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看来，维多利亚女王是鲜亮的，担得起一切动人的辞藻。她风华绝代，王者之风浑然天成、不言自威。她在位64年间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盛名，长寿到令她的子民很难想象这世界没有她是否还能继续运转。时间给女王镀上了一层滤镜，以至于史料中那张身着黑色服饰、不苟言笑、身材矮小圆滚的老妪画像，反倒荒唐地失了真。

很难分清华丽的形容是在缅怀帝国的盛世还是刻画女王。在维多利亚的众多画像中，“黑衣温莎寡妇”的确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那张，当然这个标签是刻薄了些。或许任何带有正规传记要素的评述都会杂糅不同时代的思想和心理的投射，女王的面孔因此变得越发朦胧。在无数有关女王君臣、亲子关系，政见、流风遗迹等极富主观想象空间的王室秘辛中，英国食物史历史学家安妮·格雷的《贪吃女王》找到了相对不受个人控制的元素——饮食， “人的一生以吃为标记……任何人的人生都可以用食物定义，但维多利亚的人生似乎尤其如此” （第312页）。

她始终都是一位贪吃的女王。维多利亚和食物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7岁时，身陷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及其密友约翰·康罗伊将她栽培成傀儡的阴谋，维多利亚用食物宣示自己的主权。1861年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成为寡妇的女王在极度悲伤之中，化悲痛为饭量——“1861年以后，再也没有顾忌的她体重迅速飙升，外交事务大臣在1868年评论道：‘（维多利亚女王）一切都好，就是变得胖极了’” （第174页）。

事实证明，孀居兴许同样适合维多利亚。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两情相悦部分消解了两人政治联姻中的凛冽，但女王的统治生涯依然打上了鲜明的亲王印记。她深感婚姻备受桎梏，却无可避免地在感情和政务上对丈夫产生了依赖。以至于阿尔伯特离世，维多利亚曾一度避世。某种程度上，成为寡妇的女王打破了人们对她统治生涯的刻板印象。尤其进入老年后，维多利亚不再是“没有一个强大男人在身边支持，就什么事都不会处理”的女王；也不再囿于“失去阿尔伯特后，独自度过悲伤而漫长的下午”的哀怨形象。她重新获得权力，并愿意且能够通过思考坚决地做出政治干预，而这正是她初为女王时最渴求的东西。影视作品《维多利亚女王：风华绝代》（The Young Victoria）中有一个桥段诠释了女王对权力的心态。维多利亚与初识不久的阿尔伯特对弈，女王试探道，“你不给我推荐个丈夫替我下棋吗？”阿尔伯特回答：“我会找人陪你一起下棋，而不是替你下。”

对于自我的找寻和重新定义需要极大的勇气。此时，维多利亚的孩子和侍女日渐不受控制，一国之君和英国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不时脱离她的掌控，还有时刻关注她的媒体，劲头十足。于是食物变得格外重要——它们不会对她抱怨，不会论断她的功过，很少让她失望。

没有贵宾要接待时，女王的进食速度很快。跟女王一起用餐的人抱怨，维多利亚的晚餐时间很短，总共半小时，“上菜上得飞快，像我这样吃饭慢条斯理的人……就连分量中等的一份菜肴都来不及吃完……” （第283页）一名政治人物，里布尔斯戴尔勋爵（Lord Ribblesdale）详述过同女王用餐时的一起戏剧化事件，“维多利亚没选羊排，只选了豌豆来吃，她三两下就吃完了，吃完就和哈廷顿大人（Lord Hartington）聊了起来，导致哈廷顿大人自己的吃饭进度落后……总之他们聊得正在兴头上，羊肉硬生生从他面前被收走了，那可是4岁大的羊做成的烤羊排！他话说到一半，连忙叫住那个穿红衣的掠夺者：‘给我拿回来！’我们这些在场的侍臣纷纷屏住呼吸——我们通常是斯文有礼的一群人”，幸好女王一笑置之（第284页）。

这是维多利亚孀居后难得露出的笑容，至少在女王的餐桌上，她说了算。这或许是她成为女王后唯一有绝对控制权并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方。从1819年出生，1837年登上王位到1901年辞世，女王的一生都在王冠和世俗的钳制下，她无可逃避，也深感其重。不过好在终其一生，女王都有美食相伴。

文/苏展

来源/文汇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