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名叫秦子元,1913 年生,属牛。父亲八岁时,跟着父母走西口,从山西河曲焦尾城来到内蒙古五原县。
父亲是个粉匠,年轻时学了一手做粉条的好手艺,在五原县城住的时候,他在“王兴粉房”当漏粉师傅。听我母亲说,那个时候,人们都爱买“王兴粉房”的粉条,和酸菜烩在一起,又融和,又筋道,不像别人家的粉条要么烩不软,要么一烩就断成碎截截。在城里的时候,我母亲和奶奶发豆芽卖,空闲的时候还给人家做做衣裳。本来家里日子过得还可以,可就在解放的前一年,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
跟父亲一起抓走的还有我的一个表姐夫,他两个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就瞅着机会逃跑了。跑的时候,得冒上生命危险,因为让逮住的话,是要砍脑袋的。砍脑袋还不是直接砍,听说是把哈莫儿砸碎,再把逃兵的衣裳脱光,抬起来往哈莫儿里冒(丢),冒进去,拉出来,再冒进去,再拉出来。直到把逃兵身上扎得全烂了,浑身是刺,才冒在那里让他慢慢死。他俩跑了以后,国民党部队到处逮,他俩就跑到二喜民圪蛋的𦭜芨林里躲起来。我母亲和我奶奶知道后,就全家人都来了二喜民圪蛋。二喜民圪蛋的名字,是因为当地有个叫二喜民的大地主,他给我们腾了个小房子住。有一天,父亲和表姐夫偷着回家吃点饭,突然听见马蹄声,母亲一看是乡里的保长来了,就赶紧把表姐夫藏在红柳篓子里,让父亲躲在盖体(被子)底下,再拿布子盖住。保长一进门,上了炕头就躺,身子靠在盖体上。父亲在底下动也不敢动,保长躺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有一个跟保长相好的来我家,说她男人叫保长到他家去,保长这才走了。我母亲上炕就往开掀盖体,那时父亲已经换不过气来了,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缓过来。
1949 年之后,我父亲在二喜民家的地皮上起了两间土房房。父亲是个勤快人,甚营生都会做了,耕种、收割、碾扬都是一把好手。1963 年,生产队里搞副业,开了个粉房,队干部知道父亲以前是个粉匠,就让父亲去粉房里漏粉。有一天,我跑去看,才知道漏粉咋回事。做粉条前,要先按比例,用开水把淀粉调成稠糊糊,再加上干淀粉,和成软粉团。软粉团漏瓢的眼眼中一条一条漏进锅里,遇上锅里的滚水,就煮成了粉条。煮好的粉条得晾干,才能卖了。漏粉是个辛苦营生,锅里的水不停地烧着,父亲一手端着漏瓢,一手握成拳在瓢沿上不住地往下搕,搕得均匀,漏出的粉才一般粗细。我跑去粉房看的时候,已是十二月,天很冷,父亲站在大锅前面,只穿着一条薄单裤,一件二股筋背心,脸上的汗像水一样往下流。我站在门口往里瞭,锅里腾起的蒸汽白雾雾的。父亲当年三十多岁,身板直直的,两条胳臂不住地在锅边上转着圈漏粉,人站在蒸汽里,看上去就像练功一样。我怕打搅他,没说话,父亲倒看见我了,抬头笑笑,又接着往锅里漏粉。
父亲的粉条漏得好,谁都知道了。挨着我们,有个叫广和全的公社,一天,他们漏粉的大师傅扣了锅,漏不下粉来了,就叫人来找我父亲。父亲过去给指点,帮着漏出粉来,回的时候,人家拿些粉条给父亲表示感谢,父亲不要,他们硬要拿了,父亲推辞不掉最后才拿了一点儿。回到家里,父亲很高兴,说是有人夸他手艺好。可惜,队里的粉房后来因为进不到原料,停产了,父亲就再也没有当过粉匠。
要说勤快,队里没人能赶得上父亲。他是个坐不住的人,队里没有谁家在院子周围栽树,他却把柳枝砍回来,这里栽、那里栽,就是盐碱地里也跑去栽。后来,渠畔上的柳树活了很多,现在,老柳树长得都快有一抱粗了。父亲也从来不好问人借东西,没成立公社以前,家里所有的农具都置办得全全的,犁、耧、耙、碌碡、牛车甚也有。1957 年,成立公社,家里的土地、农具、牲口都归了队里。之前,我家夏天种的瓜菜吃不了常送人,建了社,土地没了,瓜也种不成了。父亲看见离家不远有一块地,虽然他知道开了地种了瓜,也不会让自己管理,但他说,地荒着也是荒着,种上瓜,众人吃,咱也吃。他就在地里开出田垄,让我和姐姐把瓜种上。没多久,瓜苗上来了,长得可好了;瓜蛋结出来了,长得可大了,我隔几天就去看看。结果,没等瓜熟,就让人给祸害了。我摘了两颗生的回来和妹妹们吃。父亲是连生的也没吃上,队里就让他去挖二黄河了。
1962 年,上头下来文件,一人给八分自留地,谁想开地就去开,不受限制。父亲又来了干劲,天不亮就把我吼起来,和他去开地。等天亮了,人们出工,我们也误不了给队里干活。到了秋天,家里的粮食够吃了;冬天,请人杀了一口大猪,又宰了羊和鸡,天天都有猪肉烩菜和大米饭。
