻琦是徐泓书中浓墨重彩的人物，材料之丰涉及梅贻琦日记，散落于各处的夫人韩咏华、儿子梅祖彦的回忆，以及《梅贻琦纪念文集》中的多篇多人的回忆文章。她一篇一篇地筛选素材和细节，这些史料并非单纯罗列使用，而是互相印证，交织呈现。

“日记很重要，有两本日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徐泓所说第一个日记是公开出版的《梅贻琦日记1941年~1946年》，还有台湾出版的梅贻琦日记（1956~1961年）。她也拿来做了参考。

另一本日记，是藏蓝色硬布封面、完全私人的日记，属于徐泓的姨姨韩德庄。“她从1945年1月1日起笔，几乎逐日记录，对韩家大宅门里的日常起居、亲朋往来多有描述。到当年10月15日，日记中断了。再启用已经是1946年4月，写到1947年9月10日。”这本日记记录了韩德庄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和在燕京大学求学的过程，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徐泓说，日记中姨姨详细记述了参加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潮运动，没有我们惯常历史叙述中的轰轰烈烈、斗争对抗，更像是一场嘉年华。

写作

用个体叙事与大历史对接

从2019年写到2021年，《韩家往事》是徐泓最主要的心血，也是她第一次尝试写作长篇非虚构作品。《韩家往事》开篇，徐泓就描写了两张老照片，一张是她的母亲韩德常人生的第一张标准像，1916年摄于铸新照相馆，第二张富有民国特色的贴板照，韩德常三四岁光景，摄于同生照相馆。徐泓通过这两张老照片，两个不同的照相馆，勾勒还原了母亲出生的南柳巷25号。就此，徐泓选择了五处地理空间，以此为线，串起了韩家的百年往事。

这五处地点分别是南柳巷25号，展现韩家的百年家族背景；燕京大学：韩家第四代，加上女婿共有11人曾在燕大读书，包括徐泓的父亲、母亲，燕京大学的历史，通过她的这些表舅表姨表姨父的个人故事串连了起来；清华园甲所，是韩家五姑韩咏华和夫婿梅贻琦的居所；麻线胡同二号，先后是韩家六姑韩恂华夫妇、七姑韩权华夫妇的居所，韩家的好多故事，包括离散前的最后一次家族聚会，都发生在这里；最后回到燕东园40号，那是徐泓自己的家。

徐泓写这五个地点时，仿佛有一架摄像机在推拉摇移。她描写的一个场景，就让我仿佛看到了画面：韩家的几个姑爷，四姑爷傅铜，五姑爷梅贻琦，六姑爷邝寿堃，在南柳巷25号的门廊下聊天，用的是英文，两个舅舅躲在一边，都听懂了，说他们谈的是沈崇事件。

徐泓写作坚持的是个体叙事，还原他当时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她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补充。用个体叙事来与大历史背景对接，力求准确，徐泓在这点上尤其下工夫，比如涉及滇西战役，她请卫立煌的孙子卫智推荐了军史专家帮助把关，对史实出处逐一核对。徐泓告诉我，卫智也一直在研究卫立煌的战史。

卫立煌、韩权华夫妇

徐泓说，自己在写作时有一个突出感觉：历史真相是由多面组成的，再回到历史现场，找到丰富多元的视角去观察它，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故事和叙述，“这些不同的故事和叙述，再把它表现出来，形成拼图，才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边写，徐泓边和友人商量书该如何出版。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听过徐泓想法后非常有兴趣，鼓励徐泓一定要好好写，他愿意在退休后受聘的商务印书馆报选题。徐泓非常开心，此书由李昕操作，当然再好不过。“李昕出身清华园，父亲也是老一辈教授，我们之间的理解没有障碍。我的其他朋友也说：这本书是要送审的，恐怕也只有李昕才能够办成。”

