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出自《左传·庄公十年》。在击败齐军后,鲁庄公和曹刿有这样一段互动:
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这里提到了与车有关的两样东西,车辙印,和轼。让我们不禁想北宋的两个著名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他们的名字就是以这两样东西命名的。辙,好理解,就是车轮在地上碾压留下的痕迹。而轼呢,可能就不太熟悉了。
当今站着乘坐公交车、地铁时,常用手拉吊环或握住横杆、竖杆,以保持稳定,避免跌倒。但在春秋时代的马车上,并没有吊环或车杆子可以依赖,而那时的路况又比今天差得多。尤其是在战场上,双方就是在没有道路的原野上作战,战车一定是非常的颠簸。那时车上的人怎样才能保持稳定呢?他们所依赖的很重要的部件,就是轼。
轼,就是车厢(舆)前端的一根小横木。更准确地说,是一根圆形的木棍,把它煣弯了,两侧竖着插在车厢的两边,中间的部分横过来,车上的人可以握住它,以维持身体的稳定。《周礼·考工记·舆人》:“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文中的“式”就是“轼”。这两个字在先秦文献中常常通用。孔颖达疏云:“式,谓人所冯依而式敬,故名此木为式也。”“隧”,指的是车厢的进深。所以这段话就是说:轼的位置,在车厢的前三分之一处。车厢宽度的一半,就是轼的高度。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这段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因为车上的三个人,也就是车左(或主人)、御者、车右(骖乘),大致都居于车厢的中线上。这条线的下面就是轮轴。对于双轮、单轴的车来说,这样最利于车厢保持平衡。车轼在中线稍前一点,正好合适乘坐者握持或腿部倚靠。据考古资料,最先在商代的时候,轼在车厢的最前端,后来到西周才后移至车厢的前三分之一处。这也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对车子的力学结构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而对其进行改进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加大强度,轼与车的前沿轸木或车辀(辕)之间还往往有若干根木棍相连,它们能够对轼起到强力支撑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轼才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曹刿才可能登上车轼。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轼一般比车厢底部高40—65厘米。渠川福先生总结说:“东周车轼高度大多都在40—55厘米,金胜8号车最高,亦仅65厘米;西周车轼高没有超过50厘米的。”(渠川福《太原金胜车马坑与东周车制散论》,《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这样看来,车轼并不高,如果人要握住它的话,得大弯腰,很不舒服。
那么,为什么不把轼做得高一点呢?这是一直以来都让学者们感到困惑的事情。造成困惑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先秦时代的男人们乘车,都是“立乘”的。
《仪礼·士丧礼》:“主人不哭,辟君式之。”郑玄注:“古者立乘,式为小俛以礼主人也。”郑玄这句话给后世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刻板印象。《礼记·曲礼》:“妇人不立乘。”有学者根据这句话认为,那么男人乘车的姿势就全是站立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不太严密。妇人不立乘,只能说明男人是可以立乘的,并不能说明男人只能立乘,不能坐乘。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车子并无一定得立乘的必要。立乘的时候,人的重心高,容易摔倒,站久了腿脚也不舒服,容易疲劳。为什么不坐乘呢?郑玄等汉代学者,对于先秦时代的情况常常说得并不准确,不可全信。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彩绘漆奁(参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湖南长沙黄土岭楚墓出土漆卮(参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都是战国时代的文物,其上都有坐乘马车的人物图像。秦始皇陵2号铜车也是坐乘的。到了汉代,更是出现了大量的壁画和画像砖,为我们展现了坐乘马车的丰富形象。
中国古人习惯的坐姿是跪坐,也就是把臀部坐在脚后跟处。另外一种姿势是跽坐。跽,就是把大腿竖立起来跪着,又叫做“长跪”。在车上跽坐,会显得身形更高一些,更有贵族的威仪,也往往代表更严肃或更警觉的态度,不过没有跪坐那么舒服了。跪坐的时候,轼在人的胸部;跽坐的时候,轼在人的腹部,都可以作为一种依凭,帮助人保持平衡。轼的高度在几百年中一直不高,正说明它在平常大部分时间用起来是很舒服的,也从侧面证明了人们是喜欢坐乘的。如果人们都是一直立乘,那么轼做这么低就很不人性化,很难理解了。
如果要在车上作战,那么跪坐、跽坐的姿势就都不行了,观察范围受限,武器施展不开,也无法灵活闪躲对方的攻击,所以必须站立。此时轼就显得位置太低,不好把握了,但是低也有低的好处。如果轼太高,就会挤占车厢内有限的空间,影响作战的动作,车左拉弓射箭、车右挥舞矛、戟等长杆兵器,就都会不方便。
