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伦敦传》中讲述了伦敦的魅力在于这座城市充满了尚未探索的奥秘，“人们在伦敦持续居住，已经超过两千年；那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魅力。它提供了持久永恒、根基坚固的感受。它的历史召唤了他们，即使他们并不知晓。”两千年的伦敦是如此，三千年的北京又该如何拥有它的传记？

在北京生活工作二十余年的作家邱华栋，就是那个被城市召唤的写作者，他更知晓自己的被召唤，对这座城市保持着探索的好奇和热情，陆续收集了四五百种历史资料。如果说十年前他推出的《印象北京》还是一个外来者的寻访视角，那么新近推出的《北京传》呈现的则是一个成熟的漫游者，在历史复杂的资料与现代北京丰富变化之间自如穿行，大到遗迹现场、下水道系统，小到植物变化、一人一事，他逐渐搭建起一个80万字容量的城市传记，却因种种原因，以精简的20万字版本面世。即便如此，读者在翻开《北京传》时，也会注意到主章和副章形成的叠加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导览，延伸到无限的空间里，每一个转弯处，都有一个声音在背后延揽，从历史的宏观落入日常烟火中。

邱华栋对记者说，着手写作这本书，之前收集的资料只是一个基础，他不断前往书中尚存的历史现场，去潭柘寺、“燕京八景”、恭王府、东交民巷，他最爱景山的视角，“天气好的话，西部和北部的一抹远山，山体的黛色衬着天空之蓝，绝对是一个好视角。那个时候，北京360度扩展的城市景观，波澜壮阔而又波澜不惊地展现在你的面前。”这个视角，集合了历史智慧与未来可能，也是三千年北京城的独特所在。

完整的北京是由非虚构与想象力共同塑造的

记者：北京有三千年的城邑史，深藏一百代人的记忆，又是全球瞩目的现代都市，书写它或存在许多种方向，从建筑出发的、从人物出发的，甚至从贸易史、生态景观出发的，在写作《北京传》前，你预想过哪些不同的写作备案？

邱华栋：2017年的时候，我开始写《北京传》，曾想在规模上与英国作家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看齐，他那本的字数有80万字，包罗万象，非常有气势，对我很有启发。后来，我发现我的工作很忙，自己的写作时间有限，很难实现最初的构想。我就把我的写作大纲删繁就简，写出了一部20多万字的《北京传》，呈现出北京三千年城邑史的时间轴线和空间移动的图景，可以说基本实现了我的构想，比较适合不了解北京的读者轻便阅读。要是一个大厚本，也许读者会望而却步。

记者：现在呈现出来的结构，主章有清晰的朝代更替脉络，副章则是一些在北京城史里出现过的重要历史名人，看得出你耗费了很多精力来进行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建构，同时也尽量保留了自己对历史和当下的一些感性观察。

邱华栋：我1992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就有意识地搜集一些有关北京的资料，什么样的资料都有，算起来有近三十年了。因此，写《北京传》的几年时间里，我主要做一个取舍，删繁就简，采取减法的办法，这样对材料的选取就比较容易。其实资料是死的东西，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北京各个犄角旮旯，各种人群的接触和观察才是最重要的。这部分的内容，在《北京传》中也有所呈现。

记者：这种体验观察在副章部分有比较多的呈现，比如在写到唐幽州城时，可以看到你身为小说家的想象力一面，通过诗歌记载与有限历史资料，想象了深埋于层层遗址之下的幽州城日常，读到这里我突然很想看到一个普通百姓的十二时辰生活，这种期待在潭柘寺的僧人那有部分释放，这里是很适合进行更多合理化虚构叙事的。

邱华栋：这个有待我今后在有关北京题材或者背景的小说中进行呈现。的确，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放飞想象，写北京背景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空间很大，自由度也比写非虚构题材要高很多。

记者：所以，你还是尽量对想象有所克制，以你对历史题材的敏感和擅长，像你在书中提到的自己确信马可·波罗一定造访过元大都，以及明代那个负责皇城修建和北京城墙改造的交趾人阮安，要想忍住不去阐释延伸很难。

邱华栋：是的，那些在时间的长河里隐现的面孔，作为小说家来说，都是非常鲜活的人物。如果这些人物都活跃起来，都说话、行动，都演绎出一出出的故事，那也很精彩。就像阮安，他是先在南京待了很多年，才来到北京。这样一个交趾人的命运很有意思的。

城市的生命要面对一代代新人

记者：这本书越往后面的历史，越容易产生共鸣感，在谈到作家老舍的时候，那种音乐与图画般的回忆是很打动现代大众的，“老舍的北平”产生过很长一段时间热度，现代人对那个时期北京的想象是否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市井生活和文艺创作？

