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今天——2019年3月28日，母亲以99周岁零21天的高龄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辞世。她的遗体，遵照她生前反复的嘱托，捐献给了首都医科大学。

16岁的杜惠

她生于书香之家，在高中入党，只身赴延安，与郭小川热恋

妈妈原名邓蕙君，1920年3月7日出生于四川长寿县城关镇邓家巷子，家族五六十口人共住一个大院。她父亲邓石麟毕业于晚清时的铁道学堂，返家后先在长寿县自立一女子学堂自任教师兼校长，后在万县建设局和重庆天府煤矿等单位当文书。她母亲邓郎氏多年卧床，到她8岁前病逝。父亲对她疼爱而放任，她从小就淘气倔强，像个“儿马婆”（假小子）。

母亲去世后，她到丰都县随姨母郞紫筠一家生活，在该县私立适存女中读初中，并接受了一些民族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但四川省教育厅排斥这所有进步思想的学校，不给全班同学发毕业证书，母亲只好以同等学力考入一所教会学校成都华英女中，但此校禁止一切抗日救亡言行。母亲公开拒绝每日唱圣经、做祈祷，还领头到街市募捐，支援绥远抗战，被校方开除。

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又考入成都省女中，在此加入抗日救亡宣传队，参加街头讲演、推销抗战刊物、理发募捐、缝寒衣支前，寒假接受战时学生军训。1939年3月14日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读到高二时，她知道女学生毕业后就业很难，嫁人作妾又绝非所愿，就想上前线打鬼子，或者去延安就读新创立的中国女子大学。通过党组织的安排，她于1939年深秋只身奔赴延安，先改名换姓为“杜惠”，并把党的介绍信——一个蜡封的半寸长小纸卷缝到大衣腋下的衣缝里，搭乘一辆运输药材的卡车到达陕西省宝鸡市，又转乘火车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天就见到吴玉章老人、林伯渠老人和王明。随即去往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和西北公学学习近六年。

到延安后，清秀而高傲的母亲决心不找有权势者，不做男人的附属品，也不用好心人介绍，要自己寻求或等待平等的爱情。她接受了父亲郭小川，她说这个当过几年八路军战士的青年诗人“谈吐高雅，内有才华，感情深沉”，诗歌成为两人“心灵上的红丝线”。父亲也爱她的勇敢、“思想火花”和性格上的“棱角”。

学生时代

简朴的婚房，奇特的贺礼，在考验中锤炼，在战乱中生子

热恋一年多后，1943年春节他们举行了简朴而喜庆的婚礼：父亲用黄泥土在窑洞里堆了一对沙发，铺上老羊皮，母亲把吴玉章老人书写的喜联“杜林深植蕙，小水汇为川”贴到墙上，这就是新房。伙房抬来一大洋铁桶红枣绿豆粥，这就是喜宴。新人入洞房盖的被子，被里被面是吴老用旧了、该淘汰的细白布世界大地图，这就是珍贵的贺礼！

蜜月刚过，在扩大化的审干运动中母亲被错误地怀疑为“特务”。她坚守事实，拒不虚假认“罪”，在窑洞里被关押两年多。在此期间，她始终相信革命相信党，态度从开始的抗拒转变为配合审查，每天冷水擦澡，锻炼身体，直到1945年8月恢复自由。她到西北公学去看望同学们，在临别赠言里写下：“我们绝不能停留，必须迈开大步，突破自我存在的气氛，抛弃狭隘的个人优越感，磨掉那些外露的表现的棱角！我们经受而屈服于真正新的阶级的洗礼，我们就开始成长起来了。”

晚年她又在一本延安纪念册上写道：“延安，伟大的母亲！我以火一样的情怀投向了您！您以火一样的考验锤炼了我！真金需要烈火炼！亲爱的母亲，您使我变得更加纯净和坚强了。”

1945年秋冬，我父母先后被派到父亲家乡热河省东丰宁县工作，父亲任共产党第一任县长，母亲任县妇联主任。一个南方姑娘到了贫困的北方，睡冷炕，吃小米和杂和面，就着盐水野蒜。