父亲比母亲大八岁,母亲是童养媳,十二岁送到父亲家里,十五岁时梳的头。父亲对母亲很好,从没和母亲嚷过架,也不向我们发脾气。
以前在五原县城住的时候,父亲漏完粉,爱去中山堂里听人说书、唱戏,听完回来,一有时间,就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到现在,我还记得好多他讲的秦始皇、杨家将、武则天和其他历史人物的故事。全家搬到二喜民圪蛋后,离二喜民圪蛋十五里远有个小镇叫邬家地,那里有个老戏台,是民国前盖的。1957 年成立人民公社,邬家地改名叫复兴公社。有几年,每到夏天,公社会举办交流活动,还请戏班子唱戏。唱戏前,人们用布把台子围起来,等唱完了再拆掉。戏台下面没有凳子和椅子,就放些粗木棍,看戏的时候,来得早的坐在木棍上面,来得晚的就站在后面看。
听说要唱戏,父亲可高兴了,还带上我去看。去之前,我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母亲给烙了饼子让我们带在路上吃。早上起来吃过饭,我和父亲相跟着就出门了。父亲背着烙饼和水走在前面,穿的是黑裤子、白布衫子,我跟在后面,穿的是一身蓝布衣服。走大道到公社要十五里路,我们怕去得晚了没有好位置,就走小路。小路是人们从庄稼地踩出来的一条土路,路很窄,只走得开一个人,两边都是庄稼。麦子快熟了,地里黄澄澄的;糜子还没抽穗,苗绿绿的。父亲平时话不多,那天走在路上,一会儿和我说哪块地里的庄稼长得好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问我走得动走不动。我很少见他这么高兴,说过这么多的话。
因为到得早,我们坐到了戏台前的木棍上。唱戏的时候,太阳可烈了,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台上唱的是山西梆子,也叫晋剧,我透过前面的人缝,往台上看。看不太清楚,也听不懂唱的甚,困得直打瞌睡。父亲坐在我旁边,昂着脖子,看得可认真了。旁边挤的都是人,我也不敢问父亲唱的是甚内容,怕影响其他人。看完戏回家,父亲走在前面讲,我跟在后面听,才知道唱的是个可苦的故事,名字叫《斩窦娥》。父亲说,他一看演员穿戴、画的妆,就知道他们是甚角色,要唱甚内容。后来,进了“文化大革命”,戏台就成了批斗人的台子,再不唱戏了。
父亲知道我们姐妹爱花,自己门前开的地,他给我和姐姐留下一小块,让我们种海娜花包指甲。我和姐姐在地里种海娜、牵牛和金盏花。海娜开花了,白的、粉的、红的都有,我和姐姐把海娜苗拔起来,拿剪子剪碎再捣烂,母亲给和上白矾,晚上睡觉前,母亲用葵花叶子裹上糊糊,给我们包在指甲上,再用布裹住。到了早上,母亲把布条拆开,指甲就变成红红的了。父亲见了,夸我们说真好看了。地里的海娜种得多,邻居家的闺女媳妇就都来问我们要海娜染指甲。
父亲人善,不杀生,一辈子连个鸡也没杀过。过年过节,都要上香摆供,正月初一不吃荤。“四清”运动时,工作组让他给队干部提意见,他只“哎”的应一声,笑笑就完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队里开生产会,父亲问队长,能不能给他四弟弟涨点工分。父亲话音刚落,政治队长就不高兴了,他说:“你这是工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然后,会也不开了,让人给父亲写大字报。那时,家里没一个识字的,母亲说,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些甚。父亲说,黑字白格,写了满满两大张,肯定不是好话。
父亲的四弟,我的四叔,没有人记得他的大名,尊重他一点儿的,叫他四老汉,不尊重的,叫他四糖(傻子)。解放战争刚开始,四叔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战场上,大炮震得他神志不清,从此精神上落下了毛病。
1957年,家家户户都入了社,成立了生产队。“文革”时,队里搞积肥运动,队长安排四叔积肥,把牛马圈里的粪掏出来,培上土沤肥。四叔虽然精神上有毛病,但干活实在,人家休息他不省得休息,收工的时候,他得要人喊,才知道收工。每年他积的肥,比房子还要高,但每天才得六工分。其他男人,冬天每天十工分,夏天十二工分;女人们冬天八工分,夏天十工分。口粮也跟工分多少有关系了,四叔和我们一起生活,粮食分得少,全家人吃不饱,经常拿菜糊糊当饭吃。
父亲遇上事情,往往是苦在心里不说出来,硬让自己吃亏,也不跟人争吵。实际上,队长要是遇到厉害点的,也害怕了,写大字报,常挑父亲这样的老实人。
被写了大字报,父亲嘴上不说甚,但心里一直不痛快。刘少奇被免职后,自留地一人只给留下三分,剩下的全由队里收走。辛辛苦苦开的地,又是说没就没了,这些对父亲的打击很大,我们常听见他唉声叹气。
