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史上质量最高春节档”之后，即将于2月25日上映的电影《拨浪鼓咚咚响》显得尤为独特，与春节档中的超大制作、历史题材、科幻类型、明星阵容等元素的影片均不一样，它的故事来源于中国的现实生活。

《拨浪鼓咚咚响》的英文名为“like father and son”，译为“如父如子”，准确透露了影片中的人物关系。电影讲述了货车司机苟仁为子寻仇，偶遇寻找父亲的“熊孩子”毛豆，机缘巧合之下，二人踏上一段啼笑皆非的寻亲之旅的故事。该片曾入围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荣获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优秀制作中项目”奖。

从创作到上映，电影《拨浪鼓咚咚响》已历时五年，是纪录片导演白志强的首部剧情长片，由著名编剧芦苇担任影片监制，非职业素人演员担任主演，电影剧本曾经过12次修改，制作过程几经周折，只为呈现“要命的真实”。许多看过影片的观众给出了“接地气”“貌似小众却属于大众的电影”“黄土地上普通人的生活，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的倒影”等好评。

2月6日，电影《拨浪鼓咚咚响》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导演白志强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畅谈影片的幕后故事。白志强坦言，这部电影要首先献给所有在社会奋斗的中青年打工人和留守的孩子们，他们并非边缘群体，而是大多数的人。

想法

不能拍成纪录片 那就拍一部故事片

之前数年，白志强一直在陕北家乡拍摄反映乡土生存状态的纪录片。

2013年，在拍摄关于陕北民间说书盲艺人的纪录片《边走边唱》时，白志强曾在陕北的一所学校露宿，才如此近距离接触留守儿童。

当时，因没有落脚点过夜，他们便求助于一所乡镇学校。校长热情安排了宿舍，并与白志强攀谈起来。“那所学校原本有两千人，当时却只有一百六十多个孩子，其中有一半的孩子是孤儿或是单亲家庭。所以，我在学校里看到了太多的留守儿童，随后跟他们聊天，听到了很多的故事。这件事让我很震撼，我之后还去做了家访，许多孩子的脸都是脏脏的，有的孩子鞋子左右反穿，有的孩子衣裤破烂不堪。因此，我之后开始在那里做了两年的志愿帮扶工作，给他们发书包，换换鞋之类的事情。”白志强回忆道。

白志强暗自萌发出记录下孩子们的生活的想法，但因纪录片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绝不能拍成纪录片。“我觉得不合适。这些孩子是会长大的，他们与我前面拍的盲艺人是不一样，那些艺人已经是成年了，生活也稳定了。而对于这些孩子，我认为他们还有未来，如果拍成纪录片，我无法保证片子出来对他们来说是好是坏，更不想因为纪录片让他们被迫回顾过去。”白志强拒绝拍摄纪录片，却萌生了创作一部故事片的想法，“一定要为他们发声”。基于这一想法，白志强认为故事片《拨浪鼓咚咚响》要首先献给所有在社会奋斗的中青年打工人和留守的孩子们。

电影讲述了货车司机“苟仁”与留守儿童“毛豆”的暖心故事。苟仁唯一的儿子因病夭折，他认定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害儿子身亡，因此踏上了寻仇之路，途中却偶遇“熊孩子”毛豆。没了亲人的毛豆一心想找到在外打工的爸爸，撒泼打滚“大闹货车”。为了索要货物赔偿，苟仁只得带毛豆上路，二人踏上了一段啼笑皆非的寻亲之旅。“熊孩子”闯祸不断，“熊大人”也一路惹是生非，但在那个冬天，原本陌生的两人却同嬉笑共患难。

“如父如子”的故事设定在2008年，白志强解释道：“那时的城镇化让大量农民工走进城市，城市与农村形成了一个割裂，我们常常会看到城市里的欣欣向荣，但有时候却忘记了农村人的生活故事。另一原因是因为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很贴合两位主人公的关系，这首歌频繁在电影中响起。”

剧本

躲进山里写剧本，非诚勿扰，2年改了12稿

一提到故事的创作，白志强就会一脸愁容地摇摇头。“两年里，我改了12稿。修改可不是指改错别字或是调整几场戏，而是几乎颠覆性的推翻式地修改。”白志强特别强调着。

2017年夏天，白志强开始着手写剧本，却总是无法推进。他发现，经常要处理生活上或工作上的琐碎小事，干扰太多，影响创作。无奈之下，白志强在2018年躲进家乡的山里，历时两年创作剧本。“大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好多人觉得远，就不想找我了，那就证明这事并不重要。真有诚意，就进山找我，愿意开车的话，一小时就能到山里。所以，自然而然屏蔽掉了类似替兄弟们搬家，帮忙拍个小片这样的事情。”白志强笑道。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白志强写出过天差地别的剧情。其中一版剧本讲述的是主人公是一位油嘴滑舌的盗墓贼，为了医治在医院的孩子，保证资金不能断，去挣快钱，专卖假货。偶然间，碰见一个孩子，把他的货烧掉了，盗墓贼很生气，将孩子扔在半路便走了，但处于荒山野岭，又怕孩子一个人会出事，又带走了孩子。但是，盗墓团伙却注意到孩子，盗墓贼又想带着孩子逃走……“这是一版剧情比较激烈的偏类型化的剧本，但写完之后我觉得不能这么讲，这偏离了我的初心。我原本想写的就是现实主义的故事，表达现实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其实这十多稿是不断地往回退，回到最初的想法。”

