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坏名声可谓实至名归。它的日常影响遍及人们的行为方式、银行账户、工作机会、城市规划和媒体传播等各个领域。今天，时尚业成了全球化病态发展的缩影。专制而又无所不在的服饰产业塑造着我们的消费行为，并进一步扩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鸿沟。在购物过程中，冲动取代了理性。这样说并不是倡议人们回到狩猎—采集时代，因为服饰民主化带来的舒适生活和幸福感还是值得维护的。

笔者的意图绝不是以一种卫道士或道德家的态度来分析时尚消费，而是希望向人们展示这个行业的不同侧面：经济、社会、创造力、生态及人权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其中99% 是英语文献，主要来自英国和印度研究者。欧洲大陆似乎还并没有对此类研究给予足够重视。1笔者因此从社会史、技术发展史、政治经济史、社会学和艺术史等多种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研究，不断查询和考证资料来源、参考书目，以及一众相关人物主旨各异的发言，充分挖掘这一主题的复杂性。

笔者是历史学博士，也是一名艺术史学家和设计师。但相比这些身份，我首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艺术爱好者和技术迷。每个作者都有自己坚决捍卫的立场。在我看来，美或品位并不重要；相反，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他所付出的创造力，他在日常工作中展示出的才华、适应和打破常规的灵活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本书在论述中脱离了设计环节的讨论，采取了这样的比例分配，以便集中探讨其他主题，那正是为了强调这一区分的必要性。

时尚产业的伟大征程

服装和时尚产业的发展过程自有其历史渊源。17世纪，欧洲巨头法国和英国急需为军队中成千上万的士兵提供服装，这令当时的服装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大举动员起来。这是大规模生产的开始，尽管当时还不是机械化生产，但生产效率很高。在伦敦各个小巷的后院和巴黎的手工业集中区，堆积成山的背心、外套和衬衫正等待着被运往仓库、分发到水手和士兵手中。乡下的年轻女工纷纷进城谋生，工业生产岗位向她们承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她们的梦想将终结在下水道，或肮脏、贫苦、辛劳和汗水中，甚至以卖淫告终。

机械化生产的出现本应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纺织工厂的织布机轰鸣声里，或在狭小的女仆房间里，工人们的订单量大幅度增加，产品的标准化要求更加严格。因此，生产力的提高不是技术创新的成果，而是人身囚禁的结果。那些环境恶劣的生产车间就是这一境况的真实写照，它们被形象地称为血汗工厂。这些地方无论规模大小，其工作方式从道德及政治角度来看，都令人憎恶。

纺织业的兴起源于19世纪激进的商品定价策略。定价策略促使商家不断削减支出，而极端的资本扩张使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中写道，“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但新创造的“国家财富”并没有惠及大众。农村人口外流加剧了工业城镇的人口压力，无法合理安置新增人口。车间的卫生条件导致了一些严重疾病的发生，肺结核就是其中的代表，也叫作“裁缝病”。

在成衣产业发展过程中，人为事故和灾难不断出现，例如1911年3月25日纽约三角衫（Triangle Shirtwaist）服装厂发生的火灾，造成146人死亡、71人受伤。在追逐低价的市场基本逻辑刺激下，制造商为了将成本降至最低，只有用削减安全措施和降低生产条件的方法，来求得收支“平衡”。

因此，这些产业弊病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它们早已深入纺织业的根基。“更高产量、更低成本”——这就是问题所在。不过，今日的服装业已经与19世纪不可同日而语了。

专制统治的基础

从布尔迪厄到鲍德里亚，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批评领域充斥着一连串老生常谈。诚然，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父权社会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文化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这种催生了物体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的时代精神所具有的诱惑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有必要把阶级问题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的跃变重新置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考察。

米歇尔·克鲁斯卡（Michel Clouscard，1928—2009），是一位与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同一时代，却经常被学术文章的参考文献和知识界辩论所遗忘的社会学家，在他看来，这些“欲望市场”（marchés du désir）的建立是为了将资本主义从自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1981年，他将这种“新法西斯主义”描述为心灵殖民的最高阶段，尤其指出了马歇尔计划和1968年的“5月风暴”在这个帝国主义“最高阶段”扮演的重要角色。3这种冲击力、这样的商业征服包含了多方面复杂因素，但在笔者看来，其根源主要形成于经济危机时期。如何说服人们越来越多地消费？我们需要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说服技巧，并尽最大可能发掘潜在客户。

