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读书人为金榜题名苦读备考，积年艰辛，向有十年寒窗之说。其实，不仅是备考之路道阻且长，就是一举成名前的科场考试，考场生活之艰难，也让无数举子苦不堪言，乃至被形容为“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

从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1300多年，大约十万名进士和百万名举人从科场走出。贡院生活虽然辛苦，但对将要承担“天降大任”的学子们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历练。

图为江南贡院内的号舍，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明清鼎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可同时容纳20644名考生参加考试，现为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视觉中国/供图

北宋中期才有专门贡院考场，1.3平方米的号舍是标配

在科举制度刚刚产生的隋朝和唐朝初期，科举并没有专用的考场，一般是借用吏部办公区举行考试。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科举考试由吏部改为礼部主持，“始置贡院”，作为考试专门机构。但此时的贡院仍然借用礼部或尚书省等机关办公区，考试时临时搭设考场，考完恢复原状。

大致在北宋中期以后，官府才开始修建专门的建筑作为贡院考场。贡院内部设置成排的相互隔开、相对独立的小房间，即号舍，考生在号舍参加考试。根据考生人数多少，各地贡院号舍少则数十间，多则三五百间、上千间，清代北京顺天府贡院甚至有号舍10420间，江南贡院更是达到20644间。

然而，贡院整体规模的宏大，不能掩盖号舍单体空间的狭窄逼仄。每间号舍三面有墙，唯有南面无门敞开，内部宽3尺、深4尺，前檐高6尺，后墙高8尺，建筑面积大约1.3平方米左右。如此狭小的空间，被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逼真地形容为蜂巢，“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1.3平方米的号舍还不是每个考生都能享受的正常待遇。在贡院的建造过程中，会有偷工减料的现象发生，号舍面积严重缩水，窄到“广不容席”，一床草席都放不下；矮到“檐齐于眉”，前檐只和人的眉毛持平。考生坐不了多久，就腰酸背疼。

明清时期，科举乡试、会试一般三年一次，所以号舍使用一次后，就得封存三年，直到下次考试才开启。三年间无人整理，号舍里泥灰遍布，尘土飞扬，挂满了蜘蛛网。有的号舍破旧到“上雨旁风，架构绵络”，连风雨都不能遮挡。

按照当时科举制度规定，破损考卷作废，答卷人自动落榜。所以，考生们宁肯自己被淋成落汤鸡，也会护考卷周全。只是如此一来，发挥水平不免受到影响。即便是能遮风挡雨的坚固号舍，考生在进入号舍开考之前，还得自己动手，清理出一个相对整洁的考试环境。

数天考试不得离开考场，吃喝住用都是挑战

和今天高考一样，古代科举一般都要考数场，时间持续数天。和今天高考不一样的是，考生在连续数天的考试中都不能离开考场，一切吃喝拉撒均要在贡院进行。

明清乡试、会试均有三场考试，考生一场考试就要在号舍里连续待上三天两晚，三场试下来就是九天六晚。只有每场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考生才能回到住地休息，换洗衣服，整理被褥，更换笔墨纸砚、餐食烛台，以备明朝再战一场。

贡院不解决伙食，考生需自带食物。唐朝进士陈存能“将试前夕，宿宗人家，宗人为具入试食物，兼备晨食”，由亲戚为其准备考试餐食。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富裕考生可以提前购买月饼、蜜橙糕、莲米、圆眼肉、人参、酱瓜、板鸭等美食，还有“阿魏”等助消化的中药。寒门举子囊中羞涩，或是带够几天的干粮充饥，或是略备粮米蔬菜，在考试间隙自己生火做饭。每个号舍“前置炉一个，炭一篓，为士子煲茶汤饭食之用”。

明清乡试大都在火热八月进行，酷暑难耐，考生挥汗如雨，随身用竹筒灌装的饮用水大多只够喝一天，后面两天只能喝贡院井水。而贡院水井三年一用，清洗不够及时，水质没有保障，加上食物容易腐败变质，经常有考生在贡院突发肠道疾病身亡。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福建乡试，头场就有4个考生病死贡院，第二场又有3人因病魂断号舍。