1946年秋国民党进占热河，父亲到热西开展游击战，怀孕八个月的母亲随家属队乘坐牛车，夜行昼宿，向东北方撤退。道路崎岖颠簸，她滚下牛车掉到一个坑里，车轱辘从她胯骨处压过去，险些伤到胎儿。到了内蒙古林西县，母亲生下我哥，在战乱中一边独自带孩子一边工作，还得躲避鼠疫。父亲在15个区有14个区小队叛变、数十名干部战士被杀害的情况下坚持剿匪和土地革命，两次被敌人包围，侥幸生还。待父母久别重逢，孩子已经一岁零七个月大了。父亲说：“想不到孩子都这么大了！”以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为基础，父亲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

1948年夏，母亲开始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先任职于热河《群众日报》。天津解放当天，父母带着儿子先后进入天津。他们在《天津日报》工作半年后，又被调往武汉，任职于中南局宣传部。

1950年母亲在《重庆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才找到继母与几个弟妹。此时她父亲因贫病交加，已于三年前被癌症夺去性命。

想起我父亲，16岁半母亲病逝，18岁前离家参军。留老父与其养女在北平惨淡度日，翘首思念，12年间音信全无，直至1949年春我父携妻抱子，回家省亲。此间甘苦，有父亲散文《回家三日记》为证。父母亲的经历，代表着他们这两代许多人的命运。

1953年春，我父母调回北京，先在中宣部工作。母亲1958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直到离休，先做编辑、记者，后做图书资料员。

郭小川、杜惠夫妇

美丽的母亲渐失优雅与温柔，奇行怪癖令人哭笑不得

母亲作为少女时美而不自知，青春时清秀、自爱、勇敢、坚强。中年时美丽而健康，身材匀称，个子不高，常穿半高跟鞋，有一种素朴中的优雅。夏天第一个穿裙子，有条淡蓝灰色半身裙穿了多年。她会自己改衣服，自己缝制无领无袖的丝绸布拉吉。

五六十年代，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天上班，家中有我姨姥姥和姑姑做家务、照顾孩子。家住北京王府井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东跨院，生活不错，院子里有花草，还养有鸽子、鹦鹉、小兔等小动物。父亲工作（在中国作协七八年，任作协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后调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极为忙碌，白天上班，夜晚写作。母亲往往是父亲诗歌的第一个读者。他俩热烈相爱。难得的闲暇时间，他们会带我们三个孩子游泳、滑冰或去公园游玩。父亲经常照相，在长有一棵枣树的小后院里冲洗照片，留下许多美好的瞬间。

60年代开始，母亲特立独行、不愿被束缚的天性不改，又几次在会议上乱放炮，说“错”话，导致她多年挨批，被压制和降格使用。她的温柔母性渐失，却在政治压力下斗志更旺。斗自己——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改造再改造；斗家人，怕我们犯错误而敏于发现漏洞，急于纠正“错误”，甚至上纲上线，干涉、批判和说教。她变得难以沟通，缺乏理解和慈爱，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机器。这种斗争精神伤害过父亲，也疏远了我们。

她虽然也会烧火做饭、拿针弄线，可总让人觉得，她重书报甚于柴米油盐，重思想甚于过日子，重原则甚于亲情，少人间烟火气，儿女情不长。

在生活上，她也标新立异，不同于常人。那些年，她会把衣柜的隔离板锯成两截当案板，会让我们吃涮羊肉蘸沙拉酱，会听信一篇报文就当天把床从东西向挪成南北向，会说有“剥削”嫌疑辞退父亲因病请来的小时工，会倒掉我好不容易腌好的雪里蕻，会禁止我们吃松花蛋、生姜等等等等，会把厨房里的瓶瓶罐罐都套上塑料袋，会看到炒完菜的锅里有油星就大呼小叫……她的种种奇行怪癖把我们搞得哭笑不得，仿佛她把盲目崇信、毫不置疑的对象从政治领域延展到生活范围，从报纸社论变成伪营养书和伪健康书——用红笔划上很多道道儿认真研读，照此执行并推向极端。

那些年，我在她面前尽量不言不语，甚至躲避她的靠近与触摸。我从河南调回北京后，选择去郊区的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挤在办公室住宿而不愿回家。