为了获取民众支持，而无须像极权政府那样诉诸武力，美国人发明了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这个词，显然它听上去比“宣传”（propaganda）要好得多。20世纪上半叶的媒体大亨、《宣传》（Propaganda，1928）一书的作者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1891—1995）创立的这个方法直到今日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起初，为了说服沉浸在普遍反战情绪下的美国人同意在1917年将他们的军队派往欧洲，伯内斯从一个法国人那里获得了灵感。

居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有着多重身份，如医生、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伯内斯从他的书中学到了“掌握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方法，就是掌握了统治大众的艺术”，并借此发明了一种刺激大众消费的精神武器。鉴于群众无法理性思考，他选择了一些大众领袖来做宣传者，这些人是记者、电影明星、广告商和心理学家。该宣传手法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消费品，它的目的是围绕目标物创造一个幻想，将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目标物幻想所引发的感受之上。总之，必须令民众认同消费行为，就像皈依一种新的宗教，并让他们沉迷于外观。这是一种引导人群，为他们创造不存在的目标并培养日常痴迷的方式。

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的工人们以罢工、示威和骚乱为手段，来反抗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他们的行为对工业生产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必须控制民众，停止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对峙。方法很简单，就是让他们参与并融入这个他们一直反对的社会模式。通过购买行为，民众为资本家的发达做出了贡献。他们成为消费者，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欲望而付出自己的钱财。这一方法取得了彻彻底底的成功。1929年的经济危机本可以让这些工业恶魔彻底失败，但它没有，甚至连戈培尔也仔细研究了伯内斯的这本书，并将其用于推广纳粹事业，不幸大获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青少年市场成了资本扩大消费群体的主要目标，他们不遗余力地向年轻一代灌输消费的好处。

理性与诱惑

购物成了带来幸福与成功的密钥，它令人美丽自信，富有吸引力。逛街不再是一种消遣，它是一种价值，良好公民身份的体现，因为消费支持了经济增长，这是真正的爱国行为。然而，在这些消费指令背后，往往隐藏着对环境的破坏，对人权的侵犯，对劳动者尤其是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对儿童的剥削，对不可能达到的身体标准的强制推行，对不平等模式的保护，以及一个濒临死亡的创造系统。

我们都受到各种产品的诱惑，这证明我们是感性的存在。幸好如此！但是，对眼前的这第一千零一件衬衫，我们又该做何评价？得克萨斯州种植的棉花，被运到东南亚纺成布，然后在埃塞俄比亚剪裁缝制，最后被摆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商店里销售……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和所有同类型的商品一样，都是癌症、水污染和化学品中毒的罪魁祸首。

消费者应该知道，时尚业的所有环节都是病态的。那些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创造者、造型师、制版师和设计师，不是被要求“创造”一千个系列，就是要借鉴甚至抄袭大获成功的设计，他们早已筋疲力尽。我们已经不再去关注在全球发生的数不胜数的工业事故、健康悲剧和生态灾难。我们的内衣浸透了有毒染料，商场地下室的女售货员正在抓挠她那被化学制剂侵蚀的皮肤。几年之后，我们的身体又会怎样？无菌还是不育？都有可能。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意外但发人深省的挑战。如何区分所谓的成熟或新兴国家、富裕或贫困国家、北方或南方国家、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又同时避免把自己摆在一个西方资本主义观察者的位置上？这些判断指标往往以市场经济作为唯一导向，因此并不公平。如果我们遵循这些二分法，中国仍将是一个新兴国家，但中国的现状已经清楚地表明，这种二元对立概念的分类方式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

这本书也是对资本家的一次呼吁，是时候对销售系统做出改变了，以免把设计人员、制造商、工人、女销售人员（这一群体主要是女性）和消费者都压榨殆尽。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毕竟沉疴难愈。但人们已公开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和信心，让人期待并用相对积极的方式去展望未来。时尚产业的人性化只有在资本家的参与之下才有可能实现，今天他们也正面临着系统自身的局限，这并非计划好的事情，但这个矛盾的激化已不可避免……

来源：北大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