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磨炼是苦涩馈赠的礼物 挺过去便是不一样的回甘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3-12 11:00

◎徐雅民

编者按:本文作者徐雅民教授为北大博士生导师,曾任北大马列所所长、北大台湾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乡镇经济交流促进会副会长、香港轩辕教育基金会副主席等职,享受政府津贴,现已退休。日前,徐教授撰文回忆自己的不幸童年,他生于战乱,颠沛流离,受尽磨难,但对于这漫长的难以下咽的苦涩,他说——

在战乱中出生

1937年12月6日,我来到这个世界,面临的是全民族的大灾大难。我出生后的第7天,即当年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的家乡皖北沦陷后,离我们村不远的临涣镇日军设立了据点,经常进村抓人、抢劫、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乡间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一向具有反抗精神的皖北人民,1925年在临涣镇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日军入侵后,在党的号召下,我的父亲徐清旭和大伯徐清泉,领头组建了抗日游击队,配合新四军六大队,与日军开展游击战争。由此,我们的家便被日伪军残酷蹂躏得苦不堪言。

父亲在抗日游击队里打日军,当时我们这个小家庭里只有母亲和刚出生的我。母亲抱着我,不敢待在自己家里,有时躲在邻居家,有时在野地里过夜,有时藏在村西的芦苇荡里,吃不上饭,睡不了觉。

一天,听说日军又要进村扫荡,母亲抱着我随乡亲往西北方向的曹楼村逃跑,半道遇上从对面跑来的逃难人群,他们说,那边日军已经进村了,有的人被绑在树上毒打,有的人被刺刀捅死……结果,从不同方向跑过来的避难人群,只好共同待在相遇的那片田野里。

过了两天一夜,没吃没喝。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抱着我回到村里。这时我们的家已被祸害得不成样子,粮食和一些财物被抢走,锅碗瓢盆也被砸碎,如此一来,母亲的奶水断了,我这个刚出生的婴儿,面黄肌瘦,啼哭不止。母亲只能蒸点鸡蛋羹用手指头抹在我的小嘴里,或者把馍馍嚼碎后再喂进我的小嘴里。有时候,母亲乞求正在哺乳的妈妈们让我饱餐一顿。

父亲作为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一心只顾打仗,顾了大家,只能放弃小家。母亲只好抱着我回娘家求助,我的姥爷托人请来一位奶妈。不久,奶妈的丈夫被日本兵抓走了,她便回了自己的家,我又沦为无奶喂养、骨瘦如柴的可怜婴儿。

姥姥家的那个村子,离日军据点不足三华里,日本兵经常进村骚扰,母亲只好抱着我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随即,母亲又陷入了无尽的挣扎之中,我则处在生与死的边缘。为了保住我的小命,母亲该付出的都超负荷地付出了,她只有一个信念:让自己的儿子活下来。

我长大后,母亲常说我的命苦,生下来就泡在苦水里。母亲有时又说我的命大,在大灾大难中竟然活了下来。

八岁丧父,成了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

父亲所在的抗日游击队,后来编入新四军的正规部队,转战于苏皖北部。日本投降后,他被分配到边区政府临涣货管局任副局长。临涣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集镇,常住人口近十万,是附近方圆近百华里的重要农贸市场,也是一个政治中心,是中共基层组织建立最早的地区之一。

货管局负责前方军需品的供应及民用稀缺物资的管理。这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机构,早已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心腹之患。他们于1946年1月的一天,组织了几十人的短枪便衣队,趁年前庙会之机潜入镇内,夜里对货管局进行突袭,抢走了大量物资和银元,造成了我方人员的重大伤亡。

当时我年仅八岁。那天早上我刚走进边区政府办的小学,就见匆匆赶来的堂姐神情慌张地拽着我的胳膊,要我立即随她回家。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我看到家门外的木柱上拴着一匹高大的战马,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悲惨哭号从院内穿透过来。原来,父亲的战友送来了噩耗:父亲在昨夜的战斗中牺牲了。

