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从友人处借得吕思勉先生《中国大历史》上、下两册（湖南文艺版）。花了近三个月时间断断续续读完。翻到末页，才知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出版于1923年9月，距今正好100年。久闻吕先生与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还曾在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授。我在校时一直未读过吕先生的这部经典传世之作，很是遗憾。作为一个文科学生，也是很不应该的。

吕先生的这部宏富史书，从汉族的由来写起，一直写到1922年民国的关税条约。六十五万字，概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且史出有据可查，事讲因果关系，叙述之绵密，如溪流入海, 文字之简练，无一句赘言。不是真的大师真是做不到。读吕先生的书，最佩服他的史观和史识。他在绪论中就写道：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作精密正确的。所以在他的书中，常可以看到他广征博引深入考证后否定了前人的论断。如他认为《宋史》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不少是反对派的观点，没有什么证据。而当时社会并无变法前民愁盗起的现象。吕先生一再强调要用科学的眼光对待史存的材料。特别是要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所以，在他对朝代兴衰的总结中，总是把土地租赁制度、赋税制度、钞法、币制放在与官制、兵制一样重要的地位。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兴衰更替，吕先生的评价虽有侧重，但他的睿智总能在历史的经验中平实指点。如他在“汉初的休养生息”一章中，引用《汉书·孝文帝本纪赞》，说下面有人觉得孝文帝即位多年，官室、苑囿等过于简单，建议造一露台，需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纹绣，以示敦扑，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吕先生即评：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难得。吕先生认为“汉兴”的原因还有就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主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税’。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分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事三十而税一）。”在谈到东汉的学术和文化时，吕先生认为：中国的学问，是偏于致用的，《老》《易》虽说是高深的哲学，但要满足纯正哲学的要求，究竟还不够，于是佛学乘之而兴。东汉到梁陈，文学日趋于绮靡，这是人人知道的。吕先生说，“这种风气，走到极端，就又起了反动。隋文帝已经禁臣下的奏章，不得多用浮词；唐兴以后，就有一班人，务为古文，至韩、柳而大盛。就开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学。”类似的述评，书中比比皆是。所以顾颉刚先生评价这本书说：“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吕思勉先生生于江苏常州。12岁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成才。他未曾赴外国留过学，但坚持研究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两件事，一是上面说的考证；第二就是要参考外国的书：“世界大同，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他还说：就是中国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国史参考，方才得明白的。他举例：比如元朝在西域一方面的事实，就需参考西史（《元史译文证补》）。其阅读之广、至深；视野和心胸之开阔可见一斑。吕先生出版这部《中国大历史》时年仅39岁。中国正处于茫昧和觉醒的交织年代。

100年过去了，以吕思勉先生社会进化的史观看，说中国现在是三千年之变革并不言过其实。许多人开始探讨“何以中国”？这当然是个好题目。但我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先应知道“何来中国”？中国从哪里来的？中华民族是怎样走到今天的？这是我读吕思勉先生这本《中国大历史》的一点心得。谨以此纪念前辈先师。

文/陈保平

来源/新民晚报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