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方舱的18天里，何斌时常会想起已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何永祥。
2月2日，何永祥走了，在2020年春天到来之前，他死于新冠肺炎。
脑海里，过去一个月的记忆不断浮现：何斌仿佛看到父亲站在1月23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发热门诊的人海里，没有挂到号，垂头回家的身影。此后一周，他们辗转四家医院，仍没有求到一张床位。
何永祥的最后一丝气息留在了被转运至武汉协和医院沌口新病区的路上，当时距离他确诊，仅过去两天。
何永祥的不幸是武汉疫情下病患收治“堰塞湖”的缩影。
危局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主任王辰在实地了解情况后，向中央指导组提出建设方舱医院的建议。
何永祥离世次日，武汉首批规划的3家方舱医院动工，在48小时内迅速扩充出数千个床位。
据统计，截至3月10日，武汉共收治患者近5万人，15家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2万余人。这意味着每4名确诊患者中，就有1名在方舱医院接受治疗。
作为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关键一环，方舱为患者提供规范治疗和及时监测，大大降低了轻症进展为重症的可能，同时为社区减压，对控制武汉的疫情发展至关重要。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指出，建设方舱医院是武汉战疫的创新举措，也是破解医疗床位严重不足的关键之举。
危局献策：“诺亚方舟”破解病患收治“堰塞湖”
何斌一家的遭遇并非孤例。
依据国家卫健委2月3日的统计数据，武汉2月2日当天新增确诊数首次破千，达1033例。在此后的17天内，每日新增数据一直维持在四位数及以上。
然而，吃紧的床位使得很多已确诊的病患未能及时住进指定医院救治，形成“堰塞湖”。澎湃新闻注意到，当时，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就足以消耗掉一个火神山或雷神山医院的床位存量，曾被赋予期待的“小汤山”模式显得杯水车薪。
和床位同样紧张的还有医患配比，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官方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该院总部原有床位2000张，支援雷神山医院床位1600张，对口帮扶的武汉市第七医院床位有400张，这意味着至少有4000名患者等待救治，但医院的人员编制按2690张床设置，医护压力巨大。
除新增确诊病例外，因核酸检测试剂盒短缺和尚未捋顺的确诊流程，还有大量疑似患者存在对病床的需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坦言，武汉市早期倡导的轻症患者居家隔离政策，使得大批确诊的轻症患者成为了移动的传染源。
更早察觉问题的还有2月1日抵达武汉的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
“知道情况紧张，但不知道武汉已到这个程度了。”王辰用“凄风苦雨”向澎湃新闻形容他当时所见的江城：站在街上，很久看不到人，天气接连阴雨，还不时有极端的社会事件传出，“感觉整个社会停滞了。”
2月3日，在实地看到武汉疫情的状况后，在湖北省防疫指挥部的现场，王辰向中央指导组领导提出征用大型场馆建设方舱医院的建议，中央指导组当即拍板采纳。
2月5日23时许，武昌方舱医院收治首批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王辰告诉澎湃新闻，方舱的灵感来源于“铁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小儿麻痹症在北欧和北美大肆流行，当地医院曾尝试将因小儿麻痹症患上呼吸衰竭的病人装上“铁肺”，集中收治到一间病房内，“一间往往堆满几十台（铁肺）。”
在王辰看来，武汉前期虽采取了扩大定点医院的策略，但容量有限，方舱就像在诺亚方舟上面加了一个舱位，在截断传染源头的同时解决床位和医护人手不足。
在王辰的构想中，方舱医院收治确诊轻症患者，使他们既能得到医疗照顾又能跟家庭与社会隔离。同时，它还能起到看护作用，一旦患者病情出现变化，能及时转到正规的医院治疗，形成有序的层级，“用最小的社会资源，迅速达到扩大收治容量，非至善之法，却是解决收治主要矛盾的现实之策。”
决策迅速落地。2月3日晚间，武汉市政府宣布将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昌洪山体育馆、东西湖区的武汉客厅建设“方舱医院”，用于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方舱速成背后的博弈
改造方舱医院的措施一敲定，就连夜下达到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建筑”）。
2月3日凌晨，刚刚回到隔离酒店休息的中信建筑第五设计院的副总建筑师申健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说武汉客厅里突然有个紧急任务。”挂掉电话，申健和其他7名工程师临时组团，赶到了武汉客厅，讨论改造图纸。
方舱，来源于军事术语，意指用各种坚固材料有机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方便、可移动的整体，因此也被称为“方形的房子”。然而，用方舱作为医院收治传染病人，并无先例可循。
第一口螃蟹该怎么吃？一度让申健等人发愁。讨论会一直进行到了凌晨三点，工程师们拿着医院设计的传染病医院图纸，在武汉客厅的原展厅里来回踱步，查看座位的环境和客厅的基本状况。
同一晚，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和洪山体育馆内，改建也在紧张进行。