徐泓将书稿全权托付李昕。在李昕的助力下，走完了全部程序，于2024年出版。

《韩家往事》完稿时，徐泓75岁。见书时，77岁。

梅贻琦

从回忆文章、日记、口述、采访中多角度还原

韩家五姑韩咏华嫁给了梅贻琦。二人成婚时，徐泓的母亲韩德常不满四岁。韩德常幼年丧母，是被几个姑姑带大的。1919年6月17日，韩德常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她说：“那个人为什么把五姑带走了？”

徐泓在书中提供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梅贻琦。

梅贻琦最广为人知的是那句演说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来自于他1931年就职清华校长，在清华园大礼堂的一次演讲。徐泓找到了梅贻琦就职演说的全文，她通读数遍，更为其中“语言简单质朴，态度谦虚诚恳”的一段话感动，在那段话中，梅贻琦表明了“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时年梅贻琦42岁，在感动徐泓的这段话中，梅校长之后数十年为清华所做，实无愧于当年所愿。

梅贻琦就职后，全家搬入清华园甲所。在他之前，学校不收取房租，梅贻琦却在搬进甲所后，“即向学校缴纳了房租，并取消了原有的一切额外待遇”。

徐泓说，80多年后采访梅祖芬时，她回忆起沉默寡言的父亲时仍保持着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梅表姨说，和父亲很少接触，他挺严肃，虽不厉害，但从不说说笑笑。有一次，吃早饭的时候，只有她和父亲两个人。梅贻琦问小女儿：‘你放假了没有？’梅表姨低头回答：‘放了。’他又问：‘什么时候放的？’‘忘了。’”徐泓说，梅表姨认为之所以对与父亲的这段对话记忆清晰，是太少单独和他在一起的缘故。

徐泓外婆高珍的回忆中，对梅家的家教印象很深，她说“规矩真大”，还记得“每人一份饭，必须吃干净，一粒米都不能剩。腰要挺得直直的，女孩子贴墙站，两肩要贴在墙上”。

病床上的梅贻琦，右一为夫人韩咏华，左一为女儿梅祖彬

1937年底，战火逼近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命迁往云南，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带队走海路先行出发，经过68天，跋涉1600多公里抵达昆明。千头万绪，梅校长在风雨中担起。他的家人在次年夏天历时两个多月，也经海路到达昆明。梅祖芬回忆当时艰苦，甚至说“不记得是怎么样才到了昆明，反正时间挺长的”。后来，她在昆明大观楼家中，看到父亲书桌上有一张他用毛笔写的字条：“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成为她有生以来记住的第一句宋词。

徐泓还在梅贻琦的日记中寻觅，找他记录自己家庭和韩家亲戚的文字，她的搜寻记录使梅校长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和独具魅力。梅贻琦在1945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彦谓约一周后即飞美矣。”彦即梅祖彦，是梅贻琦、韩咏华夫妇的独子，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入读机械系，他在1945年春被选为美军的翻译，后赴美在密西西比州的Keesler机场帮助训练中国空军机械士，1946年9月到麻省继续学业。徐泓说，梅贻琦的日记每则都不长，梗概式记录，文字精简，基本不做议论。而对于独子战时远行，他也只记一句，由此或可略见梅校长的行事风格。

清华大学北归后，梅家重新住进清华园甲所。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因分数不够，未被录取，随后上了燕大。徐泓采访三舅韩德扬，韩德扬说：“五姑夫有一件事很好，他不但治学绝不讲情面，亲戚后辈有要进清华的，也没有一个敢去求他走后门。”

徐泓在书中阐述，梅贻琦也不鼓励学生在学生阶段参与政治，但他已经从昆明“一二一惨案”引发的学潮中看到了这种主张的无奈。到1947年5月18日“反饥饿反内战”的学潮中，他也只能全力斡旋，奔走呼号，并在媒体上发表对学生干政的意见。

