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首席专家。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研究。出版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李欧梵季进对话录》《陈铨：异邦的借镜》《另一种声音》《彼此的视界》《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季进文学评论选》等著作。编注有《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五卷本）。主编有“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等。
左起：阎连科，季进
一个过度良善的人
阎连科
许多人都以为，才俊的季进，青年时是文坛之珍珠，玲珑剔透，人见人爱，又总是遇人灿然出一种默抿的笑，浑身都是可心动人那息味，且说话时语言纯正，微有脸红，演讲时又是不欠不臃的好，偶或有遮不住的少年羞涩遗漏出来时，却又落在恰到好处的节点上。后来日历总是被人撕去着，他也竟然年岁有长了，不知始于哪年和哪月，渐渐就成了作家、批评家中温顺优雅的猫，总是不急不慌的样。总给人一种有章法的懒散感。总把敬人摆在自己言行的前边去，好像他自出生入世始，目的就是为被人言好服务的，而真正自己的事，并没有那么郑重和急迫。
无论谁，和季进相遇立下来，是不必考虑年岁排列的，是男的你就必然是兄长，是女的似乎总是为大姐。文坛于他只是一个讲坛和助教之关系，不急于与人争宠和晋级，不急于级别、声明和奖物。不知是我行我素让他有了事业上的慵懒感，还是内在的明悟让他以慵懒去对抗世界和人际关系中的急流和暗漩。总之他就成了这个样。总之他就给人这感觉。大世界于他是没有那么急切迫敏的，阅读、生活、教书和亲友，这些更具体的物事才是他更为关注的一部分。他以被动去应对一切的努力和主动，以“人生不过尔尔”的悟彻去应对高校、文坛、世事的一切和意外。以不争为行动，以不言为发声，让自己的存在立于他人的暮然回首间。生活是无休止的一涡暗流和浊池，他既不是那暗流、浊池中心的人，也不是站在岸上的一个旁观者。他似乎只是渡在污水礁石上的一个人。和他一起时，我常常去假设他和分辨他，于是就以他为标注，在这浊雨如瀑的人世和文坛，想有人是为热切主动而生的，有人是为冷落被动而生的。倘若真有人拿半生的作为、学问去行践“善良被动论”，那这人大约就是季进了。因为善良而被动，因为被动而生出脆弱和懒散。又用这懒散去对抗现实并和现实平衡着，且又在这平衡里，不急不慌去做自己的事。而那自己的事，明明是事业和追求，在他却又似乎成了日常样。
我好像非常透彻他，又常常有一种隔离感。
你和他的情感如同兄弟般，可你又总在相册中画不出他的内在轮廓来。你读过他很多的文章和著述，知他的才情璀璨如四月牡丹般，可你又总是读了那些会自己问自己：“他为什么不在他的著作、文章中骂一次人？哪怕指桑骂槐的大嘲小弄也可以。”我盼着他怒火中烧地骂一次人，像盼着一部美国大片的公映样。可最后，他还依然那样地笑，那样万事万物都有章法地不急不慌着，懒散有序着，而这盼和等待的失落与失望，也总如春夏之后、秋日必至那样落在我这边。
有一天，在香港与他相熟的一位学者在一次文学活动之后问我说：“你和季进那么好，你实话告诉我，季进到底属于哪一类人？”我费尽思量想了半天后，极认真地对他道：“他应该属于因为过度良善而被冷落的那种学者吧。”
那学者想想笑笑就走了。
笑不是由衷起在嘴上的，而是漂浮挂在嘴角的。然在过了一夜的第二天，我早餐在大厅的一角无人处，他端着自助餐盘找到那隅面海的角落里，与我相对坐下后，用很轻微的声音郑重道：“你说的可能是对的，季进应该是属于那类因为善良而被冷落的人。”
这儿把话题扯得远一些。我们在每年过年时，都会发出或接收很多很多这样的祝福语：“愿你顺遂！”或“祝你顺遂！”这样的话。其实顺遂的意思不简单是顺利和如意，稍深一步的意义是，愿你身边没有恶人吧。最顺遂的人生不是钱运和官道，不是名利一梦就至的事，而是看你身边走马灯般的熟人、朋友中，能保持多久不渗入一个恶人来。是你身边走马灯般的熟人、朋友中，为什么那人原来还好着，怎么就渐次成了恶人或有了恶人之习了。躲避恶人是中国人的处世之哲学，先祖老庄很早就教过我们的。可是在老庄丰富如海的处世哲学里，还是忘了告诉我们怎么和过度善良的人相处和交往。在中国这种人情为上的汪洋大海里，你善我善、你恶我避之，是最笨、最根本的处世良策了。可倘若，遇到一个因“处世良善而被动人生”的人，你也用这种人性原则去和他相处和共事，那么这种相遇、相处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不知道季进是如何成长、成为我所认为的季进的。说起来是很多年前了，有桩事情一直在我心里搁藏着，很长时间放不下。文人和文人相处本就是一桩脆弱、艰辛的事，所以作家和作家，成为朋友是需要倍加呵护谨慎的。因为这种关系常常脆弱如一张水湿了的纸，不要说一捅就破了，就是不捅也常会无由自破的。我就是这样和一个朋友有着冷疏了。我不知道为何冷疏了，但确确实实是冷疏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是有人告诉那个作家说，他在冷处时，我朝他身上泼过水。事情的弯绕我想很难捋出一段真假是非来，且我现在来说这件事，本身就又是一肚鸡肠弯绕了。然我要说的不是这段鸡肠之本身，而是多年前，我和季进到了美国的圣地亚哥去，两个人在百无聊赖中，因为他多少知道那鸡肠是如何弯绕起来的，于是我突然问了他一句那桩事情的来龙和去脉；于是他在圣地亚哥过度明亮的窗玻下，窘到仿佛偷藏了什么被人捉了赃一样。他似乎为知道那事情的脉络没有告诉我而内疚，又为说出那些会使自己成为文坛鸡肠的一段而不安。那时候，圣地亚哥的太阳似乎是从墨西哥那边偷渡过来的，凶猛到可以当作医院的X光来使用着。我借了那光看见他脸上的涌红和嗫嚅，仿佛一张口，他面前会出现一座人性绞刑架。我为我的问话后悔了，借故说了一句什么从那屋里走出去，之后不知他在那屋里是如何平复、安放了那场无聊的不安和尴尬。然自这一问一尴尬，我俩在美国的十多天，一路上都躲避着会令人尴尬的话题和事端；一路上都在谨慎地谈论和述说，像彼此都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情样。也是自那次微细和同行后，我觉得我真的认识季进了，开始重新去阅读他的人，阅读他的理论和研究，重新尝试着与温和又似乎过度温和、善良却又确实过度善良的人去相处和交往。