一辆辆公交车、厢式货车和城管执法车直接开进会展中心，卸下床架、被褥、电热毯等物品。武汉市江汉区区长李湛亲自抵达现场，调度和督促300多名工作人员作业，期间他不停打着电话，焦急时甚至会粗口呵责。
在洪山体育馆内，一边是工作人员麻利地摆放桌椅，一边是体育馆院原设计方的设计师们将设计图纸平摊在地板上，商讨改造细节。
申健告诉澎湃新闻，方舱医院虽然简易，但须有医院的基本流线，在分清人流、车流、物流3线后，改建团队回到酒店，架起电脑开始布局。
3日早晨7点，东西湖方舱（又名“武汉客厅方舱”）的第一张图纸出炉了。
据申健透露，后续的图纸是在施工过程中逐步改进的。期间，王辰院士来了三次，和院感专家一起在现场提出指导意见，例如：护士站设置要方便观察病人，尽量缩短护理距离，还需要在图纸的基础上增设一些库房、治疗室和隔离室，“会更好用。”
完工前，即将接管东西湖方舱的中南医院副院长章军建和神经内科专家梅斌也来到施工现场给出修改意见。三天建成的要求，对他们而言压力不小。在紧迫的需求和设施的完善之间，他们面临一场博弈。“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提出推迟投用，就会面临很大压力，因此我们只能筛选最紧要的来建议，比如：利用延迟的一天时间，为方舱建立急救配置。”章军建说。
章军建的考量不无道理。东西湖方舱投入使用后的头两天，每天涌入的几百名患者中包含10%的重症，有位89岁的女性患者收入后还没躺下，心脏就骤停了。“医护扑上去抢救，幸好方舱里有氧气装置，守住了零死亡的底线。”章军建说。
澎湃新闻从权威渠道了解到，武汉所有方舱医院目前共配备移动CT机39台，同时还设有呼吸机、心电监护仪和空气消毒机等设备。
收治初期：被放宽的“指针”
何永祥去世前几天，何斌和母亲也出现了发热症状，2月6日的影像学报告显示，母子俩的双肺均有感染。
比何永祥幸运的是，他们在确诊后的第一天，就被收治进了方舱医院。2月7日晚，东西湖方舱正式投入使用。在此前的2月5日深夜，武昌方舱医院也已开始接受首批患者。
运行之初，方舱也曾遭遇过问题。
按照设计，方舱接收社区转来的轻症确诊患者，但首批入驻者，有部分从医院转来。2月6日当天，就有患者因情绪焦虑，在方舱内摔打东西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在王辰看来，这确实犯了忌，“把住在医院的病人转到方舱，由奢入简难，病人当然不高兴。”
可医护有医护的难处。中南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熊忠伟自东西湖方舱投入使用之初就一直在岗。他向澎湃新闻回忆，开舱当日，医生在做入舱筛查前夕，各个社区送来的病人已经排起长队，有患者在等待过程中就“站不住”了，医护人员急忙联系最近的医院救治。
2月7日晚，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迎来第一批入院轻症患者，东西湖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民警在春哲进出口维护秩序。
仅2月9日当天，东西湖方舱收治的三四百名确诊病例中，就有十几位病情较重的患者。当时，方舱医护人员的主要想法是尽量把收治的“指针”放宽，“一定要先收进来，再联系定点医院的床位。”
如何在几百人中把重症的病人筛查出来？熊忠伟说，这关系到方舱内最重要的工作：查房。和外界医院类似，进入方舱相当于一次首诊，如果无法确定病情轻重，会耽误治疗。
熊忠伟和同事们每天反复要做的就是监测病人的一些基本的生命体征，体温、血压，脉搏，加上查房时面对面的问诊。
五名医生，对应的患者人数是500人，查完房后，每个医生会把各自负责的100个病人的病情整理，按轻重依次排序分成四级。确定后，再由当班的组长对重症病人再做一遍评估。
查房时，一些细节也让熊忠伟感到无奈。因收治紧急，很多存在合并症的病人急着住院，在社区转诊时没带每天必服的药物。而辅助性的用药，对于刚刚投入使用的方舱医院，也是紧缺品。医护人员立即将这一问题反映上去，外调药品为病人重新调药。
冷，是首批入住患者对方舱的初体验。6日晚间入住武昌方舱的胡琳告诉澎湃新闻，因场地刚刚完成施工，多处尚未通电，电热毯无法使用，“睡觉冷得打起寒战”，加之厕所距离病区需要步行数百米，也让她感到不便。类似的“吐槽”在其他两个方舱医院普遍存在，经病友们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公众关注。
2月7日，接管江汉方舱医院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向媒体表示，由于集中收治患者人数众多，工作量巨大，将考虑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患者反映的问题，“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但是情况在改善，已基本步入正轨。”
进入方舱后，何斌和母亲被安排住在同一个病区，他们每天都会在公共区域一起走走，活动筋骨。在他看来，方舱的医疗设备虽不完善，但已经做到当下的极致。
双重压力：方舱内的“心灵马杀鸡”
随着方舱运行逐日完善，如何在陌生的环境和封闭的空间里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又是另一重考验。
为对病患的情绪进行疏导，避免恐慌，武昌方舱请来湖北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担任兼职心理咨询师，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半小时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高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肖劲松和他的团队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心理干预手册”，对疫情下各类群体的心理干预和减压措施进行了详细说明，下发至多家方舱医院。
熊忠伟观察到，如果患者核酸检测还是阳性，眼看病友出院，心理压力往往会很大。每轮值班，他都能发现三五名心理状态不佳的病人戴着眼罩和耳塞翻来覆去，焦虑到夜不能寐。
