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九

东晋“孟嘉落帽”名场面

明露浴疏桐，秋满帘栊。掩琴无语意忡忡。掐破东窗窥皓月，早上芙蓉。

前事渺茫中，烟水孤鸿。一尊重九又成空。不解吹愁吹帽落，恨杀西风。

——蒋捷《浪淘沙·重九》

初读蒋捷这首《浪淘沙·重九》，不过平常，是蒋捷见疏桐承露，秋意满窗，心中生出悲秋之感，琴也弹不下去了。可做点其他什么罢，也没什么好做的，便静坐看它时光流逝，窗缝隙处明月光，三三两两，点滴漏下——“掐破东窗窥皓月”，这“掐”“窥”二字尤其妙，真有百无聊赖漫度光景的惆怅之感。

蒋捷便在这怅然中见它月落日升，天光乍亮，隐隐约约，池中芙蓉开正好。可叹开正好！因它终究要零落，仿佛前尘往事，当年热闹，如今已渺然不可闻，故人都成模糊剪影，仿佛江南烟水，朦朦胧胧，而自己，则是这剪影里唯一一点墨色，孤鸿展翅，天涯漂泊。即便应该阖家团圆的重阳佳节，也只能叹一句伤离别。思及至此，不免要恨它西风不解意，吹愁吹帽落，可恨至极了！

“不解吹愁吹帽落”，用的是东晋“孟嘉落帽”的典。单说孟嘉，很多人不知道；但要是加个前缀，“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便有些“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了。关于孟嘉，史书本传记载很少，最有名的，就是蒋捷在词里引用的“落帽”故事。

说某年九月初九重阳节，桓温在龙山（今湖北江陵西郊）宴请群僚。忽然一阵风来，将他府中幕僚孟嘉的帽子给吹落了。孟嘉此时沉浸在美酒美景之中，还没发现头顶空空。旁人见了，正要提醒，谁知桓温促狭一笑，眼神示意，便罢了，只坐着憋笑看好戏。

孟嘉对这一切浑然不觉，过一阵起身上厕所去，众人这才大笑。桓温让人写了篇文章笑孟嘉，连帽子一块儿放在孟嘉座位上，看他回来时的反应。谁知孟嘉回来后，容色不变，甚至还要纸笔——这是要回敬了？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赶紧拿来纸笔，孟嘉“了不容思”，挥笔立成，文章还非常漂亮，叫众人赞叹不已。

一篇文章而已，便赢得满座赞叹？似乎有些夸张，但在当时，孟嘉确实有名。很多名士都想认识他，东晋外戚、权臣庾亮还夸他有盛德——虽然这“盛德”，在后世看来，有些不负责任：“一问三不知俗事”！为官为吏，问他风俗如何，人们安居乐业否？孟嘉缓声答：“恐怕要问我手下的小吏。”言下之意，我不知道。

这后世不堪容忍的玩忽职守，在魏晋南北朝时，却是被人推崇的名士风范。那时世家大族大多就任这种不管杂事的清闲职位，只有出身寒门的人，才每天周旋于琐碎俗事中，忙碌非常。所以庾亮笑，说孟嘉有盛德。

真实又自然

深受外祖父孟嘉影响的陶渊明

不过，孟嘉并非空有名声，而无才学之人。他玄儒双修，尊重长辈，友爱兄弟，为人温文尔雅，喜怒不形于色，深得州郡赞叹。也因此，庾亮兴办学校时，将孟嘉擢为劝学从事，推广儒学。只可惜，孟嘉志向在野不在朝，担任桓温幕僚时，更是经常驾车出行，一个人去往龙山。“山气日夕佳，众鸟相与还”，四季美景，趣味不同，不必说还有美酒在侧，可谓人间至乐！不免流连忘返，至晚方归。也因此，面对朝廷的任命、皇帝的接见，孟嘉一一拒绝，后来更干脆辞官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不过，天伦之乐，于孟嘉而言，只是一乐。还有一乐，就是饮酒。孟嘉爱酒，常常喝到大醉，只是他就算大醉，也不见举止有何失态；更不必说适量小酌，任怀得意，胸襟洒然开了。桓温曾经好奇问：“孟郎君！酒有什么好？见你杯不离手，见缝插针地喝！”孟嘉悠然笑：“杯中有真趣，桓公不知道罢了。”桓温撇撇嘴，又问：“我平时听音乐，总觉得弦乐不如管乐，管乐呢，又不如听人家唱歌，这是为什么？”孟嘉惜字如金：“渐近自然。”

无论弦乐还是管乐，都要依赖乐器这些外物，有外物，就有限制；何况要把乐器演奏好，一定得勤加练习，有练习，就有刻意，如此一来，弦乐与管乐，便成了“人工之乐”。与之相对的歌声，是从人喉咙里发出的自然之声，即便五音不全，唱歌走调，但并不会被外在条件约束，不影响歌者抒发自己的感情，因此显得真实、自然，不做作，如同孟嘉的一生。