父亲去世前的十年里，她对他是有关爱却不能通“心”。父亲在团泊洼受审软禁期间，她数次探望，一下汽车就拆洗被褥，打扫房间，清理灰尘、烟头、药瓶和满桌的纸页，被人戏称为“起圈”。她努力给父亲做思想工作，反复劝慰，但就是话不投机，无法沟通，致使父亲敬而远之。父亲逝世前九个月，他们居然没有通信——反观五六十年代，他俩的热烈情书多达数百封！

但她对父亲的爱始终如一，她晚年说“我一生有个最幸福、美满的爱情”。1976年父亲早逝时她56岁，在此后漫长的四十几年她从未有过感情的动摇，而是日复一日地收集、保存和整理父亲的遗稿和大量有关资料。她把父亲的文稿大部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她支持家乡丰宁县和承德市办起“郭小川研究会”并出书出刊。老家凤山镇人至今记得六七十岁的她整天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张一张地撰写图片说明，为“郭小川故居”筹办父亲生平展。

杜惠与儿子郭小林

依然独立而倔强，而常识、亲情与母性渐渐回归

我从1998年开始进行父亲遗稿的整理和研究（如参与整理编辑《郭小川全集》，以父亲经历作为基础材料撰写政治学博士论文，写作《郭小川画传》——与我哥郭小林编著的《郭小川纪念文集》两本一套，名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后来又参与操办父亲90周年、95周年和百年纪念活动。二十多年来，我越来越走近父母这一代人，也越来越多地理解母亲。他们其实是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情怀的。他们看淡生死，又相信未来。她是老革命，一辈子相信共产主义；她是好人，一辈子相信人。

想起老妈，就想起一个漂亮、硬朗、独立、倔强、固执的小老太太，晚年，又加上了慈祥。

2002年，已经82岁的母亲结束了独居，先后和我们兄妹三家共同生活了十九年。随着我国各方面的进步发展，母亲不间断地读书学习，一家人的相互照顾与关爱，她的常识、亲情和母性渐渐回归。她曾经拒绝和家人一起过年。有个大年初一，我哥嫂带着饺子皮、和好的饺子馅、拌好的凉菜来家团聚，母亲却说：“咱们革命家庭不要那一套！”以后她逐渐接受、后来甚至盼望子孙满堂的和美气氛。她愿意和家人一起打麻将，不过绝不许动钱，哪怕用一毛钱算输赢也不行！

母亲仍然独立而倔强。她不依赖别人，也不求助于人，总觉得自己能够克服任何艰难困苦。她会独自去中国美术馆看画展，带点儿干粮作为午饭，看到下午才回家，哪怕之后腿疼腰酸。有一次观展后带回两幅画家袁也给她画的头像速写，上面有她娟秀而有力的题字：“我是少有的健康老人，愿意无偿提供为画家服务！——89周岁杜惠”。腰痛时，她不让人帮忙，哪怕挪半个小时才挪下床。生病了，我们给她床头安上电铃，可她一共就用过两次！

母亲一生热爱运动，在中学就当过篮、排球队长，长年洗冷水浴，骑车骑到80多岁，游泳游到90多岁。满头白发不染而亮，皮肤紧致有弹性，不施脂粉、不置衣装而健美自然。近69岁她骑着她的匈牙利造28坤车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校阅《郭小川家书选》清样，三天行程200多公里，还写了一篇通讯，报道武清县杨村“三元春清真餐厅”为农民提供免费茶水，热情服务，得到天津市领导的表扬，批示在商业系统开展提高服务质量的活动。

母亲一生食不过量，食不贪味，少油盐，多新鲜蔬菜。她会把自己定量的饭菜拨到一个碗里，吃完即停，再不动筷，哪怕出席丰盛的饭局。她会撇去所有油星，扔掉全部肥肉，吃下无香无味的汤菜，只要对身体有益。

母亲不重钱财，慷慨大方，很少私有观念。有了钱从不为自己攒着，每到年节都送糖果给邮递员、环卫工、物业员工和附近公园的园林工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88岁的她拿出珍藏的两幅名人字画——吴冠中的画和赵朴初的字，拉个小车乘公交到荣宝斋拍卖，拍卖所得近百万元全部捐献给了灾区。