他管辖病区的张英今年30岁，进入方舱后几天，她的丈夫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她的情绪忽然崩溃，病情也随之加重了。医护人员想出对策，交班时，每班医生将情绪不好的病人单独列出，在查房时定点关照。安抚的方式各有不同。熊忠伟习惯从专业角度帮张英分析原理，久而久之，她的情绪稳定下来。
事实上，背负着极大压力的不止是病患，还有一线的医护人员。
对熊忠伟来说，虽经历过许多培训，但同时面对几千名确诊的传染病患者，心里完全没底。熊忠伟至今记得，开舱后不久，一个外省支援医疗队的队员因身体不适凌晨独自跑出舱外。
此外，方舱医院的医疗措施有限，遇到问题如何解决，都困扰着他，“在医院里可以输液，再不行就转到重症监护室去，但在方舱里，这些流程走起来要费时间。”
为应对医护的心理压力，24小时全天候的医务总值班会汇总医生护士们反馈的问题，做出协调。在舱内呆久了，对工作流程越发熟悉，熊忠伟渐渐发现，同事们的心态好了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院了。
2月19日，在结束了连续17天的四位数增长后，武汉市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数再次回落至三位数。
转机：一床难求到“床等人”
2月27日，结束了在方舱18天的治疗，何斌出舱了。
他的三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CT结果显示肺部情况也好转了。母亲也在同一天治愈出舱，他们一早就收拾好了行李，等待由社区工作人员接往下一个指定隔离点。
住在方舱的日子里，何斌时常会想起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何永祥，和当初辗转求医的画面。他说，假如方舱能够再早建十天，或许还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据统计，截至3月10日，武汉共建成方舱医院16家，实际投入使用15家，共有13467张床位，共收治1.2万多名新冠肺炎病人。
随着治愈出舱人数的攀升，外界对方舱建设和投入使用之初的疑虑逐渐散去。
这一点，熊忠伟深有体会。他说，对于院内感染的风险，别说是患者，即便医护人员最初同样担忧：轻症患者聚集是否会加重病情？
“逐渐下降的感染人数，印证了方舱医院的集中模式是对的。”熊忠伟说。
对此，王辰表示，方舱收治时严格以核酸检测阳性为确诊标准，病人间几乎不会存在相互传染。此外，为防止其他疾病传播，所有进舱病患都会提前进行流感抗原筛查，排除后才予以收治。“里面的人都要求戴口罩，防止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也能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王辰说。
2月28日，中央指导组成员、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用“意义重大”四字来点评方舱医院的建设。
据悉，方舱医院投入使用至今，未出现一例院内感染和死亡病例。
在与疫情的赛跑中，方舱医院化危为机，在实现应收尽收同时化解定点医院的拥挤，使得长期堆积在社区的传染源控制压力得到释放。
率先建成的三家方舱也作为样板，成为国家卫健委制定《方舱医院工作手册》的蓝本。曾参与支援首批三家方舱的医疗队也被整建制抽调到其他方舱，将成熟经验运用到新的战场。
病友互助：临时搭建的“小社会”
与此同时，因新冠肺炎而相聚在方舱医院的病患们宛如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小社会，一些规则在逐渐建立。
2月11日，彭志明所在的武昌方舱率先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患者充当组织者，每到开餐时间，志愿者们会帮助医护人员分餐；方舱里的水管坏了，也有人主动修复。党支部成员还收集起病友需求，不能洗澡的问题得到反馈后，院方连夜施工，安装了两个集装箱供病友洗澡。
住在汉江方舱的靖婷，在养病之余也管起了闲事，看到有人图方便把水倒进电缆井，她都会厉声喝斥，“就是看不惯，见一次要说一次。环境要共同维护。”
熊忠伟也有了他在方舱里的临时助手。他告诉澎湃新闻，为了消毒达标，医护人员的护目镜里面要涂抹碘伏，佩戴3个小时后眼镜内部就会起雾。医护人员每一班需工作6小时，往往到了后半程，雾水会打湿眼睛，无法视物。一些年轻的患者主动当起志愿者，帮助他操作电脑，连续工作一两个小时也毫无怨言。
2月26日晚间，世卫组织考察团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陪同下观看了方舱内的影像资料。
视频中，新冠肺炎患者或做广播操，或打太极拳，这令世卫组织考察团惊讶，考察人员称，这放到国外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武汉实际投入使用的15家方舱医院已全部休舱，“生命之舱”终于“关门大吉。”3月9日，国家卫健委医症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出席江汉方舱医院休舱仪式时表示，方舱医院将写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史册上。
“在短时间里迅速地创造出几千上万张床位来，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王辰看来，方舱医院是应对大规模疫情、灾害的一种有效社会举措。
他建议，未来在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场所规划建设时，预先在场地设置、通风系统、传染病分区划分等方面预留改造的接口、空间和设施，“这应作为未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编辑/白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