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资本世界简史》大卫·哈维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大卫·哈维在自序的结尾写道：“这个时代是危险的，但也是探索新可能性的好时机。”所谓危险，是如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维系自身，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遭遇存在危机，并且，身处其间的劳动人民也不得不应对生存危机。当然，危机伴随着机遇，深受资本戕害的群体在生存危机中可以重新凝聚成一股新力量，而这股力量如何超脱阶级性、地域性，如何利用当前的政治格局与经济秩序，在何种时机下采取行动，走向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世界”？

反资本，并不是要抛弃资本，而是要换一种方式去处理资本。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在依赖资本所提供的便利，而因为资本增殖导致的个体生存困境，又是无法遮蔽的疮疤。

个体的张扬与主体的陷落都肇始于资本

个体的张扬与主体的陷落都肇始于资本。封建等级制度的壁垒被资本击垮，个人自由意志的张扬让资本成为“救世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天赋人权与资本自由绑定在一起。个人获取财富的成功是资本颁发的“通行证”，与此同时，个人失败的无能也是资本打造的“墓志铭”。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将凝聚的工人阶级群体打散和分裂，再将一些问题归因于个体的无能与怠惰。哈维从个人的危机中看到社会的转机，从关闭的工厂中看到重新整合工人阶级凝聚力的可能性，这些被剥夺的劳动者都在滑向悲剧，他们成为资本的弃子，也可以成为反资本主义的火苗。

个体在享受消费社会提供的便利时，正在被剥夺更多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支持资本，资本则为当权者巩固权力。国家将社会服务的功能转交给资本，由此强化了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国家政治不再为民众服务，而成为资本家驱动的棋子。资本家与政客的合谋本质上也是资本异化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异化了所有身处资本漩涡的个体，资本家也不例外。

孤独的前景是狂欢，资本主义社会为物质堆积与商品泛滥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人们透支自己的未来以消费当下，而这底层逻辑依旧是资本驱动。信贷系统协调了商品买卖周转时间，解决了人们急需金钱的困境，同时也激活了资本的流动性。权力的让渡与利益的获取总是相关的，“信贷系统有其建设性的一面，但它也有疯狂的、投机性的一面”，透支未来换取的自由终将悲剧的阴霾罩向弱者，资本俯身吮吸完利润便抽身离开，而深陷债务奴役、劳动偿债的个体只能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此刻，国家并不在场，只有市场上狂欢的喧嚣。“人们普遍感到被疏远、被抛弃和被忽视。他们觉得除了欢呼和追随一些释放和引导他们潜在愤怒的、魅力型领导人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方法。”

政治强人无法拯救资本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政客依旧为资本服务

政治强人无法拯救资本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依旧是为资本服务。资本家废除国家干预和监管控制，劳动者让渡权利以获取生存，恶性循环之中是各取所需。埋藏在这各取所需中的，是个人短期需要与资本长期欲望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哈维以达洛兹镇通用汽车公司的关闭为实例，揭开了资本如何一步步在经济危机中求生存，又如何一步步在度过危机后反噬劳动者的过程。这一实例提喻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当劳动者为了获取生存不断宽容资本后，资本带来的并不是自由与保障，而是更残酷的剥削与掠夺。

人为物役，马克思揭露的资本异化本质并没有消失，反而是在变换形式上演。资本“把工人当作一次性物品，根据利润率的需求而随意抛弃或丢弃他们”。而工人也很无奈，他们不得不让渡自身权益，以牺牲部分利益的代价换取公司的生存。他们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一个是坏的选择，一个是更坏的选择，而出题人恰是资本及其恶果。“各种灾难性的政治形式正在涌现”，它们是资本解决危机的手段，同时，哈维也看到了“劳动人民”正在取代“工人阶级”，即不受特定劳动条件分类的劳动者“拥有巨大的潜在政治力量”。

“中国何以”利用资本而不被资本反噬恰在于政治对经济的“掌舵”

哈维将对中国的理解放置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总体图景中，也正是基于这一视域审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与中国的特殊性才得以呈现。事实上，“资本家阶级可以是不同性质的”，例如他们在环境监管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立场，但究其本质，“在支持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上他们是一致的”，比如都支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私有化等。与之相较，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与它们完全相反，中国也需要资本，需要借助资本来发展经济，外资的流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中国不仅使用债务融资，而且还不得不扩大其内部消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依托自己的金融机构支撑住整个借贷过程，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并不断发展。“中国经济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金融化。这是中国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根本性转变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快速金融化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而并不是“中国何以”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属性。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流动的力量约束了国家机器的能力”。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债券持有人决定了国家权利领域内的自由，基于此，资本家与国家之间构成了博弈状态。与之不同的是，哈维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党的继续主导是绝对关键的，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路人”。资本是国家利用的工具和手段，领导与被领导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与憧憬。

“中国何以”渡过金融危机，并在这场危机中拯救全球经济，除了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需要，本质上是依托于中国的人口及其发展需要。“中国何以”利用资本而不被资本反噬，恰在于政治对经济的“掌舵”。哈维不无惊讶地表示，“西方人对中国最大的误解之一是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其实不然，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器，集权和分权在其中协同工作。中央政府提出要求，由地方来实施”。集权与自由的协调释放了劳动力又保障其安全；国有与民生的羁绊稳固了秩序又兼顾平等。

大卫·哈维的“反资本世界”并不是要消灭资本，而是要寻求资本与人的共存，追求人类真正的解放。哈维对资本主义罪恶的“发家史”直言不讳，值得敬佩的是，他没有陷入到“黑”或“捧”的单极论调。一方面是资本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夺导致的群体悲剧，辩证的思维始终贯彻他审视世界的视域。

（原标题：换一种方式去处理资本 “中国何以”利用资本而不被资本反噬）

文/陈文斌（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