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与欧美汉学界，“宋代近世”说（亦即“唐宋变革”论）是最为流行的中国史研究的经典假说，最早为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提出来：“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进一步发展了“宋代近世”说，认为“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与中世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中国出现的新现象，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并行的、等价的”历史运动。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一书，副题即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宫崎市定这里，“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倾向”、“近世”显然是同义的。
欧美也有多位汉学家服膺“宋代近世”的假说，欧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驱、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曾发起一个庞大的宋史研究计划，立志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另一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写过一篇题为《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的长文，文中论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的标题，文章说，“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宋代近世”说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历史性变迁，发现了内在于华夏传统的近代化动力。
唐朝是中世纪的鼎盛形态。唐制来自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混合，南朝体制从东汉—魏晋演化而来，包括世族政治、门阀壁垒、士族庄园经济、朝贡贸易、良贱身份制度，等等；北朝体制成型于北魏，包括世袭罔替的贵族制与奴隶制、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人身束缚于土地的均田制、整齐划一的坊市制，等等，都具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强调身份设定与人身依附，社会凝固而井然有序。
自晚唐开始，直至宋代，这些典型的中世纪制度特质都走向解体：世族消失，门阀壁垒消弥，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瓦解，中古良贱制度消亡，部曲与奴婢解放为自由民。国家放弃了对臣民的身份与人身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这样的历史性变迁，构成了“唐宋变革”的重要内涵。
“唐宋变革”不是华夏文明的裂变，而是基于文明积累的演进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宋时瓦解的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早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置。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淌而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
但“唐宋变革”论者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另一面：在9~13世纪的中国大地上，还有一段与“唐宋变革”并行的历史发展，那就是辽/西夏—金—元的制度传承，就如在宋朝文明的“冲积平原”隔壁，还有另一条不同流向的河流经过。
辽制来自唐制与游牧部族制度的混合，辽设南面官、北面官分治南北领地：“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税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 治民的法律也分为两个部分：“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 在胡汉分治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制度融合，比如辽国的“斡鲁朵”，为契丹皇帝之私有组织，辖有“宫户”（皇室之奴隶），这一草原组织便吸收了唐朝皇庄的制度成分；契丹贵族私有的“投下户”，则与唐朝的部曲、官户有着共同的制度渊源。
在“唐宋变革”渐次展开之时，辽/西夏—金—元的制度传承几乎没有参与进来。蒙元相续灭金、灭宋，但其制度主要还是继承自唐制与辽金体制，而不是宋——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元制之中没有宋制的成分，元朝的海外贸易体制便沿袭自宋制，元钞也借鉴了宋朝发行楮币的经验，不过，金国交钞对元钞的影响无疑要更大，比如都以“钞”为名，都不分界，无限期发行。
相对来说，中世纪性质的唐制与辽金体制更是深深嵌入了元制，让我举几个例子：元制中的投下制、驱口制、肉刑制度、全民配役制度，在宋制中是找不到的，但我们可以从草原部族旧制中找到渊源；元朝推行的军户制、匠籍制、宵禁制、路引制，宋时已经消亡或趋于消亡的过程中，其制度渊源可以追溯到“唐宋变革”前的魏晋—隋唐。
换句话说，宋元易代之时，“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套用“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不妨称其为“宋元变局”。我们看中国近世史的演进，既要注意“唐宋变革”，也应当留意“宋元变局”。
“宋元变局”对于中国历史走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会，而且限制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走势：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宵禁制、路引制、匠籍制、诸色户计、全民配役制度、贱口奴婢制度，以及粗糙的治理技术。而元制中尚保存的宋制，比如重商主义政策，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
从西欧的近世史来看，重商主义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环，早期资本主义在西欧城市的兴起，从来不是靠完全自发的“看不见的手”，而是靠重商主义的“看得见的手”：国家积极介入市场、拓展商贸、财政扩张、货币积累、特许经营……这样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宋朝，而在朱元璋时代则完全消失。
朱元璋对元制的因袭也许是不自觉的，他自觉想要恢复的，其实是唐制。他修《大明律》，即以《唐律疏议》为范本，而摒弃了宋人编敕的立法方式；他将市舶纳入朝贡体系内，梦想的也是要恢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气象，而不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宋朝式通商风景。大明之后是大清，清承明制，还从关外带入了更具中世纪色彩的主奴关系、庄园制度、投充制度。
多年前，我读到元代史研究学者周良霄先生的一段话，一直心有戚戚焉。周先生说：元制，“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也许，正是宋朝制度文明的中断，导致了近代化的一波三折。
《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的著者忍不住发出一串天问：“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