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的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开馆。作为开馆展，“丝绸之路沿线壁画传摹展”，穿越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漫长时光，跨越1600余公里的地理空间，引领观众沉浸式体验“丝路丹青”。

（晚唐）《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莫高窟156窟

展厅中一幅传摹作品——阿艾石窟的《药师琉璃光佛》，原作位于新疆阿克苏库车市北部约70公里处的克孜里亚大峡谷内，此去路途遥远，四周荒无人烟。为了把这些壁画瑰宝“留下来”，每次进入石窟前，传摹壁画的画家们都要带上一天的干粮，搬着厚重的泥板走一段山路，在石窟里一待就是一天，晚上再扛着画好的泥板下来。展览中尺寸最大的作品——位于莫高窟220窟的《药师七佛图》，由12位画家前后花费4个多月时间分工协作完成，每两位画家协作一块泥板。为了保证作品的完整性，每天临摹结束，画家们要对6块泥板进行对板、微调，工作之繁杂、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作品《说法图 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牵引出位于新疆焉耆的七个星佛寺的历史痕迹，也道出了大唐圣僧玄奘东传佛教的秘史。13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参考了著名高僧玄奘在西域游历的所见所闻后，开始了向西域拓张的征途。这一决定直接让中原和西域断绝三百余年的“嫌隙”得到了充分填补。安西都护府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40年于西域设立的管辖单位，公元644年，随着唐朝在塔里木盆地的扩张，焉耆被立为“安西四镇”之一。

那么，焉耆七个星佛寺与圣僧玄奘有何关系呢？焉耆，又名“阿耆尼”，梵文意为“火焰”，是佛教东传的一个重要枢纽。早在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天竺之时，就有了中国最早关于当时还被称为“乌夷国”的焉耆的佛教文化的记载和描述：“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东晋《法显传》）

公元628年，大唐高僧玄奘离开长安城去往西域已经过了半年，这正是他离开高昌国前往拜访西域的第三个国家“焉耆国”之时。到了焉耆，玄奘发现此地佛教盛行，“伽蓝十馀所，僧徒二千馀人习学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玄奘《大唐西域记》）

焉耆和高昌相邻，两国常年因为争夺过往商队的税收权而争斗不休。由于玄奘和高昌国国王麴文泰的友好关系，以及高昌和焉耆的家国仇恨，玄奘在焉耆并不受欢迎，并且焉耆不肯给玄奘换乘的马匹，玄奘仅在焉耆停留了一晚就离开了，也许就在七个星佛寺内短暂逗留。一路向西，才能体现玄奘的人生价值。

展品中一幅《老者像》，摹自苏巴什佛寺遗址壁画，画中老者宽额巨目，须发似波浪起伏，容貌状若西域人。历史上苏巴什佛寺遗址正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屈支》中所记载的昭怙什寺，位于当时的龟兹国境内，曾接待过来自中土和西域的许多高僧。这些高僧的影子至今回荡在昭怙什寺的殿堂之中。《大唐西域记·屈支》记载：“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装饰，殆越人工……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

公元630年，玄奘万里跋涉到了龟兹，或许他在高昌受到尊崇礼遇的缘故，当他到达龟兹的时候，龟兹国王也带领文武百官和高僧大德到城门外迎接，并在其后得到了王室的厚待。居留期间，唐玄奘来到距离龟兹王城东北约20公里的昭怙厘寺，拜访龟兹国师木叉毱多。后者是个得道高僧、饱学之士，曾经游学天竺20余年，博览经书，尤擅“声明之学”（梵文语言学），在龟兹拥有崇高的威望。对于玄奘的拜访，他的内心却带着轻视。他对玄奘法师说：“天竺路途遥远，一路艰辛。你就别那么辛苦跑到天竺去取经了。在我们龟兹，什么佛经都有，你在这里好好学习，把我们这里的经取回去就可以了。”随后，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经赛，最终，输掉辩经赛的木叉毱多，反而帮助玄奘法师提升了在龟兹乃至整个西域的声望，并助推了此后的取经之旅。

原标题：聆听壁画里的丝路回响

文/戴华刚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