白志强把它视为“一个蜕皮的过程”，不仅创作要回归最初的本心，剧本中的所有细节都要“落地”，回归生活，不能“假大空”，这是最本真的也是最艰难的历程。“其实很多电影的问题就是在于落不落地，我们导演在创作的时候是否离生活越来越远，人物是否来自于现实。电影的表达方式和类型只是我的故事的一个容器。而真正有力量的表达是装在这个容器里面的东西，像常见的‘如父如子’的设置和故事类型都是我和观众沟通的媒介。”

回归到第三稿时，监制芦苇对剧本提出了建议：扎根普通人，大有可为，要记住故事核心是苟仁移情毛豆。“毛豆是寻找希望的孩子，苟仁则是一个绝望的人。他们互相碰撞，互相争吵，最终也互相温暖，他们就是如同父子一般。”白志强讲道。

演员

没钱找明星来演，但找到了有表演天赋的“天选之人”

筹划初期，白志强想找明星来演货车司机“苟仁”的角色。只不过，由于现实的资金问题，白志强认为剧组想要找到明星演员简直是“痴心妄想”。

白志强决定，既然找不到适合的明星演员，那就找一个“就是角色”的人。他想到了小学同学惠王军，“找他来演再适合不过了，他本身的职业就是出租车司机，某种意义上来讲，惠王军就是苟仁。”在开拍前三个月，白志强让惠王军开始留胡子和头发，不洗澡也不洗脸，尽量与人少说话，使他从心里进入角色。聊起惠王军的准备工作，白志强笑着回忆：“有一次，他半夜开着出租车赚钱，顾客看到他蓬头垢面的形象吓得都不敢上车，他说有次七块的路费，一个顾客放下十块钱就溜之大吉了。”

临到开拍前，惠王军真的像剧本中的苟仁一样，开着货车去乡村卖货，他清楚每样货品的进价和售价，竟然还挣了钱交给白志强用于补贴拍摄经费，白志强则让他把钱交给道具老师。白志强认为惠王军“就是角色”。“惠王军不仅有天赋，并且很努力。他把手机交给了主任保管，并嘱咐没有什么要命的事就不要告诉他。在剧组大家都叫他‘苟仁’，如果有人叫他惠王军，他是不理人的。他在货摊上守着，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突兀的，在拍戏的时候，竟然还有顾客闯进镜头里要买他的货，还问他这群拿着摄影机的人在干什么。”

不仅惠王军贴合角色，饰演毛孩的小演员白泽泽也是白志强眼中的“天选之人”。 白泽泽是白志强在当地农村学校一千多人中海选出来的。白志强要求海选的小演员要符合年龄和形象，并满足一些表演要求。谈及海选时的要求，白志强介绍道：“首先要胆子大，敢举手参演，这样最符合毛豆的‘熊孩子’的人物设定，其次在模仿我和副导演表演的时候，他要完全相信我所描述的情景，眼神不飘忽，记台词还多，要有表演天赋；最后，在最终试拍河边奔跑的戏份时，白泽泽的表演很有情感爆发力。我想，他就是我心中的毛豆了。”

白泽泽也经历了开拍前的准备，白志强安排白泽泽的父母与其分离，告诉白泽泽他们去神木打工了。起初，白泽泽很高兴，认为终于没人管他学习，但经过两个月的拍摄，他一直未见父母，逐渐生起思念之情，如同片中的毛孩一样想念父母，想要去神木寻找自己的爸爸。

“白泽泽可以说是个表演的天才，有一天他主动找我要剧本，说每个人都有凭啥他没有，我就把剧本给了他。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气看完了，并记住了多数的台词，令我唏嘘不已。”白志强感叹道。

2020年，《拨浪鼓咚咚响》荣获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优秀制作中项目”。当时，担任项目创投的终审评委邓超关注到了白泽泽的表演，并邀请白泽泽在《我和我的家乡》中饰演了一个陕北小男孩的角色。

