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月24日，慈禧通知清廷宗室亲贵、王大臣及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等重要臣僚，来西苑仪鸾殿单独召见。这次背着皇帝的召见，必然不符合规矩——出大事了。

《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 谭木声 著 新星出版社

一上来慈禧就降谕：“当初立载湉为帝，天下不满之声四起，只因穆宗同治皇帝无子，不得已而为之。皇上但凡稍具天良，都应日日思想如何孝顺报答。可是前年康党谋逆，意图围颐和园杀我，为皇上张目。载湉竟然赞成，实属大逆不道。现在我已经决定，另立他人为穆宗之后，元旦即行登基。”这个重磅炸弹让大臣们都傻了眼——原来太后召见是要废皇帝，她并不是在征求意见，而是通知——这让大臣们谁都不敢说话。

见此情形，慈禧抛出了自己制定的解决方案，她想按前朝明英宗给予景泰皇帝的待遇处置光绪皇帝，将他降为亲王。此方案一出终于有人呼应了，与光绪政治路线有分歧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率先表示支持，之后大臣们碍于慈禧的权势纷纷表示赞成。一些受正统儒家教育的大臣含蓄地表示这个做法有所不妥，当忍着怒火的慈禧直接说出“皇室的事是我们满人的事，非你们汉人所能参与。今日召见汉人尚书大臣，知会此事，已属格外开恩，哪里由得你出言”时，他们才恍然大悟，这位手握清朝最高权力的太后是铁了心要废帝，事情已没有可商量的余地了。

这次会议发生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半年前，慈禧如梦初醒，那个被自己一手扶持上来的孩子竟然想要她的命。这让慈禧出离愤怒，顶着清朝二百多年的祖制施行废立之事，满心都是失去权力的恐惧。与此同时，中国这艘巨轮已经驶入了河道狭窄崎岖的险境，列强的瓜分，混乱的社会，崩溃的经济，阶级欺压已使中国千疮百孔，而作为这艘轮船的掌舵者慈禧太后仍旧进行着权力斗争，力图消灭任何不愿同沉沦的异议者。

学者谭木声的新作《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写的这就是这段历史，1900年这个被称为“庚子国难”的一年，就在慈禧和光绪的争斗中拉开序幕。书中以太后“西狩”这一事件展开叙述，以丰富的细节展示这场起源于宫廷最高权力斗争的私人恩怨，后来如何酿成改变国运的大动荡。书中穿插了晚清时期的政治纠葛、人物关系、国际冲突、宗教信仰等各方面内容，呈现出历史的残酷，人物的鲜活和命运的悲剧。在那个历史大变革的关键点即将到来时，慈禧太后的仓皇而逃，是帝制时代留给中国最后的缩影。

慈禧本打算庚子年正月初一直接废帝立新君，但心腹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对此并不认同，不过，多年的官场生涯教会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要和太后对着干。因此，荣禄借着别人的意见，跟慈禧提出不要立储，而是改为立大阿哥，不要刚立大阿哥就废皇帝，要分两步走，先向天下公告，观察中外反应，等风头过去后再行废立，这会让事办得更合情合理。荣禄的小九九是，或许事情还可以有变。

立大阿哥后，慈禧很关注洋人的反应，毕竟英国人在戊戌年间就曾保护过光绪皇帝，曾向大沽口出动舰船，也保护过康有为逃至香港。所以，慈禧提前给各地总督发了密谕，告诉他们如果洋人逼我退居二线，咱们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同时，慈禧也亲自接见外国公使夫人们，请客吃饭拉拢感情，树立开明友好的形象。

建储一事天下皆知后，总理衙门才就此事给各国公使发出正式照会。照会发出后会收到怎样的回应，大家心里都没底。端王载漪没主持过外交工作，缺乏经验和定力，照会发出没几天就召各国公使入贺，结果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使得朝廷内本就心虚的废立派，认为洋人持反对意见，心生怨恨。

作者以史料还原出了各国态度背后的真正想法。作为在华利益最大的英国，此时在南非正陷入布尔战争，且慈禧主政后并没有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所以英国朝野有所共识，慈禧虽然保守，但并不排外，她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在不损害英国利益的前提下不随便干涉。德国上一年和清朝廷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刚占得便宜没必要因立储一事与慈禧发生冲突。美国则更没有兴趣干涉，很早美国就察觉高层的权力争斗不会影响中国经济过渡和商业发展，不会损伤美国的利益，自然也没有干涉的必要。而俄国本身就倾向于后党，长期通过太后与倾向帝党的英美日争夺在华利益，扳倒光绪他们反而乐见其成，法国也与俄国结成了联盟，利益趋于一致。只有日本尝试采取积极行动。日本表明如果只是选继承人，日本无话可说，如果是为了废光绪皇帝，日本将进行干涉。日本如此表态的目的是希望遏制俄国的野心，让亲英美的光绪对抗住亲俄的后党势力。

所以，各国公使未向清廷表示祝贺，只是在犹豫观望。但公使们的这种态度，正好被反对废立的大臣们所利用，解读为反对，借着外事向慈禧施压。再加上在华外交使节的业务素质下滑，以前的“中国通”们已经被替换成对中国一窍不通的外来者，他们用治理非洲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外交，自然既不了解中国政治，又听不懂官场的潜台词，连翻译都不合格，译出来的意思都天差地别。这种在误解和误判指导下的沟通，不出问题都难。伴随着卜克斯事件，清廷和外国公使的怨恨加深，这才有了义和团进京，以及之后的国难。

晚清时期，政局发展的最大变量来自洋人，毕竟在历来决策所依赖的历史经验和儒家教训中无法找到任何借鉴。作者给予了这个变量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洋人怎样看待废立一事，第二层是朝廷如何理解“洋人怎样看待废立一事”这件事。这期间有误会，有误判，有巧合，有机缘，作者将史料横向联系，在书中为读者补充了从起因到结果的复杂演变过程，也让读者看到中国在帝制时代最后的时光中，为什么还在内斗，引发了后来的庚子国难。

（原标题：一场因废立而起的西逃）

文/洪宇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