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对官员经商虽有所松动，但公侯伯及四品以上官员仍不得经商

官员及官员亲属经商，在历朝历代规定得颇为严苛，不仅明令禁止，还配套了一系列惩戒措施，官员及亲属违规经商的有被弹劾、降职等风险。但面对经商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有些官员会铤而走险，只是手法更加隐蔽，指使亲吏、仆人等进行商业活动。但任凭其手法多隐蔽，一经发现，其商业链条终将断裂，官员也难逃惩戒。

制度难挡利益诱惑

先秦时代多重农抑商，从事商业活动不仅限制多，而且没有社会地位。汉朝以后商业活动逐渐发展，出现了许多大商人，他们生活奢靡，挥金如土，吸引人们的羡慕，一些官员也跃跃欲试。汉武帝时董仲舒上“贤良三策”，其中谈到官员及其亲属经商的问题，指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意思是为官者及其家人都不能求财，不能与民争利，领受朝廷俸禄就够了。汉武帝接受了这样的思想，汉朝尽管允许商人转入仕途，但不允许官员经商。

到了唐代，除严格限制官员经商外，还从法律上防范其通过家人或其他代理人经商牟利。《唐六典·吏部》载：“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令拾遗》载：“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差遣亲事帐内邑司、奴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宋代以后大体延续了唐代这方面的制度，且规定越来越细密，如明律中对王公勋戚直系家人违规经商、欺压百姓等违法行为做出罪加一等的规定，《大清律例》则规定内府人员家人及王以下大臣、官员家人如有“指名倚势，网收市利”的，“本犯枷号三个月，鞭一百”。

规定明确而严密，但挡不住经商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官员经商根本无法禁绝，在管理松懈的时期甚至“蔚然成风”。为规避监督和打击，官员们往往利用职务便利指使子弟、亲属经商。这种情况在宋朝很流行，《宋史》《宋会要》等史书中记载颇多。比如：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右朝奉大夫温俊乂“遣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广东运判徐楠“纵子女卖酤私酝”；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知房州廖视“到任之初，多令私仆贩运纱布，贪污酷毒”。

汤鷽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武举第一人，曾任万安军知州，任上平息了地方发生的叛乱，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然而这位“武状元”也热衷经商，曾纵容其弟大做香货买卖。淳熙二年（1175年）汤鷽知随州时“纵亲弟带领凶恶人私贩香货入榷场”，结果由正六品的知州降为正八品的修武郎。

任职回避解决不了问题

为防止官员通过亲属违法犯罪，历代都制定了任职回避制度，如东汉“三互法”规定地方官员不得在姻亲所在地任职，两州长官也不得到对方籍贯地任职。这方面的规定后来更加具体，亲属的认定范围也不断扩大，如宋代规定“本族缌麻以上亲及有服外亲、无服外亲并令回避”。唐宋时期还规定官员不得在驻地娶妻纳妾，否则严惩。这些规定的目的都是防止官员通过亲属进行徇私舞弊、利益交换。

于是，有些官员改变了方法，指使“亲吏”“亲随”等进行商业活动。比如，宋代茶叶贸易繁盛，与西夏、辽、金等存在极大价格差，利润空间诱人，在边境地区任职的文武官员看到商机，便经常指使亲信部下从事这方面的非法贸易。《宋史·张永德传》记载：“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结果，被转运使王宗嗣所发，罢为左卫上将军。南宋时，沈该知夔州时指使亲随协助子弟贩卖川货，遭侍御史弹劾。

相比指使亲属经商，利用亲信部下经商则更为隐蔽，虽然时有检举、弹劾，但仍是不少官员敛财的重要途径。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刑部郎中萧固派部下官吏前往两浙贩卖物品。《宋史·孙沔传》记载，宋仁宗时孙沔在并州任官，曾指使属下吏卒往青州、麟州“市买纱、绢、纸、药物”。官员通过部下、家奴经商的现象在宋朝十分普通，大臣王仁赡曾向宋太宗密奏：“近臣、戚里多遣亲信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称制免算。”

明代时，对官员经商虽有所松动，但公侯伯及四品以上官员仍不得经商，这些权贵往往通过家人、仆人等代为经营，既不与国家禁令正面冲突，也免去经商劳累之苦。史书记载，明英宗时皇亲公侯多令家人在北京四外州县“把持行市，侵夺公私之利”；明孝宗时贵戚家人有的“截桥梁、阻舟楫”，以不法手段取财。违法经商之事一旦败露，这些权贵纷纷推给下人，自己则“一问三不知”。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山东滨州百姓诉会昌伯孙忠家人韩兴等“征所贷借，规数倍利”，皇上念孙忠是国戚，“且必不知此，特宥之”，只将韩兴等“发戍辽东铁岭卫”。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彭城伯张瑾“命家人市货帛，载马船以归”，事情被查出，“论当充军边远”，但皇上也“特宥之”，仅“罚俸一年”，而将“其家人为市物者俱发充口外军”。