邱华栋：那段历史时期因为政治中心变成了南京，于是北平就变成了北方的“文化北平”，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既然是文化北平，那么从文化角度看这座城市在那段时间的发展，就很特别，也很有故事。当时的北平和上海是南北两大文化中心，承载着一段极其有想象空间的时间记忆。所以，现在说起老北京，老上海，总是让人联想到那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文化北平和文化上海，这两大文化中心的文化的光芒。

记者：在老舍的文学叙事里，还有像《断魂枪》这类的侠文化，去年底你出版的武侠短篇集《十侠》梳理了两千年的侠文化脉络，北京是其中一片重要土壤，在如今的北京性格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侠文化的现代转化。

邱华栋：我在写《十侠》的时候，首先重读的就是司马迁《史记》里专门为刺客、侠客、猛士设的一个传——《刺客列传》，里面最有名的《荆柯刺秦》也在《北京传》的第一章里有所涉及。当我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待春秋时，会看到春秋战国阶段是中华文化青春期的状态，那时中国人活得很有意思，也非常独特。比如《荆柯刺秦》里的樊於期，他听说荆柯要刺秦，就对他说你把我的脑袋带上，当做一个信物呈给秦始皇。这在现代人的眼光看是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甚至觉得匪夷所思：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你怎么把头砍下来让荆柯去刺秦？但那时候是中国文化的青春期，青春期都是血气方刚、比较轴的，只想一个事。我们的这些历史里面有很多类似这种可以挖掘出来作为写作材料的，就看你是不是有一颗善于发现的心，把传统文化里面的创造性、现代性再生，这也是我写《十侠》的一个想法。如果《十侠》和《北京传》存在一些纽带的话，那么历史带来的性格基因累积是其中重要的一点。

记者：从《北京传》里讨论“梁陈方案”到未来的智慧城市，会看到城市形象的丰富和健康背后还是如何看成一个生命体，理解它的运作脉络和呼吸系统，并且也需要承认作为一个超级大都市，它无法为自己设置边界，拥抱高度混合的世界，你想象中的未来北京大约会是什么模样？

邱华栋：未来北京，一个是北京的空间格局，已经变成京津冀一体化构想下的首都了，从这一点来看，城市的边界似乎还在扩展。另外一个方面，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和智慧城市的发展，使得北京这座城市会有虚拟的和现实的，历史的和想象的、未来的多个层次。我觉得智慧北京肯定是正在到来的现实。

记者：城市的智慧里，一定离不开它的视觉形象进化，序言那里关于“中国尊”的瞭望，让我想起之前看过英国学者丹·克鲁克香克对摩天大楼的研究，19世纪末芝加哥出现第一座玻璃摩天大楼开始，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千楼一面，之后艺术设计带来了新的视觉，“中国尊”也是这样一个理念，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文脉深厚的都市而言，人文设计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导向？

邱华栋：人文设计对一座城市非常重要，要想使得一座城市具有性格，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人文理念的注入，会让这座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对居住者也更加友好。人文理念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方便人、让人感到舒适的、对人的发展有益处的理念。这一点，要仰赖城市的规划学家和主政者一起来完成了。

记者：全球几个知名大都市都有自己的传记，纽约、罗马、巴黎、伦敦、柏林等等，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历史轨迹，有些都市定位与北京也相似，从城市文化和竞争力层面看，北京区别于它们的独特性在哪？

邱华栋：北京的背后有一个正在推动全球化新发展的中国，所以，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三千年的城邑史和八百多年的首都史造就的雍容大气的气度、内蕴和风格，在于她的7.8公里的中轴线确立的、自周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营造城市的基本文化理念，在于她现在的中轴线南北延长线的未来属性，和长安街东西轴线延伸的现代性和生长性。所以，这座城市无论是规模，还是全球影响力，都在世界十大城市之列。从一个普通市民角度而言，我觉得北京的最大特点还是在她的大气包容。在北京，操着任何方言的中国人，都不会觉得不自在，因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北京还是一个你可以表达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不满，同时又喜欢待在这里的地方。这一点和很多城市都不一样。

记者：是的，从历史到现代，北京既有鲜明的文化气质，也有高度的包容性，几代人不断“北漂”然后扎根，阅读这本书过程中，我似乎看到随着城市命运的变化，生活其中的个体精神也变得鲜明起来，一个容纳巨大人口流动的现代城市，不断重生，不断超越历史，并将这种精神力量鲜明投射到所有人身上，成其生命的一部分，这大约也是中国许多大城市陆续崛起的共性。

邱华栋：一座城市的生命力就在于这座城市里的人。所以，一代代新人涌进城市，就能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所以，要想让一座大城保持活力，必须要不断吸纳新进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只有新的人进入到城市里，新一代在城市中实现着他们对城市的塑造，城市的生命才能不断延续并继续生长。在这个意义上看，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南京、武汉等等都依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

文/郑周明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