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安三万里》之外:历史中的高适与李白
中华书局1912 2023-07-28 13:00

天宝四载(745年),在同游山东蒙山等地之后,高适、杜甫与李白作别,前去济南,参加新任北海太守李邕设下的宴会。从此次分别之后,高适与李白终身未再相见。

在天宝三载(744年)时,高适、杜甫、李白同游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时年高适四十一岁,而李白四十四岁,二人年纪仿佛,行止却不甚相似。在同游之前,高适曾去长安,也曾去往燕赵、蓟北,但都未获得出仕机会,而李白这时正被“赐金放还”,刚刚经历人生的大起大伏。因此,这一段被载入文学史的游历,之于两位主人公的内心而言,应该是不同。

吹台相会雕像,成都浣花溪公园

不过,想要昭揭这种不同,却较为困难。直接原因,在高适的诗集中,没有同李白唱和,乃至送赠李白的诗作,而在李白的诗集中,也没有同高适唱和,乃至送赠高适的诗作,如非同游者杜甫多年后写作的《遣怀》《昔游》二诗,恐怕后人完全不知道这一次同游。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将高、李二人在分别之后,各自的际遇联系起来看。

天宝十四载(755年),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对唐代整个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玄宗在叛军攻破长安之前,西逃入蜀。玄宗三子李亨在西逃至灵武时稍作休整,即登基称帝,而尊玄宗为太上皇。同时其十六子李璘被玄宗封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坐镇江陵。李璘在到达江陵之后,别生图谋,深受其兄李亨忌惮。最后李亨遣人于至德元年、二年间将李璘之乱平定。这场在叛乱面前的兄弟阋墙,最终影响了高适与李白各自的人生走向。

先说高适。在天宝四载之后,直到天宝八载举有道科中第之前,高适仍旧是在齐鲁淮楚之间游历。天宝八载,高适中第之后,被授予了一个封丘尉的官职,这虽说是一般文士释褐的佳选,但其实从开元年间开始,文士释褐时认为的“美选”,往往是巡官、推官、掌书记。正因为这种情况,高适在得到封丘尉三年之后,也即天宝十一载(752年),没有继续担任这一官职。(另一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在唐代考功体制下,高适三年任满,但没有得到足以升转的评价,所以他选择了放弃了这一官职。)他在这年秋天奔赴长安,不断拜谒交游,最后离开长安,前往河西走廊。

在河西走廊,高适终于得以见到他的“贵人”——哥舒翰。哥舒翰显然很看重这位文士,他立即上表,要任用高适为左骁卫兵曹,充为掌书记。从这一年开始,高适总算是正是踏入了青云之路。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四载,高适正式升转,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辅佐哥舒翰守潼关。

“安史之乱”发生后,潼关作为扼守二京的咽喉,遭到了叛军的反复攻打。一开始,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率兵进攻,被哥舒翰击溃,成功守住了潼关。但随后,在杨国忠的谗言蛊惑之下,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主动出击,结果哥舒翰大败,自己也被叛将火拔归仁俘获,最终学了李陵。高适在乱军之中,杀出重围,从骆谷取道,至河池郡拜见玄宗,将战况一一汇报,并做了颇为中肯的敌我形势分析。玄宗嘉奖他,于是迁其为侍御史。

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玄宗一方,于是玄宗想了一个法子,也即让自己的儿子们镇守天下要塞(这便是前文提到的李璘分镇的背景),高适切谏不可,但未被听取。玄宗入蜀,高适跟随,不久即官拜谏议大夫。

李璘的别图,引起了李亨的不满。大概是李亨知晓高适曾以不可使诸子分镇天下进谏玄宗,他很快便召见了高适。在听取了高适的分析之后,李亨即以高适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会同淮西节度使来瑱、江东节度使韦陟一起平定李璘。

上述这段经历发生于高适四十九岁至五十四岁之时,而这段时间的李白,则兴起了寻仙访道的兴致,不久之后,甚至亲受道箓,正式成为一名教中人士。一直到被李璘召见之前,李白一直在广陵、宣城之间生活。

关于李璘的召见,史传均语焉不详,而李白进入李璘幕府之后担任何种官职,也都没有记载。但无论如何,在李璘幕府之中,李白的生花妙笔为其撰写了《永王东巡歌》等一系列宣传李璘神武之姿的诗歌。这些诗歌成了李璘兵败之后,李白曾襄助叛乱的证据。因此,当历史的急流奔涌而来,高适和李白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一个官至节度使,为一方大员;一个身系浔阳狱,沦落成重犯。

