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之美不止于烟柳画桥、诗词歌赋，还有华彩霓裳装扮风土人物。“衣食住行”的“衣”之所以放在首位，除了防寒御暑、蔽体遮羞的实用功能外，更在于其取诸乾坤、和顺阴阳、昭示文明之寓意以及规范人伦之智慧。很长一段时期，水乡江南都是我国的丝绵生产、织造中心。近代以来，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在衣冠服饰方面领风气之先，无愧于东方“时尚之都”。

“娘娘手里讨针线”

明代中叶，松江府已成为全国手工棉纺织中心，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远销海外，赢得“衣被天下”的美誉。

松江棉布的发展得益于元代乌泥泾人黄道婆。史书记载，她年轻时到海南崖州学习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艺，回乡后革新纺织技术，改进纺织、错纱、配色等工具和工艺，并向邻里乡人传授技艺。

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由于产量高、质量好，外地商人纷纷来松江收布，逐渐催生了“苏松财赋半天下”之说。这不仅说明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富足，更反映出江南棉布产量之高及其对一方经济的重要性。

如果说棉布重在蔽体御寒的实用性功能，那么丝绸就偏重于美化装饰的礼仪性功能。丝绸业在我国历史悠久，西周时就有丝绸商品的记载，齐纨、鲁缟以及楚国和吴越的罗、绢等享誉列国。

汉武帝时开辟丝绸之路，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到推动作用。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诸代，丝绸业在全国各地继续发展，其中又以江南为盛。明清以来，丝绸业的蓬勃发展是江南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重要支撑，杭州、苏州、湖州和盛泽被誉为“四大绸都”。

江南丝绸质量之优，在海内外形成品牌效应。据清乾隆《杭州府志》记载，康熙三十八年，皇帝巡视江南后感慨：“朕巡省浙西，桑林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当时，湖州府出产最优蚕丝，名为“辑里丝”。广东粤缎、福建漳缎、山西潞绸等，凡织高档丝绸皆需以湖丝为原料。由此，求购湖丝的络绎不绝，可谓“湖丝遍天下”。

作为丝绵生产的中心，江南地区的织造水平也冠于华夏。江南“织造衙门”的设立，就体现了明清江南作为衣冠服饰生产的中心地位。“织造衙门”又被称为“织造府”“织署”，是为皇家督造丝织品的管理机构。举凡郊社祭服、宫廷黼黻、王公衣着、典仪装饰、军士衣甲，皆取之于苏州、江宁、杭州的“织造衙门”。

明代文徵明有言：“织染惟建局于苏、杭者何？夫大江之南，苏、杭财赋甲他郡，水壤清嘉，造色鲜美；矧蚕桑繁盛，因产丝纩，迄今更盛。”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丝、绵生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提升，妇女作为丝、绵生产的主力，其家庭地位亦显著提高。谚语“娘娘手里讨针线”就是江南女性地位提升的反映。这种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的改变，为近代江南女子的服饰变革奠定了基础。

“学到三分像，上海变了样”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变革，服饰方面也同样发生了转型。近代上海得西来风气之先，较早面临“华夷之变”。这种挑战为上海近代服饰变革创造了先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王制度，传统冠服等级制度轰然倒塌，自由平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当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入西方服饰，成为服饰变革的应对之策。

承袭“国初易服色”的传统，当时的政府先后于1912年、1929年颁布实施有关服制的条令，指出“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并希望做到“各国的好处，样样取来效法，把自国的不好处，件件设法改良”。两次服制条令在总体上得到大众的认同，其规制服饰以中式为主、西式为辅，款式更为注重生活实用性，形成了服装裁剪的基本形制。

在社会需要与时代发展的基础上，男式“中山装”“长袍马褂”与女式“旗袍”“上衣下裙”成为上世纪上半叶的经典。同时，随着政府、公司、企业、银行、学校等新型职业的兴起，西式餐饮、舞会、婚丧等交际礼仪以及体育运动、选美、模特等活动的流行，绅士西服、燕尾服、晚礼服和骑士猎服、马裤等西式男装，女式连衣裙、舞台服饰、晚礼服和泳衣、运动装等纷至沓来，促使上海成为近代服饰与时尚中心。

