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出自《左传·庄公十年》。在击败齐军后，鲁庄公和曹刿有这样一段互动：

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这里提到了与车有关的两样东西，车辙印，和轼。让我们不禁想北宋的两个著名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他们的名字就是以这两样东西命名的。辙，好理解，就是车轮在地上碾压留下的痕迹。而轼呢，可能就不太熟悉了。

当今站着乘坐公交车、地铁时，常用手拉吊环或握住横杆、竖杆，以保持稳定，避免跌倒。但在春秋时代的马车上，并没有吊环或车杆子可以依赖，而那时的路况又比今天差得多。尤其是在战场上，双方就是在没有道路的原野上作战，战车一定是非常的颠簸。那时车上的人怎样才能保持稳定呢？他们所依赖的很重要的部件，就是轼。

轼，就是车厢（舆）前端的一根小横木。更准确地说，是一根圆形的木棍，把它煣弯了，两侧竖着插在车厢的两边，中间的部分横过来，车上的人可以握住它，以维持身体的稳定。《周礼·考工记·舆人》：“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文中的“式”就是“轼”。这两个字在先秦文献中常常通用。孔颖达疏云：“式，谓人所冯依而式敬，故名此木为式也。”“隧”，指的是车厢的进深。所以这段话就是说：轼的位置，在车厢的前三分之一处。车厢宽度的一半，就是轼的高度。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这段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因为车上的三个人，也就是车左（或主人）、御者、车右（骖乘），大致都居于车厢的中线上。这条线的下面就是轮轴。对于双轮、单轴的车来说，这样最利于车厢保持平衡。车轼在中线稍前一点，正好合适乘坐者握持或腿部倚靠。据考古资料，最先在商代的时候，轼在车厢的最前端，后来到西周才后移至车厢的前三分之一处。这也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对车子的力学结构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而对其进行改进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加大强度，轼与车的前沿轸木或车辀（辕）之间还往往有若干根木棍相连，它们能够对轼起到强力支撑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轼才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曹刿才可能登上车轼。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轼一般比车厢底部高40—65厘米。渠川福先生总结说：“东周车轼高度大多都在40—55厘米，金胜8号车最高，亦仅65厘米；西周车轼高没有超过50厘米的。”（渠川福《太原金胜车马坑与东周车制散论》，《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这样看来，车轼并不高，如果人要握住它的话，得大弯腰，很不舒服。

那么，为什么不把轼做得高一点呢？这是一直以来都让学者们感到困惑的事情。造成困惑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先秦时代的男人们乘车，都是“立乘”的。

《仪礼·士丧礼》：“主人不哭，辟君式之。”郑玄注：“古者立乘，式为小俛以礼主人也。”郑玄这句话给后世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刻板印象。《礼记·曲礼》：“妇人不立乘。”有学者根据这句话认为，那么男人乘车的姿势就全是站立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不太严密。妇人不立乘，只能说明男人是可以立乘的，并不能说明男人只能立乘，不能坐乘。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车子并无一定得立乘的必要。立乘的时候，人的重心高，容易摔倒，站久了腿脚也不舒服，容易疲劳。为什么不坐乘呢？郑玄等汉代学者，对于先秦时代的情况常常说得并不准确，不可全信。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彩绘漆奁（参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湖南长沙黄土岭楚墓出土漆卮（参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都是战国时代的文物，其上都有坐乘马车的人物图像。秦始皇陵2号铜车也是坐乘的。到了汉代，更是出现了大量的壁画和画像砖，为我们展现了坐乘马车的丰富形象。

中国古人习惯的坐姿是跪坐，也就是把臀部坐在脚后跟处。另外一种姿势是跽坐。跽，就是把大腿竖立起来跪着，又叫做“长跪”。在车上跽坐，会显得身形更高一些，更有贵族的威仪，也往往代表更严肃或更警觉的态度，不过没有跪坐那么舒服了。跪坐的时候，轼在人的胸部；跽坐的时候，轼在人的腹部，都可以作为一种依凭，帮助人保持平衡。轼的高度在几百年中一直不高，正说明它在平常大部分时间用起来是很舒服的，也从侧面证明了人们是喜欢坐乘的。如果人们都是一直立乘，那么轼做这么低就很不人性化，很难理解了。

如果要在车上作战，那么跪坐、跽坐的姿势就都不行了，观察范围受限，武器施展不开，也无法灵活闪躲对方的攻击，所以必须站立。此时轼就显得位置太低，不好把握了，但是低也有低的好处。如果轼太高，就会挤占车厢内有限的空间，影响作战的动作，车左拉弓射箭、车右挥舞矛、戟等长杆兵器，就都会不方便。

