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莫言、迟子建、毕飞宇、余华、麦家、格非,他们的高考怎么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06-15 09:00

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当此时,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论起这个话题。作家们独具魅力的高考故事,更让人回味无穷。

莫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

莫言说,谈高考,人人痛恨,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莫言在《陪女儿高考的这一整天》中,写高考这天女儿的心情:“从七点开始,女儿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而莫言在考场外的心情,也不比女儿强多少:“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

迟子建:作文跑题仅5分,在大自然的涵养中走进文学

迟子建曾经笑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但她感谢判卷的老师。“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那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后来迟子建开始尝试写小说,从此走上文坛。迟子建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创作的。后来迟子建说:“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毕飞宇:什么北大、南大梦,我从来没做过,想都不会去想

1

读那本书是在1981年,我17岁。

那一年,“文革”平反仍在进行,女排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托福考试首次在中国举办。而我在前一年的高考中落榜,没有留城指标,只得从县城回到乡下复读、补习。

全世界都在剧烈变化,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倒退回了以前。就在那时,我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小时候,局势动荡,我家一直在苏北的各个村庄和小镇中搬来搬去。我出生在杨家庄,5岁时去了陆王村,11岁又去了中堡镇,15岁去了兴化县城。我的生活一次次被连根拔起,所有玩伴一次次杳无踪影。

漂。漂啊漂。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唯一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2

如何去远方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考大学。

我父亲因为家庭成分差,没机会上大学。他便把所有期望都放在我身上。我初中成绩不错,还考上了中专——要知道,当时上中专是个好出路,我们镇上也只有两个人考上。

我母亲特别高兴:中专毕业就可以有铁饭碗了,就有工资了。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步行了一百多里路,走到城里的招生办公室,请求办事人员把我的档案撤下来。在那时,这是很疯狂的举动。我父亲坚信我一定能“放个卫星”,考上大学。

但我不争气,高考数学考得惨不忍睹,落榜。对我父亲来说,这无异于是场灾难。

我不得不去的戴窑镇,一个典型的苏北小镇,百废待兴,贫乏无聊。因为贫困,镇上在每晚天黑以后才开始供电。我住在学校附近一个简陋的零件加工厂里,房间外面就是冲床。

每晚我放学回来,都遇上工厂通电开工,那声音“哐啷哐啷”,震耳欲聋,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停下来。我到现在都纳闷,当年的我是怎么睡着的呢?

大概还是因为读了那本书。

每次只要能在那小屋里读一会儿,我就觉得浑身是劲,天塌下来我都能把它顶住。这世上什么都阻碍不了我前进的步伐。

什么北大、南大梦,我从来没做过,想都不会去想。能考上大学就行,是个大学就行。只要能让我完成自己的使命,完成父亲的使命。只要能让我离开这个小地方,摆脱在各种乡镇搬来搬去的漂流命运。走出去,到哪儿都行,走得越远越好,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走出德国,走到巴黎去。

(本文摘自毕飞宇《逃出小镇的狮子》。该文整理自作者采访速记。)

余华:高考落榜读卫校,迷茫中以写作改变命运

余华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不过落榜了。对于自己的高考,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然后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终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的《兄弟》。

麦家:数学满分物理94,被破格录取进军校

著名作家麦家,当年参加高考时,成绩勉强过提档线。麦家在《隐秘之魅》一文中写道:“高考后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多岁,胖墩墩的……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来人友好地和麦家攀谈起来,此人正是负责招生的首长。首长知道麦家数学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很棒后,便破格录取了他。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上,偶然地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小说中的一些情绪和他当时的心态一样,苦闷、躁动……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这让麦家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小说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暗算》等作品的问世。

格非:第一次高考失败,险些当了木匠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又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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