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研究，宋朝并没有丹书铁券制度《当“尚方宝剑”遇到“丹书铁券”》。有些朋友可能会不同意，说：《水浒传》里有一个“小旋风”柴进，是前朝皇族柴氏的后裔，家里就有宋太祖御赐的丹书铁券。小说这么写道——

林冲被发配沧州，押送他的公差叫董超、薛霸。这一日，三人来到沧州，在一间酒店歇息，但等了半个时辰，酒保一直没有理睬他们。林冲等得不耐烦，把桌子敲着说道：“你这店主人好欺客，见我是个犯人，便不来睬着，我须不白吃你的，是甚道理？”店主人说道：“你这是原来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卖酒肉与我，有甚好意？”

店主人道：“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我如今卖酒肉与你，吃得面皮红了，他道你自有盘缠，便不助你。我是好意。”

按小说的描述，沧州当地，许多人都知道柴进家中藏有一份丹书铁券。凭着这份祖传的丹书铁券，柴进公然款待犯罪的绿林好汉，甚至包庇罪犯。比如“黑旋风”李逵杀了人，便躲进柴家庄，郓城县当牢节级（类似警察）朱仝前来捉拿他，见到柴进，问：“黑旋风那厮如何却敢径入贵庄躲避？”柴进道：“容复。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

然而，柴家的丹书铁券只是出自小说家言，从史料中，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任何关于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赐给柴氏丹书铁券的记载。倒是按宋人笔记，宋太祖得国后，在太庙立了一块誓碑，上面写道：“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但这块誓碑是秘而不宣的，只有新皇帝登基拜谒太庙时，才至碑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外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块誓碑。后来开封城被金兵攻破，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知道原来有一块誓碑在里面。

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柴进的祖先并没有给他留下一份所谓的丹书铁券。即使在《水浒传》里，这个丹书铁券也只是存在于传说中，始终没有现身。

不过，严格来说，宋朝是有丹书铁券的：北宋初，宋太祖曾给个别前朝将领赏赐过铁券，如建隆年间，宋太祖任命前朝重臣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李重进“心益疑惧”，太祖“又遣六宅使陈思诲赍铁券往赐，以慰安之”。但李重进后来叛变，失败后自杀，丹书铁券也失去了意义。南宋初，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为招抚他们，高宗皇帝也给他们赐了铁券，但苗刘后被勤王的韩世忠擒获，解押回行在处死，铁券也未能保住他们一命。

这几个赐铁券的事例，只是宋朝的特例。除了这几个特例之外，宋王朝再没有给大臣赐丹书铁券之举。南宋前期，学者程大昌考据历代典章制度，称唐朝时“功臣皆赐铁券”，“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可见宋人自己也知道，本朝并没有赐铁券的制度。当然，更准确地说，宋王朝有过赐铁券的个别特例，但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宋人的观念中，丹书铁券虽属古制，却绝不是一种值得仿效的制度。与宋王朝并存的辽朝保留着丹书铁券之制——这一制度应该来自唐制，宋真宗时，宋臣王曾出使辽国，负责接待的辽臣邢祥炫耀“其国中亲贤赐铁券”，而贵国号称优恤士大夫，为何不赐丹书铁券？王曾告诉他：“铁券者，衰世以宠权臣，用安反侧，岂所以待亲贤耶？”邢祥听了，“愧不复语”。

为什么宋人对丹书铁券之制颇不以为然？因为宋人认为，丹书铁券代表了一种司法上的特权，持券之人哪怕犯下死罪，也可以免被判处死刑，这就容易导致一个不良后果：权贵自恃有丹书铁券护身，肆意妄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治其罪，无疑纵容了犯罪；如果治其罪，则是皇帝失信于人，诱人犯法。北魏皇帝曾给贵戚大臣颁“不死之诏”（相当于赐给丹书铁券），司马光对此评价说：“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另一位宋人也说：“铁券许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预以免死许之，是诱而致于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无施而可。”

丹书铁券所代表的司法特权，也不合宋朝的主流司法理念：“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宋人对此也有一番阐述：“高帝（刘邦）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而不免于杀韩信、醢彭越、斩布英，又况其几乎？是故，有功则赏，有罪则刑，尧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铁券为！”

也就是说，宋代不但没有丹书铁券制度，而且士大夫对这一古制的评价也是非常之低。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这也反映了宋人司法观念的进步。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