拍摄

剧组只有七块钱，在旁边村庄“借”烟花拍戏

2019年初，《拨浪鼓咚咚响》开拍。回忆起两个多月的拍摄经历，尽管不乏心酸时刻，但白志强总是笑着聊起剧组趣事。

在拍摄招工的劳务市场发传单找爸爸的戏份时，剧组安排了四个群演从早上开始在市场里找工作。当摄影师和录音师准备就位时，主人公出现，剧组安排的面包车进入画面“招工”，瞬间围上去了一群人，既有当地的也有河南的工人，均上前问是否招工。原本面包车要拉走四个群演，结果车上坐了八个人。“当我用对讲机喊着这条过，面包车开出画面便停下了，车上另外四个人懵了，问着司机怎么停下了，不是招工吗？”白志强讲完笑起来，摇摇头说：“想起这些事情，真是有意思。”

电影中还出现过出租广告位的货车，白志强以为可以拉到广告赞助商，但剧组跑了两百多个广告商都没拉来赞助，这一想法最终破灭。剧组面临资金问题已是常态，白志强不但操心拍摄，还要四处筹备拍摄资金，这使剧组的拍摄条件异常艰苦。一次，在深山拍摄货车被困的夜戏，一直到凌晨三点，山里的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惠王军的胡子都结了冰，但无奈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只能开着打光的灯来取暖，直至胡子上的冰融化掉。

打动众多观众的烟花戏，也有既幽默又心酸的拍摄故事，这场戏来源于真实故事。在那两年帮扶工作，白志强熟知了一些故事，并写入剧本中。

白志强记得有个孤儿以为他的爸爸在外地跑车拉煤，曾在地上写“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孩子并不知道真相，这其实是骗他的话。事实是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但他依旧憧憬能够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烟花。

但这场烟花戏，是在意外之下匆匆拍完的。“当时，我们准备的道具烟花放完了，剧组只有七块钱了。刚好遇到旁边村庄里有人放烟花，正好可以作为这场戏的拍摄背景，我们就让人家先等着。结果人家等到半夜十二点就不乐意了，一口气把烟花全点了。所以，我们赶紧匆忙架起摄像机来拍，最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白志强笑道。他还想起在拍摄完烟花那场戏的时候，白泽泽因太想自己的父母，硬是多哭了十多分钟，剧组谁都哄不住。

白志强认为，这场美好的烟花场景，让剧中的苟仁和毛豆真正地成为了父子。

上映

“要命的真实”是我的追求，每部电影都是在拍摄当下

尽管拍摄艰难，资金短缺，但白志强从不觉得“惨”，他强调，电影的拍摄是温暖的，有趣的，绝不卖惨。

白志强感慨道：“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的最有干劲的剧组。拍摄期间遇到下雪，导致剧组的车无法通行，剧组所有成员硬生生扫开了两公里的山路。我们时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调侃拍摄期间的种种窘迫用来下饭。”此外，电影中还有客串的小角色，是剧组成员直接参演的，比如毛豆村里那个憨憨，由副导演出演；色眯眯的房东，由电影美术出演；一百块钱租孩子的小商贩，是白志强的联合编剧演的。

不论是全素人演出，或是还原生活的美术造型，白志强都希望做到“要命的真实”。“《拨浪鼓咚咚响》要带给大家的是身临其境的真实，在平淡中呈现出内心的波澜起伏，这是我想追求的，虽极其困难，但值得挑战。”为了演员表达真实的情感，白志强总是会“催眠”，“我会给惠王军讲苟仁的经历和家庭的所有故事，他听完真的嚎啕大哭，那一刻，我觉得看见了活着的现实中的苟仁”。

同时，在许多场景中，白志强要求尽量不去“造景”，让场景符合人物出入的日常生活，有了生活质感才会带来影像的真实感。“我几乎偏激地认为，真实是真诚的前提，而真诚是作者和观众灵魂沟通的唯一桥梁。”所以，白志强直言展现“要命的真实”成为他的美学追求。

不过，尽管白志强已尽最大努力力求真实，但仍有一些遗憾。在没有资金置景的前提下，电影回到2008年时期有一定难度，画面中的细节难以控制，有些时代的穿帮无法避免。“比较明显的是某智能手机的品牌出现在画面里，还有一些不是那个年代的标语。发现穿帮内容的时候，我的摄影、美术都急了，但我却认为没关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部电影都是在拍摄当下。”白志强坦言。

从创作到最终上映，影片已历时五年。许多看过影片的观众认为影片“情节和台词极其真实，抓人心”，观影时“不经意就笑了，不经意又哭了”。

“好好笑，不许哭”，是《拨浪鼓咚咚响》的宣传语，这也是白志强的真实想法，他希望观众看完之后可以关注到电影中人物所在的群体。“许多朋友说他们看得潸然泪下，离开放映现场很久后心情依然不能平复，像是受了委屈而无处诉说的感觉。我希望观众可以感动和温暖，但让观众难过不是我想要的。”白志强解释道。

供图/大象点映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