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言二拍”，指的是明末出版的五本小说集：“三言”是冯梦龙写的三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是凌濛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三言二拍”为明代拟写宋代的市人小说。所谓的市人小说，可以理解为描述世态人情、写尽悲欢离合。小说中的故事，既有唐宋时流行的传闻故事，也有元明时戏文改编的故事。作为类型相似的小说，我们把“三言二拍”放到一起，选取其中的故事来看文人的生计和爱情。
所谓生计问题就是文人靠什么谋生。
我们这里讨论的文人不包括考中举人、进士之后去做官的官员，因为他们的生计问题无须探讨，他们有俸禄，生计是不成问题的。做买卖的“儒商”我们也不讨论，这类人的生计也不成问题。除了这两类人，普通的文人靠什么谋生呢？
“三言二拍”中的《警世通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明朝天顺年间，有一个叫马万群的官员。他因为得罪了当权的太监王振，被削职为民。从此，马万群和他的儿子马德称就回到老家生活了。一开始，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可以，但不久，马万群曾经的一个在朝中做官的学生又得罪了王振。
王振疑心是马万群指使的，就栽赃陷害他贪污。马万群是个清官，受到这样的不白之冤，一怒之下气死了。没想到，人已经死了，本地的官员还是要找马家敲诈勒索，说是要收回赃款，把马家的家产都没收卖掉了。
从此，马德称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想要教书，但别人看他十分落魄，觉得他是个浪荡之徒，不肯让自己的孩子跟他学习。幸好，一位管粮食运输的武将愿意让他当“门馆先生”。
所谓“门馆先生”，主要的任务就是陪这位武将聊天、代写公文，可以认为和幕僚差不多。没想到，这位武将押运的粮船遇上了大水，失踪了，武将本人也生死不明。
马德称认为这是天要亡他，准备跳河自杀。有一位老者看他可怜，把他救了下来，又给了他五钱银子。马德称就利用这五钱银子买了笔墨，靠写字卖字为生。他没有遇到能赏识他的文人墨客，只能卖字给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也没赚太多钱，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文人的谋生手段有两种：其一是教书，其二是当幕僚。这两种职业其实是中国古代底层文人主要的谋生手段。
故事里的马德称与这两种谋生手段无缘，只能从事第三种营生，也就是卖字。卖字、卖画是古代文人重要的谋生手段。我们都知道的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晚年就是以卖画为生。还有一些人通过算命、行医挣钱。
总而言之，以上各种谋生手段，除了当幕僚，其他基本上只能糊口。在明清时期，文人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可以出卖体力赚钱，由于缺乏收入来源，绝大多数文人生活都十分贫寒、困苦。
小说《生绡剪》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嘲讽了当时文人的境况：“若是秀才，儿子又读书，美名是接续书香，其实是世家穷鬼……若今日诗云，明日子曰，指望天上脱落富贵来，不怕你十个饿死九个哩！这叫作：腹中藏著五车书，饥来一字不堪煮。”
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占据统治地位。明清时期，在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束缚下，女性在出嫁之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更别说拥有恋爱的自由权。那么，古代文人的浪漫爱情故事是如何谱写的呢？
答案很简单，在中国古代，有一类边缘化的女性群体是有谈恋爱的“特权”的，那就是妓女。
我们在前面讲人口买卖和城市边缘群体的章节，分别讲过妓女苏三和李香君的故事，这两则妓女与文人的爱情故事既有喜剧也有悲剧。在“三言二拍”的故事中，还有一则非常悲壮的爱情悲剧，就是我们熟悉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话说南京国子监的一个叫李甲的太学生，有一天，遇到了名妓杜十娘，才子佳人的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李甲的钱越来越少了，老鸨就和杜十娘商议，把李甲赶出去。杜十娘不肯放弃李甲，和老鸨约定，只要李甲给妓院三百两银子，就可以给杜十娘赎身。杜十娘用自己的一百五十两银子，再加上李甲从朋友处借到的一百五十两银子赎了身，妓院的妓女们还为他俩办了结婚仪式。
哪知这李甲虽是文人学子，却品质低下，当盐商弟子孙富垂涎杜十娘的美色，提议把杜十娘卖给他时，李甲为了钱财竟然不顾夫妻之义同意了。
杜十娘知道之后，心灰意冷的她当着两个人的面，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箱首饰和金银珠宝全都倒入江中。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李甲卖杜十娘所能得到的钱。接着，杜十娘跳江自尽了。
其实，古代文人和妓女的爱情，确实不容易有好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文人抛弃了妓女。这是因为妓女的社会地位低，在一个重视礼教的社会中被人歧视，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但就算处于弱势地位，她们英勇为爱献身的悲壮对比文人男子的怯弱贪婪无耻，更显得品格高尚。
从“三言二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文人的艰难谋生。明清时期，他们的命运往往被社会所裹挟，稍有不慎便从小康沦落到贫寒。作为特殊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并没有获得额外的社会上升空间，潦倒的命运表现了科举制度的残酷竞争性。
此外，我们也能从“三言二拍”中的男女爱情来看文人，男性与妓女的恋爱故事往往更凸显女性的决绝和牺牲，以此反衬出所谓文人雅士的自私虚伪，可谓呈现了文人的另一种面相。
选自王笛所著《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