在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里，一个人选择了他的学术方向后，那便是他一生的进取和归宿，是他一生成就的去处和冷热。《钱钟书与现代西学》《陈铨：异邦的借镜》《未完成的现代性——李欧梵季进对话录》《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和《季进文学评论选》，凡此种种，卓有独见十余部，都是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述和立说，尤其是海外汉学的专著和理论，格外地让人想到在一个火烧满营的现实世界里，一个学者在潜心研究火场外的一片园地是如何保持绿色的。在全世界的名校和文化研究的场域中，东亚的汉学本就是火场远处的一片园地绿光学，一如汪洋边的一池泉水样，而你又偏偏研究这一处冷光和一片绿，试图把这光绿带回到自家的火场和热闹里。而自家这边的火场和热闹，又只希望自己的光照到别处和遥远，并不渴望有别光返回照着自己的。我还想到有那样一条河，河面宽广，暗流汹涌，这边的只想把自己的运到对岸卖出去，而那摆渡的，却发现对岸那边避静的远处有着生发的好，因为那好和这边有着根的联系和滋养，就拿出必被忽略的、却是全部的努力去筛选和研究，要把那好摆渡到这边家里来。这努力像是要把花卖给卖花的人，如此生意的冷落便是自然了。因为冷落也还不停地做，不停地到对岸研究和淘洗，从那河上摆渡回来放在人少处，这也就是季进的工作、追求和事业了。是他毕生的教学和努力，是他一生生命所系的冷暖和安慰。为此他在别人目光不到的地方编译了大量的著作和资料，在香港、在台湾、在大陆，他为这些我行我素、冷暖自知的学问、研究奔波着，如要把相遇的孤儿送到家里样，或者是要把风烛残年的老人带到他或她的儿女面前去。如《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现代性的想象》《当代人文的三个面向》《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等，他的这些编著没有一部是与热闹、名声、钱物有直接关联的，也没有一部不是他倾力去做的。尤其五卷本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那对几乎所有的作家、读者似乎都是可有可无着，而他却偏偏注重着“可有”那部分，用几年的时间反复到美国、台湾去寻求；到夏志清的家里去，把自己扔在如山的书房和尘土飞扬的书信堆，去阅读、索检、整理和编排，寻找可能更好更有价值的出版社，组织各种活动和讨论，告诉人们那“有用有益”的一部分。夏氏兄弟书信集的整理和出版，在夏家、两岸和文坛，是一桩大可记载的事，然在季进这一边，怕是他被善与人性所支撑起来而不得不做的事。这不是我们说的“为人做嫁衣”那种简浅和牺牲，而是他自己的选择和承担，也符合他不到漩涡的中间去，也不到岸上、码头去做观者，而是到水里找一块礁石立下来，在被动里做些主动的事，哪怕这些必是冷落的，却也是于己于人有益的。“起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深入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拓展至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他的这种追寻和努力，路径像大海中的无迹航道样，怕是只有船长才可能知道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前面“走出去”的终地码头是什么样。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去讨论中国文学之写作；让海外的文学之声回响在中国文学的台面上，并使中国的故事当真走到世界上，成为世界故事的一个章回与卷册。这愿望美如要拿江河去浇灌一处麦田般，又如要把一亩麦田守望成一方粮仓样，事情倘是惯常的英雄主义的呼唤与行动，让人也就忠信了，然是季进和他的团队这样时，又会让人觉得大家都是被理想压得喘息的人。而倘是没有这理想，写作也就不是文学了。倘是没有这理想，研究也就不是学科了，良善在理想中也就没有意义了。生活既然是一涡浊流和漩湾，它冲不走站在岸上的人，而那站在水中礁石上的人，谁又能保证他不被浪漩卷下去，也成为那漩涡里的一个泅渡者和搏击者。
先生终于也从那露水的礁石上面跳将下去了。
他到底已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了，是苏州大学的教授和博导，这头帽的后面还有很多中心、协会、学会、研究会的头衔和帽头，且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那一圈层里，那个早先温和、良善的人，已经成了风生水起的领航者，而我却直到今天还觉得，他的为人、为文和研究，注重良善却又过度良善了，这不宜于在一个涡旋中泅游和摆渡，若是他也能和别人一样在为文和研究中蛮横、武力些，因为必然的理由能挥笔挥拳地和人争吵打一架，这会让那种中国式的理论和研究，发出更为东方璀璨的光。
可他又终归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不是这样的人，也才被我们倍加地珍惜和爱着。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