在父亲战友的陪同下,一辆农用车拉着母亲和我向父亲的驻地赶去。一路上,母亲哭个不停。当我们走到货管局大院的时候,惨不忍睹的一幕展现在眼前。院门内外散落着一摊摊未干的血迹,满身血淋淋的父亲躺在厅堂内的床上,他原来的模样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父亲旁边还躺着同样血迹满满的几个战友,他们的血流淌在一起,地面成了一片血泊,我脚上穿的棉鞋被血浸透了。母亲呼唤着父亲的名字,哭得死去活来。我扯着母亲的衣襟,浑身发抖……

父亲的遗体被送回老家,我陪母亲为父亲守灵。父亲是头部中弹牺牲的,他满身都是血,母亲颤抖的手里拿着一块布,为父亲擦洗身上的血迹,用力地掰着父亲攥得紧紧的两只拳头,试图把里面的血迹擦干净。魂归西天的父亲总也不肯松手,最后母亲从父亲的手指缝里抠出一些撕碎的纸片,血红的纸片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的战友见状号啕大哭,并说,由于敌人深夜突袭,猝不及防,父亲拳头里攥的是撕碎了的机密文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亲想的和做的是什么,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之上。

血袭货管局的惨烈事件,使镇上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胆小的人们即使大白天从这里路过,目光都不敢往货管局大院里瞟上一眼。还有迷信传言:有人深夜里听到货管局大院里传出凄惨的鬼嚎声。对我这个事发几小时后就来到现场的幼童,在精神上造成的惊吓是难以言表的。

每当夜幕降临,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血淋淋的父亲和他满身血迹的战友就出现在眼前。进入梦乡,光怪陆离的情节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我或被持枪的敌人追赶,或被子弹穿透头颅,或被刺刀捅进胸膛,或大火把家中的房屋化为灰烬,或自己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或被震耳的枪声惊醒,醒来后方知是在做梦。

父亲牺牲的时候,年仅28岁,他短暂的人生,是光彩夺目的。当时年仅八岁的我,已经懂得为母亲分担忧愁了。我担心母亲经不起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去投井或者上吊,每天放学一进家门,我就大声喊娘,看到娘的身影,才放下心来。有时候,我在梦中听到母亲的啼哭声,醒来自己竟然也泪流满面。

我不上学的时候,就陪母亲下田干活。一天,我陪母亲在田里摘豆角,父亲的坟墓就在这里,母亲在父亲的坟前凝视良久后,扑腾跪在地上号啕大哭。乡亲们前来劝说,母亲哽咽着说:清旭没有了,我也不想活了,可我死了这几个可怜的孩子谁来管呀!我听了后,扯着母亲的衣襟,也大哭起来。

父亲没有了,母亲每天起早贪黑下田干活,又要照料我们三个孩子。有一天,不到一岁的妹妹没人管,就趴在地上捡鸡屎往嘴里填。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季,挨饿是经常的,有时太阳没有落地,母亲就催我和弟弟上床睡觉,说睡着后就不饿了。其实,饿的时候却睡不着啊!

这一切,已沉淀在我的脑海底层,成了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

逃难之路 苦不堪言

父亲牺牲后的第二年,国民党的新五军打了过来,解放区成了国共两方你打过来我打过去的拉锯地区,同时存在着国民党的南政府和共产党的北政府。

南政府对曾经做过新四军的家庭百般迫害,更何况我家宅院曾是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站点,自然首当其冲,他们不但多次抄袭,还扬言要斩草除根。邻居徐清雅一向亲共,为防止南政府对我们下毒手,母亲常带我们三个孩子到他家里躲藏,有时就在他们那里过夜。他的女儿嫁到吴姓人家做媳妇,按辈分我叫她老吴姐,老吴姐的儿子吴京在徐州铁路上做事,她主动提出带我们到那里暂避风险。徐州虽是国民党的地盘,但那里没人知道我们是共产党的家属,母亲采纳了老吴姐的意见。

在春夏之交的一天,母亲和老吴姐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先到临涣,然后乘马车到宿县,再换乘火车到达了徐州。吴京的家在徐州火车站的仓库里,仓库中间有几个通道,通道两侧用芦苇席隔成多个小房间,每个房间住一户家人。晚上睡在芦苇席上,每天只喝两顿稀粥。这时虽然不再担心南政府对我们下毒手,但日子实在难以为继。吴京当时调到济南机务段,我和老吴姐便利用铁路职工的免费火车票去了济南。