1948年以后，北平局势急遽转变，平津战役一触即发。梅贻琦也于年底离开北平，先到南京，后到香港，再赴巴黎，1955年才长住台湾。对此，徐泓也做了多人大量的采访。梅贻琦走的时候，留下了20岁的小女儿梅祖芬，因为觉得她是学生，没有危险。徐泓问及梅祖芬此事时，梅祖芬说没有过被丢弃的感觉，因为谁都没想到局势的发展。徐泓对此感慨而道：“对历史的看法，我常从斗争的观点进入，但当我真正落实在写这些事时，觉得历史更多的是生活流，在普通人家里，不论怎样的动荡，都要想办法过日子。”

韩德章与韩德常兄妹嬉戏

卫立煌

“我们需要和平，不能再打仗了”不是一句空话

七姑韩权华嫁给了抗日名将卫立煌。徐泓说，她一直好奇韩权华如何进入卫立煌的生活，“韩权华是文人，洋气；卫立煌是武人，‘土气’，她和卫立煌合得来吗？”这个问题徐泓也问三舅韩德扬，三舅回忆：夫妻俩感情很好，有些洋规矩，卫立煌不懂，七姑把他训得一愣一愣的。

书写卫立煌这位爱国将领，徐泓铺陈得更加细致深入。她采访韩权华的表哥袁复礼的二女儿袁刚，她称呼为袁表姨。袁表姨告诉她，卫、韩成婚时她13岁，她记得卫立煌来家时总乘一辆敞篷军用大吉普车，她发现卫的副官坐在车上，手里总拿着一本书看，书都是英国、法国的经典名著。

卫立煌也是神人一个，不乏天赋。徐泓在搜寻的资料中看到，卫立煌夫妇1946年底曾经旅行横穿美国全境。卫立煌是马歇尔将军的贵客，马歇尔周到地派了一名美军司机为他们全程驾驶。这位美军司机很佩服卫立煌辨识方向的本领，有时候车子走错了路，司机在地图上找不到目标，卫立煌能够很快从许多密密麻麻的、不认识的小地名中准确地指出：“在这儿。”

汪德昭是韩权华的外甥女婿，中国国防水声学奠基人。1947年5月中旬，他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卫立煌。卫立煌、韩权华夫妇游览欧洲，汪德昭全程作陪。一行人看到了欧洲战后的千疮百孔。汪德昭一路耳濡目染，理解到了卫立煌反复说的“我们需要和平，不能再打仗了”不是一句空话。

1955年，卫立煌夫妇回到北京，政府为他们安排的新居，就是东麻线胡同2号，也就是韩权华六姐韩恂华曾住的宅院。

徐泓看到卫家人的回忆，一日朱德来访，卫立煌正忙于整理书稿，副官通报：统战部徐冰副部长陪同朱德总司令来访。迎入客厅后，卫立煌说：“怎么不先打个招呼？”朱德说：“到你这里来要打什么招呼。”卫立煌当即叫备茶，但手边只有小桃数枚。韩权华出来招呼，说明新来甫到，招待不周。朱德致以谢意。实际上，朱、卫在1938年就多有交往，当时卫立煌在指挥忻口会战，两人有过几次长谈，朱德还把《资本论》介绍给卫立煌读，知道卫立煌军务繁忙，就细心地把书里最重要的一些章节的书页折了角。

反响

开掘和驾驭史料的基本功一点不逊于史家

谈及写书过程，徐泓说于己是一件快乐之事，“我觉得是因为厚积薄发，就是积累了那么多材料，很想把它表现出来。”徐泓的老师、新闻学泰斗方汉奇阅读后对徐泓说：你是学新闻的，但开掘和驾驭史料的基本功也十分了得，一点也不逊于史家。

很多读者评价《韩家往事》史料充足、扎实、严谨，而且开创了用新闻的手法写历史的新领域。对此徐泓笑着说：“我想大家觉得这个作品好看，是因为揭秘性。我强调个体叙事，我觉得丰富的个体叙事才能更逼近历史的真实和完整，而历史的复杂性，被遮蔽的，被遗忘的，再挖掘出来，抢救出来，就又是新闻了。”徐泓坦言，在写作中总有一种重返当年一线采访时的感觉，让她屡屡兴奋。

文/本报记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