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展出的玉琮,左侧那件出土于晋侯墓,右侧的出土于瑶山遗址 童笑雨 摄
一件良渚时期的玉琮,跨越长江与黄河,出现在2000年后的西周墓中,你能想象吗?
12月6日,“郁郁乎文哉”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幕,现场展出170余件(组)文物,包含玉器、青铜器和金器,且大多来自西周的晋侯墓地。
这件“穿越”的玉琮,就在展出之列。只见展柜中并排放着两件形制极其相似的玉琮:一件出土于良渚瑶山遗址,因5000多年来都深埋地下,质地受沁,通体呈鸡骨白色,棱角分明;另一件出土于晋侯墓地,呈黄褐色,器体稍显圆润。
徐天进手绘玉琮纹样 徐天进供图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两者埋藏时代虽相隔2000多年,出土地点也不同,但经科学鉴定,它们都产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就像是失散了几千年的兄弟,现在终于相遇了。”
这件玉琮为何“背井离乡”?“失散”的2000多年,它经历了什么?为何出现在西周墓中?马东峰坦言,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个问题,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认为,这件玉琮肯定不是从良渚直接“流浪”到西周的,应该是经历了夏商两个王朝之后的传世玉器。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良渚和西周之间隔着夏商两个王朝,玉琮可能在这几千年中,经了若干代人之手。作为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玉琮具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良渚玉琮还曾在中国西南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这一形制也在齐家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出现,可见良渚文化影响范围之广。
这件玉琮在夏商这两个朝代经历了什么不得而知,徐天进推测,晋侯墓地出土的玉琮有可能来自周王的赏赐。
文献记载,周武王伐商时,曾俘获“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如此数量庞大的前朝旧玉,通过“分宝玉于伯叔之国”的形式,赏赐给了宗族功臣。晋侯墓地是晋国早期国君埋葬地,墓主人或其祖先,应在受赏赐之列。
晋侯墓地出土的五璜玉组佩 童笑雨 摄
其实,不止这件玉琮,展厅里还有多件来自距今4000多年的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的文物,它们都出土于晋侯墓中。这说明,玉琮的传世,不是个例。
从文物改制角度来看,这件玉琮有着后加工的痕迹。徐天进给记者展示了两件玉琮的纹样绘图,一些在文物上难以看清的细节,此刻变得清晰了起来。
如瑶山遗址出土的“原装”玉琮,神人兽面纹的刻画线条略显涩、钝,欠流畅,这和当时的加工技术相关。晋侯墓地出土玉琮的纹样则明显线条圆润、流畅。
最大的变化在于,工匠将良渚玉琮上神人兽面纹的一些螺旋纹样磨去,改成了商代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云雷纹。
马东峰表示,玉琮上纹样的改变,虽然表明良渚先民和商周时期人信仰的不是同一个神,但他们对玉的认识,对玉文化崇拜的源头,是可以追溯到良渚时期的。
现场展出的玉璧 童笑雨 摄
一件玉琮的出现,或许是巧合,但展览现场,更多出自晋侯墓、带有良渚特色的玉器,如玉璧、玉钺、玉璜等的展出,则证明了这个结论,这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体现。
如玉琮、玉钺、玉璧,在后来商周的玉礼器中也经常见到,而它们最早成体系地出现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形制和功能上,西周和良渚的玉璧相差无几。《周礼》曰“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说的就是玉璧和玉琮的祭祀功能。良渚时期,玉琮的地位比玉璧高,更多时候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是良渚先民用来通天的。
展柜内有一件铜琮形器,是完全仿照齐家式玉琮样式铸造的,徐天进说“这可能是最早的文创。”其功能和玉琮最初的祭祀功能当然已经完全不同了。
宋代的龙泉窑也烧制过玉琮样式的青瓷,被当作容器。
但无论用途怎么改变,可以看到的是良渚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良渚的玉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如良渚时期王的权杖——玉钺也成为西周时期权力的象征,最后因为材料的改进,升级为铜钺;代表良渚贵族女性身份的玉璜也出现在晋侯墓地中,在西周那时,璜是代表礼制的六器之一。
或许,这也是徐天进将展览取名为“郁郁乎文哉”的原因。这取自孔子的一句名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借鉴于夏、商二代的不仅是政治、礼仪制度,还有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成就。中华文明也因源远而流长,在继承中不断发展而始终拥有活力。
文/中新网记者 童笑雨
编辑/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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