由于江南女子的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加之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遂使风姿绰约的“上海女人”很自然地成为时尚代言人。

成立于1917年、专营女子时装的“金鸿翔”，拉开了近代中国时装的序幕。金鸿翔本人是一位女式西服裁制高手，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以及观察时髦女郎、向外国设计师学习、订购欧美最新时尚杂志和画册等方式，最终成为上海时装潮流的领头羊。当时，不少电影明星、社会名流、富家太太都向“金鸿翔”订制时装。

1927年，金鸿翔提议将“服装行业组织”更名为“上海市时装业同业会”，相关服饰制作店面随之大为发展。“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学到三分像时，上海已经变了样”的说法，随之流传开来。

传统冠服文化博大精深，服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非易事。以旗袍为例，最早的旗袍是旗袍马甲样式，延续“上衣下裳”的特征，到后来才去掉了短袄的衣身。受西式审美的影响，旗袍长度逐渐缩短，但缩短的旗袍常常受到传统派的嘲讽。由张幼仪创立的云裳公司将西方与传统元素进行创新结合，赢得了客户的喜爱，成为上海时装界的旗袍之王。

同样，以经营男装为主的“亨生西服店”“培罗蒙西服店”“协锠西服店”等，也积极吸收西式裁剪方法，并结合国人的体形特点，通过创立中西合璧的海派服饰，获得了国人的青睐。

可以说，由传统向现代服饰的转型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拼接。这种转型不仅是审美的、实用的，一定程度上还关乎权力与文化的传承。身处中西文化交锋前沿的上海成就了传统服饰的现代转型，也成就了自己时尚中心的荣光。

由传统到现代，养分源源不断

新中国建立初期，穿着方面提倡俭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改进服装的宣传，号召美化人民的穿着。1956年至1957年，旗袍、中山装、西服、列宁装、各色裙子等各种服装款式竞相登场。

1956年3月，为提升首都的服装设计与制作水平、服务国家领导人礼仪需要，经周恩来同志的关心与协调，上海的波纬、造寸、蓝天、雷蒙、鸿霞、万国、金泰七家服装店迁往北京，与中央办公厅附属加工厂合并组成北京红都时装公司。

“红都”先后为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西哈努克亲王、布什总统等外国首脑制装，许多重要的外交礼物都出自“红都”的裁剪之手。

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生产的“假领子”因其经济、美观而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全国时尚。

改革开放以来，服饰发展再次迎来春天，且流行周期越来越短。牛仔裤、喇叭裤、健美裤、风衣、职业装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睡衣、家居服、社交服、职业服、运动服、休闲服等不同功能的衣服日益进入百姓生活之中。同时，服饰面料也不断开拓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自信也体现在人们对服饰的追求上，汉服、唐装等传统中式服装开始复兴。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各代表团领导人身着唐装出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服饰之风吹向海外。

这一身唐装来自上海服装集团，一家拥有70多年历史的上海“老字号”企业。我国第一支职业服装模特队、第一份服装专业报刊、享有“中国衬衫之父”美誉的SMART（司麦脱）衬衫均诞生于此。

2001年，上海时装周应运而生，以振兴民族品牌、拉动内需为己任，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地区、服务全国，力争为中国自主品牌、各国设计师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作为原创设计的发展交流平台，这一平台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优秀品牌。从最初的服装文化节起步，如今已发展成为集全球新品首发、亚洲最大订货季、时尚高峰论坛、时尚周末等内容的全球标志性活动。“全球时尚产业指数”显示，上海时装周在全球排名升至第五，成为继巴黎、纽约、伦敦、米兰之后的第五大“时尚之都”。

回顾由传统到现代的服饰发展，江南历史文化一直为上海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今天，以上海服装集团为代表的诸多服装企业、各类时尚创意产业园区、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以及上海时装周的联动创新，正在进一步擦亮“时尚之都”品牌。

编辑/吴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