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籍，我始终怀着敬畏心，认真对待要设计的每一本书。每本书的内容不同，设计就必须根据内容有不同的视觉表达，书籍设计最难、最具挑战性的也就在于此。”位于常德路的千彩书坊二楼常德艺廊，“缘·书·影——袁银昌书籍设计暨摄影展”8月11日向公众开放。这是中国“最美的书”设计师系列展第二回，展出书籍设计家袁银昌设计的30余种书籍和10余幅摄影作品，吸引不少书籍爱好者和业内人士到场观摩。千彩书坊“主人”张奇感慨，展览几个月前就定下和2021上海书展同期举办，虽因疫情防控，书展延期举办，但书香依然飘扬在这座城市。

上海是中国近代书籍艺术范式革命的“温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涌现出钱君匋、何礼蔚、任意、范一辛、陆全根、陶雪华、吕敬人、沈蓉男等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名家，出生于1955年的袁银昌是承前启后的主力推手和当代海派书籍设计的代表人物。自1980年从事书籍设计以来，袁银昌为数以千计的图书设计封面。《寒夜》《抗战中的文化责任》《齐白石四绝十方》等经典书籍设计，演绎着一出出生动的大戏。“他与作者一道，赋予一本书完整的生命，让书籍设计上升为一种艺术。”作家、出版人孙颙如此评价。

袁银昌与书的缘分，从童年开始。“上小学，发下了新课本，先是要把封面保护起来，用旧报纸以不同的折法做封套，在封面上自己认为恰当的位置认真地写上课本、姓名及班级名，然后，在书本的空白处涂鸦上自创的‘插图’，这可能就是我从事书籍装帧的缘起。”袁银昌笑道。

展览现场，他引领前来参观的爱书人浏览自己的“得意之作”，比如200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和他的湘西》，凝结着作者与设计师的共同心血。“我感动于女摄影家卓雅倾十数年心血跋涉在湘西的土地上，拍摄了上万幅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作品。设计紧紧抓住了质朴的特点与地域的特色。首先选了一种有草茎机理的艺术纸，体现朴素的乡土味。其次，为了强化湘西的地域特色，在图文间增加了很多湘西民间日用器物和手工艺品：粗瓷碗、草鞋、烟袋、泥玩具、剪纸、银项圈等。”在袁银昌的建议下，卓雅再度赴湘西拍摄了大量农家生活器具和有实用功能的文物，这些土气十足的小物件成了整体设计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成就了这本后来获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银奖、美国富兰克林版面设计一等奖等诸多荣誉的“中国最美的书”。

再如2016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敦煌乐舞——经变乐舞》，袁银昌说，有关敦煌壁画的书籍画册出了很多，做一本“不一样”的敦煌书成为他最基本的设计构想。他曾几次赴敦煌观摩壁画，沉静而又华丽的色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要在书籍中再现这样的色彩，谈何容易。为此，他又专程赴敦煌，对大部分图片做了现场比对和校色。“设计师赋予了书籍外在的美，但更应该做的是提升书籍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袁银昌说，为《敦煌乐舞》做设计的大量时间是花在印前调试和各种不同特性纸张的比对选择上，最终找到了合适的材料来呈现乐舞壁画，看起来似乎与设计关系不大，但这恰是书籍设计中的重要部分。

2005年出版的《锦绣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也是如此，“在设计过程中大量工作是修整图片的色彩和明暗的平衡度，有时一幅图片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完成后，再从整体色调上进行调整，最后与作者反复确认。一些工作在设计过程中做与不做，认真与不认真，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畅销一时的经典书系《话说中国》，不仅封面、封底、内页都精心设计，袁银昌甚至连“飘口”都不放过。《话说中国》每一册书的飘口，都标明了此书记录的历史年代，比如“清一”的飘口标了“1644－1840”。这样，书放在书架上，不论正反，都能很快找到需要的那一本。别看就飘口这几个数字，做起来并不简单，需要在每一页上都“动手术”，而每一页该印多少都是计算得出的，对印刷装订都是考验。

为将“书香”传递给更多人，20世纪90年代起，他在上海率先成立袁银昌艺术工作室，探索出版改革，培养出版新人。千彩书坊则是沪上首家自筹经费设专区陈列推广“中国最美的书”的实体书店，每年举行“中国最美的书”国际设计家圆桌论坛，接待过众多中外书籍设计家。

“一位好的书籍设计师要有宽广的视野、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以广度建立起艺术高度，将技术上升到艺术，希望小书店里的‘大’展览能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上海的文化软实力。”张奇说。

“我最想说的是，设计者首先要做人。你是怎样的人，才会有怎样的作品。”袁银昌总结道。

此次展览由上海市出版协会、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员会主办，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长青文化专项基金、千彩书坊承办，上海长江出版交流基金会、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上海市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员会协办，将持续至8月31日。

文/施晨露

来源/上观新闻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