贡院夜间锁院，考生只能在1.3平方米的号舍内睡觉。号舍两边砖墙上离地面大约一尺五寸和两尺五寸高的地方，设计有上下两道砖缝即砖托，用以搁放两块一寸八分厚的号板。下面的号板靠里，可以当椅子坐；上面的号板靠外，可以当桌子用，如此便组合成一套考试桌椅。考生将上面号板取下，与下面的号板一起搁放在下层砖托内，便组合成一张床板，用以在夜间休息恢复精力。

唐代进士科考试一般在农历正月举行，时值隆冬，长安寒意侵体，考生们尽管“携脂烛水炭”，用以取暖，但“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在走廊下席地而坐，不免冻手冻脚。南宋正月省试时，考生被临安（今杭州）的湿冷天气“魔法”攻击，“笔砚冰冻，终日呵笔，书字不成，纵有长才，莫克展布，年高之人，至有不能终场者”。明代会试亦是在农历二月中上旬举行，北京天气更加寒冷，滴水成冰，考生只能哆哆嗦嗦地答题。直到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朝廷念及北方二月“天气尚未和暖”，方将考试时间改为三月中上旬。

火灾事故频发，号舍条件逐步改善

吃喝住用中的艰辛还只是寻常之事，对考生最大的威胁，是各种安全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考生在贡院内白天生火做饭，夜间秉烛照明，冬日还要烧炭取暖，号舍又是低矮的砖木结构，火灾等安全事故遂难以避免。

北宋神宗元丰末年，东京（今开封）贡院在开考前夜突发大火，负责考务的官员和吏卒有14人（一说40人）丧身火海。事后京城内有传言“烧得状元焦”，贡院修复后重新开考，果然是名为焦蹈的考生高中状元。

明英宗时期，贡院火灾频发。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顺天府乡试刚考完第一场就发生火灾，号舍和试卷都被焚毁，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后来的考生就没这么幸运了，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会试，贡院起火，每排号舍的房门和贡院大门均紧锁，十多名考生葬身号舍，“焦头烂额、折肢伤体者不可胜计”。但朝廷并没有从这次火灾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更谈不上完善贡院消防设施，以致三年之后发生了更为惨烈的火灾。

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会试第一场考试期间，在贡院巡查考场的士兵生火取暖，引发火情。负责考务的御史焦显死守考场纪律，“扃其门”，紧闭贡院大门。里面的举子无法逃脱，外面的军士也不能进入贡院救火，以致“烧杀举子九十余人”，烧伤者不计其数。

事后，明英宗为示抚恤，赠予死去的举子进士出身，还亲自为他们撰写祭文。朝廷将罹难者遗骸收敛后，分成六个大坟安葬在北京朝阳门外，立碑曰“天下英才之墓”。这次火灾的亲历者举子陆容，在其书《菽园杂记》中收录了时人写下的一首七律悼诗，“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除火灾外，因建筑质量问题，科场上其他安全事故也频有发生。清乾隆时，江西吉安府院试期间，考棚突然倒塌，压死正在奋笔疾书的考生36人，另有多人受伤。乾隆下诏追赠死去考生为秀才，是为“钦赐生员”。

贡院生活的恶劣，其实也是古代物质条件相对较差的一种反映。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抡才重地”的贡院已经是最好的建筑之一了。京城贡院是规模仅次于皇宫的建筑群，省城贡院则是当地最大的建筑群，无一不是谨严有序，气势宏大。

而且，贡院号舍的条件也是逐步改善的。明朝初年的号舍多是木制墙板，因为屡发火灾，清代就改为砖墙结构。为让考生坐得舒服一些，原先砖土坐凳也改为木制号板。不过，1.3平方米的号舍面积没有扩大，因为这最大程度满足了考生独立静心思考作答的需要，也便于防止作弊。

此外，根据一些学者观点，古代科场生活也并不完全暗无天日。因为留下这些凄惨记录的，大部分是科场不得意的落魄文人。他们记忆中的科场是其一生最大挫折，故成为笔下的最深伤痛。而对及第者来说，贡院只是他们今后光辉前途的新起点，和宦海沉浮相比，九天六夜的科场更只是寻常经历而已。

文/吴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