在济南,我们住在铁路职工宿舍大院里,院内有很多栋小楼,不过,我们没有资格住在里面。我们住的是利用围墙拐弯处的两面墙体搭建的工具棚,没有门,也没有床,晚上睡在地铺上。四周除了围墙就是树林和野草。好在当时气候不冷不热,我们也可在此栖身。

不久,解放军围攻济南的战役打响了,济南到徐州的铁路切断了,我们被困在济南城内。后来吴京失业,我们便断了经济来源,每天只能煮点面糊糊下肚,在院内的草丛里挖一些野菜充饥。我饿得腰直不起来,走路迈不开步,甚至感觉生命的火花要熄灭了。

随着解放军对济南包围圈的收紧,枪炮声越来越清晰、紧密,济南城内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人们不是担心被枪炮打死,就是害怕被饿死,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我在工棚外听到吴京和老吴姐小声嘀咕,说有个老板家里有钱但无儿子,他们准备把我送给那家当儿子,也算给我找一条生路。我听了后就在外面偷偷啼哭。

当时济南市民纷纷外逃,吴京与几个人合伙雇了一辆从济南到徐州的马车,一天深夜我和老吴姐坐上了这辆马车。车上有几个成年男女,小孩只有我一个。大家都胆战心惊,彼此很少搭腔。出城和进入解放军的防线,都要接受严格的盘问和检查。听到枪炮声,马车就停下,好多个夜晚都是在马车上度过的。

一天,马车正在飞快地奔跑,突然天上出现了一架飞机,在我们头顶上低空盘旋,车上的人都吓得立即往马路两边的庄稼地里钻。我和老吴姐趴在高粱地里,吓得浑身哆嗦。很幸运,飞机既没有扔炸弹,也没有用机枪扫射就飞走了。

大家回到马车上,继续赶路。前方的路上出现了一个二三十米宽的深沟,马车和人都过不去了。大家各自带着行李下车,跟随在马车后面,从路边的庄稼地里绕过深沟。突然一个人尖叫起来,大家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一个土堆上露出一条人腿,而且有一种特殊的臭味散发出来,周围的地上还散落着一片片血迹。大家都明白了,这是不久前两军厮杀的战场。

十岁的我 自己走七八十华里路回家

人们盼望着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马车从路边的庄稼地里绕过了深沟,大家上了马车飞快地向前奔跑。车上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但脑海里并不平静。

马车一共跑了几天已记不清了,最后停在徐州火车站附近,我和老吴姐回到了原来的大仓库。历经艰险,总算活着回来了,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母亲大概是觉得大仓库实在难以继续栖身,而且传言我们的家乡又成了解放区,于是她带着弟弟和妹妹回了老家。

在大仓库里,我和老吴姐他们每天只喝两顿稀粥,勉强维持着生命。几天后他们便打发我离开,他们给了我一张从徐州到符离集的火车票,要我下了火车步行回家。他们是否担心我这个刚十岁的幼童能不能活着到家,我不清楚,也没有去想它,我所盼望的就是早日回到自己家里。

我下了火车,打听到走路全程约七八十华里,路该怎么走也问清楚了,便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路,饿了就啃几口老吴姐给我的烙饼,渴了就在水井旁边等打水的人过来时,趴在人家的水桶边,嘴伸到水桶里喝饱肚子。一路上没敢停步,走着走着脚上的鞋底也掉了,只好赤着脚赶路。不知不觉脚底下磨出了血泡,扎进了刺。由于回家心切,我忍着疼痛赶路。

到了韩庄,已经能看到我们的村子了,我高兴得热泪盈眶。突然,我看到我们村以前的保长路过,便赶紧趴在路边的沟里躲藏。我想起当初斩草除根的传言,决定暂不回家,先去二姨家。虽然天快黑了,但路我很熟悉,即便是深夜,也能找到,我加快步伐,忍着疼痛赶路。夜幕降临了,突然听到一声鸟叫,我以为遇见了妖怪,吓得浑身哆嗦。

