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机构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需矛盾，但根据媒体调查发现，目前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托育机构，多半是幼儿园内托班和部分早教机构转型而来，社区托育和家庭托育占比较少。“我们也想送宝宝去托育园，但是好一点的托育园价格太高了，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综合考量后还是决定让家里老人带。”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周女士是一名初中老师，平时工作忙无暇照顾孩子，本想送孩子上托育班却因价格高而作罢。（7月25日《工人日报》）

托育是将0-3岁婴幼儿以小团体机构式的集体科学养育模式。作为托育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机构，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部门规章进行设置，并受到了广泛的市场欢迎，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数量约4000万，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但托育服务机构入托率仅为5.5%左右。此意味着，托育服务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托育服务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得不到缓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服务机构在数量上不足，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截至2023年6月，全国在国家卫健委托育机构信息公示平台备案的托育机构超过2.6万家，目前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约为2.5个，距离“十四五”期末要达到4.5个的目标仍有差距。二是托育服务的收费标准过高，服务的成本对需求形成了极大抑制，使得建成的托育机构入托率不高，盈利的基础较为薄弱，影响了投资的积极性与可持续性。

社会性托育服务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并提供可预期的未来，对三岁以来的婴儿的照顾，就只能以“家庭为主”，要么是以父母为主导，要么以亲属如祖父母替代，但随着生育年龄的延后，以及祖父母岁数的增大和身体的衰老，生育和照顾小孩子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很多年轻父母最头疼的事。尤其是双职工家庭而言，好不容易破解了生育的思想障碍，但“谁来养”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当照顾孩子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反过来会对生育愿望形成极大的抑制。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

调查发现，城市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对此方面的供给明显不足。当出生替代已关系到国家战略，则“婴幼儿无人照料”的问题就应当得到妥善解决。很显然，当好一点的托育所，其收费高到“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则如何让收费标准处于合理区间，使托育机构既物美又价廉，具有极强诱惑力的高性价比，则是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也是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托育机构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尽管市场需求强大并且收费不低，然而包括很多头部托育机构依然直言“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托育机构的投入产出的回报周期较长，运营成本比较高，回收效益慢，获得的实质性支持较少。要使得社会性机构体现最大的公益性，就离不开政策性扶持，让托育的公共服务责任由社会机构承担，就应让其享受相应的纾困扶持政策。

就像养老机构的公共化和公益化一样，社会化机构尽管发展迅速，却并没有公办性质的养老院受欢迎，以至于出现了民营养老机构空置率处于高位，而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在托育行业的发展上，同样会面临着“社会化服务”与“公益属性”之间的矛盾，为此需要在市场化与公共性之间找到结合点，实现利益的均衡化才能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最终达到“幼有所托”的共同愿景。

2022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印发《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了房租和税费减免、社会保险支持等26条纾困扶持措施。当务之急，就是要结合行业发展的特点，出台细则让各项扶持措施尽快落地，让托育机构获得实质性的扶持，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如此托育机构发展才可持续，给“谁来带娃”的公众诉求找到最优解。

文/堂吉伟德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