父亲爱听新闻和曲艺,到七几年,三妹给他买了一台收音机,父亲有时在后半夜偷偷听苏联广播。偷听苏联广播的,还有队里的金石匠。父亲听了,从不敢到外面说,怕惹麻烦;金石匠却见人就说,苏联广播里又说甚甚的了。
父亲爱干净,碾下的麦子,嫌有牲口屙尿,又粘上了土,就买了一口最大的锅。每次磨面的时候,他先把麦子放在锅里用水淘,再晒干磨成面粉。锅大,盛的水多,淘得就干净。可惜的是,那口大锅,1958 年队里吃大锅饭,队上把锅要走了。父亲不和人争,人家要,他就给了。等到不吃大锅饭了,队里也没把锅还给我家,他们又拿去做豆腐卖了。1975 年,队里改良土壤,开展肥料大会战,这口锅又被拿来熬大粪,做有机肥。再后来,这锅也不知被谁贪污走了。
1976 年秋天,父亲得了半身不遂,刚开始,去医院看了,慢慢地,能拄上棍子走了。可当时家里穷,没钱继续抓药,五年后,父亲的病又犯了,躺下动也不能动,话也不会说,熬了半年多就去世了。死那年,父亲六十八岁。
二弟
二弟大名叫秦凤义,小名叫二俊,1959 年出生。他念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老师也不给好好教,全靠自学。二弟念高中的时候,家里生活最困难。学校的饭票要靠学生自己拿粮食去换,二弟没粮食,就领不上饭票。偶尔能有粮食换点粮票,每顿只敢花二三两的票,光够买一个窝窝头,或者一碗米饭。他说,一个窝窝头吃不饱,吃饭前先喝水,喝饱了再吃。
条件虽然艰苦,但二弟性体好学,他不光念课本,还练毛笔字,学画画,学修锁子、配钥匙。他给一个钉鞋匠画了好多鞋样子,每年过年给村子里的人写对联。
高中毕业那年,国家不允许考大学,二弟就回来参加劳动。1978年,队里会计去外面工作了,队里没会计,就选他当。当会计时,他给记账,核算收入和开销。队里掌权的是队长,队长拿上社员的钱吃喝玩乐,二弟看不惯,干了两三年就不干了。后来恢复高考,我大弟考上中专走了,二弟报考的是大专,分数不够,没考上。那时候,我父亲半身不遂已经三四年,家里没有劳动力,他就再也没考,就是考上了,也没人供他上学。
八〇年包产到户,人们自由了,二弟夏天地里忙,冬天就自学画画。那时候,女孩子间最流行的是墩花,墩门帘、墩被单,就是用墎线的方法,把花样绣到布上。我家大女儿红梅就拿上布,让她二舅给画画。二弟给她门帘上画的是喜鹊登梅,被单上画的是松鹤。白的确良面料,加上红梅手巧,线搭配得也好,墩出来真好看,谁见谁爱。
二弟还爱研究一些东西,怎么种地,怎么管理,怎么治土壤病虫害。地膜刚出来的时候,人们不适应,队里没人铺。他就跑来问我:“二姐,今年种糖菜,我想铺地膜。你铺不铺?”我说:“你铺我就铺。先少铺点,看看行不行。”我们两家合买了一卷地膜,他铺了一亩多,我铺了一亩来的,剩下一米多宽的地,膜用完了,就没铺。
种进糖菜籽,铺地膜的地方,芽芽上来了,没铺地膜的地方,芽芽上不来,等大约过了十来天才长出来,长得也慢,大小差不多错一半。到了第二年,种糖菜和籽瓜,队里就没有不铺地膜的人家了,家家户户都铺。
他又自学考了农技师,给县植保站研究病虫害和土壤病菌防治。九几年的时候,植保站让他去俄罗斯搞塑料大棚种植,他没去。家里有老人和老婆孩子,没人照顾不行。回想起来真是可惜,当时他放弃了这个机会,不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多少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队里的人看他干甚事都实在,想选他当队长。他说,村子里的风气不好,谁当队长都是维绾(收买)一些人选上的。当上了,趁着有权吃喝,上头(乡里头)来了人,更是大吃大喝,花下钱肯定不自己拿,还不是贪社员的。上头那些人也吃喝惯了,不给吃喝办不了事,要是自己当了队长,一次两次自己掏行了,次数多了咱也贴不起。要是贪社员的,也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再说,咱也不爱那种吃喝玩乐的场合。所以说,咱也不想当,谁爱当谁当去。
平时,二弟自学来的手艺经常能派上用场。农村的房子都是自己盖,二弟家盖新房的时候,就没请别人给设计,全是按他画的图纸盖,接电线、装灯也都是自己弄。家具也是自己油漆,柜子上用美术体写“北京”“上海”和拼音,橱壁上画着松鹤延年图。自从接上自来水,他又在院子里开了菜地,种的各种各样的蔬菜吃不了,有时候还送人呢。院子里,顺着窗户种着一排蜀葵,夏天一开花,可好看了。
来源:上海贝贝特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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