在李白坐监之时,曾有一位名为张孟熊的士人前来看视。这位张孟熊与李白交谈良久,他告诉李白他即将去广陵拜谒高适,当时李白正在读《留侯传》,感慨这位张孟熊的古人之风,于是写了一首诗送他。这首诗的末八句是这么说的: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在诗里,李白称呼高适为“高公”,但这并非是一个用于友人的称呼。他又说“燕霜感”“玉石焚”“歧路泪”,先后用了先秦邹衍蒙冤恸哭,天为之下霜;《尚书》说的玉石俱焚,比喻善恶一同毁灭;先秦杨朱歧路之哭的典故。这些典故除了能看出他在表露自己波澜起伏不能平静的内心之外,我们也看不出他是否对高适有所期待。

[明]唐寅《金阊送别图》(局部)

关于张孟熊是否是想请高适对李白伸出援手,史传无考。史传所记载的,对于李白伸出援手的人,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侄儿,官至御史中丞的宋若思以及宣慰大使崔涣。但很可惜的是,无论是谁伸出援手,终究不能改变李白后续的命运——李白被判流放夜郎。倘若没有乾元二年的天下大赦,这次流放也许就成了李白的最后一次“壮游”。

从这些蛛丝马迹推测,恐怕在永王李璘起兵事件之后,高适就意识到了李白可能会对自身产生的不可控的恶劣影响。他选择将之前与李白同游的诗作隐藏起来——杜甫的《遣怀》诗中有“昔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之句,所谓“壮藻思”,应该就是指的当时所作诗。千年之后,我们很难去揣测高适的这种隐藏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但从结果上看,这种隐藏实实在在的是一种永久性的。

高适与李白,是被唐代政治史洪流驱动的两个个体生命,而也正因为流向不同,这两个个体生命被打磨出不一样的色彩。从前文叙述中,本文不厌其烦地介绍高适的迁转经历,是因为想告诉读者,根据赖瑞和先生的《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唐代高层文官》的研究,高适这种拜将封侯的仕宦历程,是时人眼里非常完美的“升官图”。与之相对,获取了后世无限赞美的李白,在其仕宦历程上是非常糟糕的。

这种外部的经历,势必影响到高适与李白的创作之中。在高适的生命中,他与军旅之事的关系非常紧密,这也形成他诗歌的特色。但回溯这些关系,我们会发现,高适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去缔结的。这是因为在唐代,通过藩镇幕府获得被时人眼里认为佳选的掌书记要容易的多,而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藩镇,处于边疆的防御型藩镇,机遇更大。正是这样的“诱惑”,驱使高适去听边塞的风雨,去看边塞的山水,去经历边塞的故事,最后酝酿成他的诗的底色。

这些对于李白来说不是这样的。李白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高适所选取的那条路,他希望得到皇帝的无限殊遇,从这种殊遇中寻求复现一种他景仰的政治理想。比较来说,高适选取的路子,是与唐代考功体系密切结合的,这意味着即使他可能不会得到超越他人的殊遇,但完全能够保证他不会轻易失去这一切。而李白把得失都系在了皇帝一人的好恶之上,那么皇帝亲之爱之,他自然可以高蹈于青云之上,同样的,当皇帝对他失去兴趣之时,他相应的会被浮云遮蔽乃至从云中坠落。这种起与落,恰恰与他写给李邕的诗的前四句是吻合的: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风来则起,风歇则下,视九万里为尺寸之间。这种庄子《齐物论》般的视角,恰恰形成了李白内心的广袤无垠的心海。这片心海倒映宇宙,洞彻乾坤,驾游龙与鸣凤,驱飞廉与丰隆,于是各种奇瑰的想象,浑奥的浪漫喷薄而出,经过情感的淬炼,而凝结为一首首浮动于紫府清都云霭间的诗篇。

熟悉李白的人都知道,在乾元二年大赦之后,李白依靠当涂李阳冰的接济,度过了他最后身为唐代庶民的岁月。而在乾元二年之后,高适即使偶有左迁,但依旧为一位高层文官,最终还得到了渤海县侯的封赏。永泰元年(765年),高适病逝于长安,李白先其三年而去,而再过五年,杜甫也将离开这个世界。在杜甫晚年居于夔州之时,他回忆起他与高适、李白结伴游玩的青年时代,他说: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

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

是的,唐代的万里疆域上,风云曾相携而来。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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