当真正上了战场，车上的三名武士是没有多少机会来扶着这根轼的，因为他们两手都有活儿要干，腾不出手来。车左、车右要战斗，中间的御者要驾车。此时轼的作用，大概也就是让他们的腿部有一个抵靠的地方，不至于向前栽下去。40—65厘米的高度，是什么概念呢？一个人，如果是170厘米左右的身高，那么45—52厘米，大概就是在他的膝盖上下那一片。超过52厘米，就属于大腿部分了。65厘米，也只是在大腿中间，还没有到胯部的高度。所以更多的时候，车上的人还是靠膝盖和腿来顶住车轼，维持平衡。这是车兵的一项基本功，需要长期的训练。

车轼虽然不高，但仍然是一辆战车上的最高点，在平原上作战，要观察远处敌军的情况，常常要站到车轼上面去。苏轼字子瞻，瞻就是往前看的意思。站在车轼上，才好往前看远方。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在意思上是有关系的。曹刿也正是在齐军败退以后，登上了车轼，远远地眺望齐军的情况。“望其旗靡”，看见齐军的旗帜已经倒下，说明旗帜已经不再有挥舞、指挥的作用，这也意味着齐军是真正的溃退，不再有统一组织的行动，并非是诈败诱敌，所以才敢放心大胆地追击他们。

如前所述，在日常不作战的时候，人们还是喜欢坐乘，握持、凭靠着车轼，这样更安稳、更舒服。这种动作被称为“凭（冯）轼”、“伏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城濮之战前，楚军主帅子玉派斗勃去晋军一方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这里，把双方的血腥战斗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场武士之间的角力游戏，请晋文公依凭着车轼，悠闲地观看。这是一种行人辞令，用“凭（冯）轼”这个动作来故意把战斗说得很轻松。

《战国策·韩策三》：“伏轼结靷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韩者也；伏轼结靷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这是描写战国辩士乘车奔走于各国之间的样子。《庄子·渔父》：“孔子伏轼而叹曰……”这是描写孔子怅然若失的情态。

《史记·淮阴侯列传》：“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汉书·郦食其传》：“韩信闻食其冯轼下齐七十馀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颜师古注：“云凭轼者，言但安坐乘车而游说，不用兵众。”这里的“伏轼”和“凭轼”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安闲地坐在车上，形容不费力气，与韩信的挥军力战形成强烈对比。

“轼”前还可以加别的动词，形成组合，如“据轼”“抚轼”。《庄子·盗跖》：“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王褒《九怀》：“悲九州兮靡君，抚轼叹兮作诗。”

上古时代的贵族，与车打交道的时间很多，与轼的关系也很密切。除了上面所列的这些常见动作，“轼（式）”还经常被用作动词，指一种表示尊敬的动作，具体来说，就是以立姿弯下腰，俯身握住车轼，看上去像是在行礼，显得非常恭敬。《礼记·曲礼》还记述了其动作要领：“式视马尾。”行“式礼”的时候，要低头，眼睛看着自己车前驾马的尾巴，不直视对方。

《古文尚书·武成》：“式商容闾。”商容，是传说中的商代贤人。孔颖达疏：“‘式’者，车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则俯而凭式，遂以‘式’为敬名。……武王过其闾而式之，言此内有贤人，式之礼贤也。”《汉书·周亚夫传》记载汉文帝入细柳营，见周亚夫治军严谨，深受震动：“天子为动，改容式车”。颜师古注：“古者立乘，凡言式车者，谓俯身抚式，以礼敬人。”

《史记·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资治通鉴·周纪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魏文侯非常尊敬段干木，每次经过他家门前，都要弯腰伏轼，低首敬礼。这是魏文侯礼贤下士的一个典型事例。

《礼记·曲礼》：“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就是说，国君手抚车轼俯身致意时，大夫就应该下车致敬。而大夫手抚车轼俯身致意时，士就应该下车致敬。这是说尊卑有序，地位低的人面对地位高的人时，行礼要更加隆重一些。

除了表示尊敬、谦虚，式礼还可以用来表示肃穆、同情、哀悼等态度。《论语·乡党》：“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乘车时，如果遇到拿着送死人衣物的人，还有遇见背负着国家图籍的人，都要行式礼。

当然，在军中的礼仪就又不一样了。《司马法·天子之义》：“介者不拜，兵车不式。”这是说军中之礼，穿有甲胄在身，就不下拜了；站在兵车上，就不俯身行“式”礼了。《礼记·曲礼》亦曰：“兵车不式。”郑玄注：“尚威武，不崇敬。”因为军人披甲执兵，行动上不如平常方便，而且军队本来就是要体现出威武刚猛、英勇不屈的面貌的，如果老是敬这个拜那个，有损军容士气，降低威慑力，所以在礼仪上就从简了。

车上用来帮助乘者稳定身体的，除了轼，还有“较”。车厢周围有一圈栏杆，叫做车軨。左右两旁的车軨，叫做“輢”，其上常常各安一个横把手，方便立乘者握持，就叫做“较”。《诗经·卫风·淇奥》“猗重较兮”，说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并非所有车上都有较，一般战车上没有，日常用的乘车上用得较多。因为这不是我们本篇的重点，就不多介绍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