母亲有信仰，一信遥远的理想世界一定会来到；二信党和领袖；三信自己，信自己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活得比整她的那些人还长久还精彩！

母亲乐观开朗，总觉得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北京的交通也会一天比一天畅通。

母亲心思单纯，门户总是开放，门窗从不紧闭。她相信人，宁愿被人骗也不防人。60年代初，一人冒充解放军某上将的养子到北京走动，从我母亲手里骗走400斤粮票和父亲从苏联买回的莱卡相机。后来公安人员通知我家此人是个青海劳改释放犯，但东西拿不回来了。母亲不记仇，不记恨。什么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不会为此纠结、焦虑。

母亲不是没有脾气，她率性而即兴，偶有怒气，发完即忘。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家人聚齐，饭后打扑克，老妈不会，在旁边看也看不懂，听又听不清，干着急半天，最后终于忍不住，把我们全都给轰散了！

母亲老了，越来越像一个不服“管教”的老小孩儿。春天邻居们摘香椿，她要干涉：“你们不许破坏公共财物！”邻居对她这个耳背声高的长寿老太完全没辙，只好找我告状。去散步，她专挑上坡下坎的小路，还不许人搀扶，号称是“为了锻炼”；走路不稳，还让护工离她八丈远，假装她没有护工。

全家七口人

为了让我睡一会儿，她艰难地忍着喘息

母亲活到了百岁！她的离去，比起我其他几位去世的至亲——姨姥姥、父亲和女儿，留给我最少的遗憾，因为我尽心伺候了她的晚年，直到终老。理性告诉我不要伤心，可是，亲人远行，天人永隔，扯断了骨头连着心啊！

最难忘她临终前两个月，大年初二晚上，我听到姐姐传来“妈妈不好了”的消息，一夜不眠，祈祷着等待天亮，乘最早的火车从天津赶回，直奔松堂关怀医院。看到妈妈体虚、心弱，气喘吁吁，脚面上一大块伤口仍未愈合，喉咙里还发出嘶哑的声音，似乎在挣扎着呼吸。我当她的面尽力微笑，转过身来就泪流不止，一天一宿不敢合眼，担心至极。

房间是新换的，厕所和水管离得很远，一开门冷风直灌。护工也换了一位，夜间不护理。我不知到哪里去求助，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煎熬，等待医生上早班。后半夜，我躺在妈妈对面的床上看着她，头在她的脚这边，她动一下或出一点儿声我就能发现。我几分钟一起，给她垫枕头、换尿布、抚摸后背、调整床高，让她能舒服点儿。突然，我睡着了，不知睡了几分钟还是十几分钟，又突然醒来，看到妈妈床边的护栏都没有竖起，吓了一大跳。

起来开灯一看，妈妈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左手紧握床边护栏，不让它发出咯吱吱的响声。原来，妈妈心疼我了，就为了让我睡一会儿，她十分艰难地忍着喘息！

妈妈，年近百岁的妈妈！命若游丝的妈妈！为了女儿，您忍着怎样的委屈啊！妈妈，想起这一夜，总让我泪湿衣襟……

98岁的杜惠

近日整理母亲遗稿，发现她曾在95岁时留下这样两页纸，上写：

初拟遗嘱  杜惠  2015年12月4日

(我是）老共产党员、绝对的无神论者

1.逝世后，不必主动通知任何亲朋友人，以后慢慢告知一下即可，不举行任何仪式。

2.遗体送医院供解剖，助医学用。

3.骨灰埋地下，可种树，家中留父母一遗照即可。

4.党费交到逝世时。

5.几十年来，深感光明日报党政关爱照顾。

6.孩子们一直很孝顺，很照顾、关爱我，我很高兴、满足。感谢！

7.向一切关爱我的同志、朋友致谢！

8.我带着爱和微笑去拜见马克思。值得我骄傲的是：一生未说过一个字的假话，一生未贪过一分钱财……

遗稿似未写完，余音不绝，飘彻天际。

2022.3.7妈妈生日二稿

2022.3.25七稿

文并供图/郭晓惠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