到二姨家已是夜深,二姨已经睡觉了,我光着脚,头发长长的,脸又瘦又黑,把二姨吓了一跳,我连连喊了几声二姨,她才认出我来,然后哇哇地哭了一阵。二姨给我做了饭,又帮我洗了冒着血汁的脚。我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姨兄到我家把母亲叫了过来。一段时间里,解放军攻打济南的消息早在家乡传开,说那里打死的、饿死的人成千上万,而我一直没有音信,母亲已经绝望了。见了姨兄,母亲当即来到二姨家。娘儿俩重逢,母亲哭个不停。母亲用针给我挑去脚上的刺,又和二姨一起给我做了一双新鞋。傍晚母亲回去了,因为我脚上有伤,走路困难,暂时留在二姨家。一个多月后我回了久别的家园。这时,我们家乡重新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在临涣中学,从“丐帮”到小黑屋

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区政府在临涣的宿西中学搬走了,没有随迁校离开的一部分教师利用原宿西中学的校址文昌宫,新办了一所临涣中学(后称临中),在临涣大街上贴出了招生广告。我当时在本村读初小四年级,听到这个消息,便和几个同学前去打听情况。到了文昌宫,接待我们的老师出了几道数学题考我们,并当场宣布我们全被录取。

临中创办初期,没有学生宿舍和食堂,学校附近废旧的天主教堂里空无一人,我随一些在临涣无亲友投靠的同学便乘虚而入,每人在教堂内选择一块空间,把麦秸秆铺在地上当睡觉的地铺,各自单独起火,就是把锅用砖头支起来,倒上水烧开后,把从家里带的干粮放在锅里一煮,饭就做好了。所有的人都不吃新鲜蔬菜,不饿肚子便是最大的满足了。

教堂内环境很恶劣,夜晚有的同学就在室内撒尿,弄得里面又臊又臭,青蛙、蚯蚓、蜈蚣等满地皆是。有个同学睡觉的地铺下面还发现了一个老鼠洞。至于苍蝇、蚊子、跳蚤,更是到处都有。

教堂内没有照明的灯光,同学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就是打打闹闹。教堂的门一直敞着,谁都可以随便出进,偶尔也有无家可归的乞丐混进来过夜。住在里面的同学,个个家境贫寒,衣着破旧,看上去与叫花子没有多大区别,有人称我们是“丐帮”,这个美称还真有点名副其实,曾有几个同学,没到周末从家里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拿着碗到街上的饭馆里讨饭吃。

我在教堂住了一段时间后,同班同学周蔚宗,与我家是亲戚,他父亲在临中附近的菜园内找了一个闲置的工具房,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害怕,约我与他同住做伴。工具房的墙体是土坯垒的,屋内约十平方米左右,没有门窗,靠西边的墙壁开了个只能供一人进出的口子,屋内白天也是黑乎乎的。

周蔚宗的父亲用麦秸做了一个可供我们两人睡觉的地铺,用土坯给他支起一个灶台,我做饭则用一个小铜锅。做饭还是极简单,锅里的水烧开后,把从家里带来的烙饼放进去煮一下即可下肚。最犯难的是烧火,要跪在地上用嘴吹气,柴火才能燃烧起来,由于小黑屋空间狭小,不通风,浓烟滚滚,睁眼、喘气十分费劲。我们从家里带的烙饼等干粮,有时候还没有吃完就发霉了,只好放在太阳光下晾晒后再吃。有个小名叫骆驼的同学,就是吃了发霉的烙饼中毒身亡了。因此我们从家里带的食物,既要够一周吃的,又不能过多,所以,无论是严冬酷夏或者暴雨大雪,我们每周末都必须回家一趟。

小黑屋的地面上夏天跳蚤层出不穷,它体积小,纵身一跳,不见踪影,又常常顺着人的小腿往上爬,直到裤裆,叮到肉上,又疼又痒。冬天的虱子,衣服上、被子里、头发上都有,但它爬得慢,我和周蔚宗常利用午饭后、上学前的时间,蹲在小黑屋前的太阳光下,脱光衣服,比赛谁抓的虱子更多。由于跳蚤和虱子的叮咬,我们身上都长满了疥疮。至于到处飞的苍蝇、蚊子,则不在我们的防范之内。

初二开学后临中有了学生宿舍和食堂,还给了我全额助学金,食宿问题解决了,我离开了小黑屋。从此,我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靠助学金,读完初中、高中、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踏着时光的滚滚洪流,我感悟到,苦涩馈赠给我的礼物是磨炼,挺了过去,便是不一样的回甘。人民政府为人民更是我的切身感受。

供图/徐雅民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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