通过部下、仆人经商也有一些风险，面对诱惑，难免有人会铤而走险，私吞长官的财物。《宋史·夏竦传》记载，曾任户部尚书的夏竦“使其仆贸易”，发了大财，“积家财累钜万，自奉尤侈，畜声伎甚众”。夏竦在并州时，有个仆人打起歪主意，结果夏竦经商得来的财物“为所侵盗”。夏竦大怒，为泄愤也为灭口，“杖杀之”。

专卖领域是违规经商热点

盐、酒、茶等物资是百姓生活必需品，消耗量极大，历代朝廷实施专卖，普通商人不得随意经营。有时候酒也被列入专卖品，酿造、出售乃至开设酒肆都有专门规定。专卖形成了垄断，垄断意味着更高的利润，一些官员指使亲属和部下经商时纷纷瞄准了这些领域。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三司使给事中胡则被降职知陈州，殿中侍御史王沿也同时降职。《宋史·胡则传》对二人降职的原因有记载：胡则担任河北都转运使期间，王沿曾通过其“假官船贩盐”，王沿还“以其子为名，求买酒场”。此事被查实，二人“并坐责”。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大理寺丞沈维被免职，原因是其在剑南任职时“纵容子弟，交通关节，船贩私盐，屠牛开酤，丑秽狼籍”。

宋朝强化酒政管理，北宋初年宋太祖颁布“禁曲酒令”，规定私造曲酒15斤、私运曲酒入城满3斗者即处死刑，可谓严厉。但严刑峻法挡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除上述王沿“求买酒场”外，在《宋会要·职官》中还记载着不少官员亲属涉足酒业经营例子：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户部侍郎李安国“纵亲戚子弟于诸库买酒，托兵将官大价出卖”；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新知鄂州周极被捕，原因是他知秀州时“自带私家坐船，于本州酤卖私酒”。

胡则雕像

宋朝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双方互有使者往来，一些“外交官”也利用出使机会指使随从走私贸易，这种风气自北宋就开始了。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有大臣上言“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密者，请以军法论”，说明当时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多了。到了南宋，“外交官”指使随员走私的情况更严重，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下诏：“接、送伴官属等，已有约束，不许私贩。”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将随同出使北方作成一种职业，一听说有这方面的机会就想办法求人请托，千方百计名列其中，以走私牟利。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给事中曾应龙进言：“游手之徒，本无顾籍。一遇遣使，则宛转请嘱，求以厕名。兜揽商货，以避关征；私带禁物，以博虏货。”

父子“巧用”公产做生意

唐仲友是南宋绍兴年间进士，与宰相王淮是同乡并有姻亲关系。唐仲友知台州期间与儿子唐士俊、唐士特、唐士济经营彩帛铺等产业，生意做得很大。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披露，唐仲友发财致富很有“窍门”，那就是充分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降低自己的成本。比如，“本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之后将“所染到真红紫物帛并发归婺州本家彩帛铺货卖”。再比如，“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有这些不花钱的原料和劳动力，自然节省了经营开支。唐仲友还指使表弟高宣教经商，将官家采购绢、绵的生意交给他做，高宣教从中贪污五百余贯，还将贪污所得的大批丝绵逃税出售。

这还不是最贪婪的地方。朱熹还披露：“仲友贪墨无耻，素乏廉称。到官之初，适见公使库有前政积下官钱十余万贯，遂有席卷之意。”唐仲友故意指定“奸猾使臣”姚舜卿担任监官，并与具体管事的官吏马澄等联手，由儿子亲自出面，巧立名目，虚列支出，贪钱“前后几数万缗”。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浙东饥馑，朝廷任命朱熹为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前往救灾。朱熹在浙东各州县巡视，途中遇到一群台州饥民扶老携幼，狼狈外逃。朱熹让人发放钱物，命返乡复业，但这些人死活不肯。朱熹感到奇怪，经过暗访，查得台州知州唐仲友的种种劣迹。这时唐仲友已调离台州，任江西提刑。朱熹于是先后六次给宋孝宗上弹劾奏疏，将唐仲友下狱。

这是南宋的一桩著名反腐案。然而，在宰相王淮等百般开脱下，唐仲友最终未得重惩，朝廷仅将其新任江西提刑一职免去，并将此职授予朱熹。朱熹坚决拒绝，归家休养。朝廷不久又改任朱熹为江东提刑，朱熹仍不接受，这桩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