当真正上了战场,车上的三名武士是没有多少机会来扶着这根轼的,因为他们两手都有活儿要干,腾不出手来。车左、车右要战斗,中间的御者要驾车。此时轼的作用,大概也就是让他们的腿部有一个抵靠的地方,不至于向前栽下去。40—65厘米的高度,是什么概念呢?一个人,如果是170厘米左右的身高,那么45—52厘米,大概就是在他的膝盖上下那一片。超过52厘米,就属于大腿部分了。65厘米,也只是在大腿中间,还没有到胯部的高度。所以更多的时候,车上的人还是靠膝盖和腿来顶住车轼,维持平衡。这是车兵的一项基本功,需要长期的训练。
车轼虽然不高,但仍然是一辆战车上的最高点,在平原上作战,要观察远处敌军的情况,常常要站到车轼上面去。苏轼字子瞻,瞻就是往前看的意思。站在车轼上,才好往前看远方。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在意思上是有关系的。曹刿也正是在齐军败退以后,登上了车轼,远远地眺望齐军的情况。“望其旗靡”,看见齐军的旗帜已经倒下,说明旗帜已经不再有挥舞、指挥的作用,这也意味着齐军是真正的溃退,不再有统一组织的行动,并非是诈败诱敌,所以才敢放心大胆地追击他们。
如前所述,在日常不作战的时候,人们还是喜欢坐乘,握持、凭靠着车轼,这样更安稳、更舒服。这种动作被称为“凭(冯)轼”、“伏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城濮之战前,楚军主帅子玉派斗勃去晋军一方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这里,把双方的血腥战斗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场武士之间的角力游戏,请晋文公依凭着车轼,悠闲地观看。这是一种行人辞令,用“凭(冯)轼”这个动作来故意把战斗说得很轻松。
《战国策·韩策三》:“伏轼结靷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韩者也;伏轼结靷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这是描写战国辩士乘车奔走于各国之间的样子。《庄子·渔父》:“孔子伏轼而叹曰……”这是描写孔子怅然若失的情态。
《史记·淮阴侯列传》:“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汉书·郦食其传》:“韩信闻食其冯轼下齐七十馀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颜师古注:“云凭轼者,言但安坐乘车而游说,不用兵众。”这里的“伏轼”和“凭轼”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安闲地坐在车上,形容不费力气,与韩信的挥军力战形成强烈对比。
“轼”前还可以加别的动词,形成组合,如“据轼”“抚轼”。《庄子·盗跖》:“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王褒《九怀》:“悲九州兮靡君,抚轼叹兮作诗。”
上古时代的贵族,与车打交道的时间很多,与轼的关系也很密切。除了上面所列的这些常见动作,“轼(式)”还经常被用作动词,指一种表示尊敬的动作,具体来说,就是以立姿弯下腰,俯身握住车轼,看上去像是在行礼,显得非常恭敬。《礼记·曲礼》还记述了其动作要领:“式视马尾。”行“式礼”的时候,要低头,眼睛看着自己车前驾马的尾巴,不直视对方。
《古文尚书·武成》:“式商容闾。”商容,是传说中的商代贤人。孔颖达疏:“‘式’者,车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则俯而凭式,遂以‘式’为敬名。……武王过其闾而式之,言此内有贤人,式之礼贤也。”《汉书·周亚夫传》记载汉文帝入细柳营,见周亚夫治军严谨,深受震动:“天子为动,改容式车”。颜师古注:“古者立乘,凡言式车者,谓俯身抚式,以礼敬人。”
《史记·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资治通鉴·周纪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魏文侯非常尊敬段干木,每次经过他家门前,都要弯腰伏轼,低首敬礼。这是魏文侯礼贤下士的一个典型事例。
《礼记·曲礼》:“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就是说,国君手抚车轼俯身致意时,大夫就应该下车致敬。而大夫手抚车轼俯身致意时,士就应该下车致敬。这是说尊卑有序,地位低的人面对地位高的人时,行礼要更加隆重一些。
除了表示尊敬、谦虚,式礼还可以用来表示肃穆、同情、哀悼等态度。《论语·乡党》:“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乘车时,如果遇到拿着送死人衣物的人,还有遇见背负着国家图籍的人,都要行式礼。
当然,在军中的礼仪就又不一样了。《司马法·天子之义》:“介者不拜,兵车不式。”这是说军中之礼,穿有甲胄在身,就不下拜了;站在兵车上,就不俯身行“式”礼了。《礼记·曲礼》亦曰:“兵车不式。”郑玄注:“尚威武,不崇敬。”因为军人披甲执兵,行动上不如平常方便,而且军队本来就是要体现出威武刚猛、英勇不屈的面貌的,如果老是敬这个拜那个,有损军容士气,降低威慑力,所以在礼仪上就从简了。
车上用来帮助乘者稳定身体的,除了轼,还有“较”。车厢周围有一圈栏杆,叫做车軨。左右两旁的车軨,叫做“輢”,其上常常各安一个横把手,方便立乘者握持,就叫做“较”。《诗经·卫风·淇奥》“猗重较兮”,说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并非所有车上都有较,一般战车上没有,日常用的乘车上用得较多。因为这不是我们本篇的重点,就不多介绍了。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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