陶渊明在外祖父家长大，很明显被孟嘉这种“任自然”“任天真”的性格影响，后人说他，“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岂非正是得了孟嘉真传？所以宦海沉浮之后，陶渊明归去来兮，终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他外祖父一样了。

话是这么说，但毕竟归隐田园，有时难免生计局促。有年九月初九重阳节，按理该喝点儿菊花酒，可陶渊明一看，家中已然无酒！怎么办？只好坐在菊花丛中，一朵两朵采菊花。菊花酒，菊花酒，酒没有，采些菊花满手香，权当美酒落肚皮了。谁知过一阵，前方影影绰绰，白衣乍现，醇厚酒香迎面扑来。抬头望，老友来，手上提着一坛酒！陶渊明大喜，站起来迎接，两人就着菊花饮美酒，大醉而归。白衣送酒，真可谓济人之急，解人之馋，因此后世传为美谈，也成了重阳典故之一。唐代杜审言写《重九日宴江阴》，就说“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

赏菊登高辟邪

还要吃“重阳糕”

不过，要是他俩来到宋代，白衣人送的酒，恐怕就要不够喝。

宋代重阳节，到处都是菊花，什么“万龄菊”“桃花菊”“木香菊”“金铃菊”……光叫得上名儿的菊花，就有160多种！抬望眼，近前出，家庭内外，酒家门口，处处菊花架！你要是不养不插，门窗素净一片，人家都要掩口笑：“中秋不见月，重阳不见菊——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朱熹回答人家有关祭祀的事儿，便拿重阳说事，“端午难道不吃粽？重阳怎么可以不喝茱萸酒？不先祭祀祖先，就自己享用美食，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重阳节，就得喝菊花酒、饮茱萸酒，这是规矩。为什么？茱萸别名“辟邪翁”，菊花绰号“延寿客”，这两东西吃下去，能消“阳九之厄”——重阳重阳，九月初九两九重，阳气达到极盛。正所谓物极必反，极盛之后，必要走向衰退，所以人们相信，重阳之后，阴气渐生，诸病渐起，所以要在九月初九这天辟邪消灾。

菊花么，清热疏风，明目解毒，宋代以前人们就知道了。陶渊明写诗，“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长期服用，据说能延年耐老。茱萸呢，更不得了，井上种茱萸，叶子片片落到水里，能防瘟疫；要是屋子东边种上三株白杨、茱萸，延年益寿，邪祟不敢来！若种树不便，拿茱萸子挂在房间里，也能驱鬼。驱不驱鬼不知道，但茱萸温中理气，强身健体，却是真的。所以宋人把茱萸果捏成小粒儿泡到酒里，重阳时喝一口，驱邪消灾！也戴茱萸囊，“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嘛！

但要说人们多么看重菊花、茱萸辟邪的功效，那也未必。因为从唐代开始，九开始代表永恒，重阳节辟邪的意思逐渐弱化，到宋代时，说是承袭古风，服菊花、茱萸辟邪，大多数时候还是为了好玩儿。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登高。

重阳登高辟邪，起初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萧梁的吴均在《续齐谐记》里记载，说汝南有个人叫桓景，跟人家学神仙术，结果有天师父告诉他：“今年九月初九，你家必定有灾！赶紧回去，让家里人做些红色锦囊，里面装好茱萸，配在胳膊上；再到高处去，喝一喝菊花酒，才能免灾。”师父都这么说了，徒弟还能不从？桓景赶紧照做，晚上回去时，见家里鸡犬牛羊死了一屋，算是替他们偿了命。

从此，重阳登高的风俗流传下来，直到宋代。但宋代和魏晋南北朝时可不同。毛驼冈、独乐冈、愁台、砚台，可以理解；仓王庙、四里桥，竟也成了登高妙处！可见这登高，已不完全算登高，像是庙会一般的娱乐活动了。既然像逛庙会，那自然少不了各种美食。其中一种糕，专门在重阳节吃。一种做法，粉面加些小果儿，什么石榴籽儿啦、银杏啦、松子啦，蒸好后插上剪彩小旗。另一种呢，五色米粉做成狮子蛮王形状，周遭围一圈小彩旗；下方是加了麝香、糖、蜜的熟栗子粉捏成的糕饼小段，生动可爱。这糕名字简单，就叫重阳糕；寓意可不简单。“糕”，就是高，吃了糕，登得高，走得高——把做好的片糕放在小孩子头上，百事皆高！吉利话一说，满屋子的人都笑，唯有蒋捷凄楚叹息。

他没有孟嘉、陶渊明那样的悠然自得。眼见重阳节热闹，身边无关紧要的人越开心，便越衬得他自己形单影只，孤单寂然，因此不免用冷意，写热景，埋怨西风，恨杀西风。

文并供图/谢玩玩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