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12日，申时，钟鼓楼下，一切继续向前。
这是话剧《钟鼓楼》的结尾，更是无数北京人平凡生活中最寻常的瞬间。在大刀阔斧地从9户人家变为4户人家、50个角色凝练成20个角色之后，话剧《钟鼓楼》对其同名小说的改编超越了简单的“浓缩”和“删减”，而是用一个更为“有机”的方式科学且创新了新的编排结构。作为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参演剧目，话剧《钟鼓楼》的诞生不仅有原著小说所获茅盾文学奖的背书，也同样包含着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追求决心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对老北京市民生活的铺陈与白描的背后，是对于时间与人生的探讨，以及对被期待着的“京味儿”最真诚的告白。
钟鼓楼是个空间概念，但《钟鼓楼》是一部有关时间的作品。不论是“时间是个圈儿，还是一条直线”的灵魂追问，还是前三幕回环往复的戏剧结构，都暗示着时间对于《钟鼓楼》的重要性。然而，舞台空间上的时间被刻意剥离——四户人家都没有挂钟，那块娶亲用的小金表还未出现就已遗失，唯一可以报时的恰是远处天际线的暮鼓晨钟。北京的钟鼓楼始建于元，重修于明永乐，数百年来作为都城的报时中心存在，庙堂朝会、劳作生息，皆以此为据。虽然自清朝覆灭后钟鼓楼的报时功能被消解，但其作为时间刻度的空间化表征被永久留存。“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栖居在钟鼓楼下的人们注定与时间发生关系，不管它是个圈儿还是一条直线。
与此相对的，台前悬挂的投影纱幕成为了指示观众戏剧时间的唯一标志。纱幕上以中文的“十二时辰”和“5:00”同时标明时间，却规避了圆形表盘对于“时间是个圈儿”的回答。时间显示沿着投影幕向前流动，从台左的“卯 5:00”到最右的“未 14:59”，时间呈现出进度条般的行进步伐。借由这个互联网时代独特媒介经验，整个舞台空间仿佛被条屏画框固定在某个显示器上，成为一段可以暂停、可以二倍速、可以重播或跳过的影像。时间从0%行进到99%，好像真的是一条直线——然后重置，又好像是一个圈儿。
当几个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投影幕上显示迅速向前，好像时间飞逝；当金表遗失，卢宝桑的闹席扯出“家家户户有本难念的经”，投影幕上显示成为乱码：分不清时间长短；当四合院里的人们对着钟鼓楼诉尽衷肠，电子显示消失，定格在申时的某个瞬间。电子显示时间像是戏剧人物的心理时间，在畸变和无序中波涛汹涌；而十二时辰则更像是人物关系的伦理标识，是“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的抽象表达。
在投影纱幕之外，《钟鼓楼》在布景和道具上尽可能写实。通过经典的80年代家居元素刻画四合院里不同家庭的平凡生活。话剧首幕出现的薛家有着全剧最宽敞的正屋，备上两桌酒菜就算当年“大户人家”的婚宴；桌边的五斗柜乍看不起眼，但里头藏着娶媳妇用的小金表。小儿子可以和新媳妇住在厢房，还要置办上“四个喇叭的”录音机。相比之下，修鞋匠荀家虽然只有里外两间房，可里屋的电视机和墙上的明星海报显示出荀磊“归国才子”的青春朝气。张局长家蜗居四合院却有木质雕花的大书柜；澹台家两口子把家里布置得倒像是工厂宿舍……当这些镌刻着无数北京人青春的细节被舞台复刻，一种充斥着生活气息的回忆扑面而来。
然而，《钟鼓楼》绝不拘泥于讲一个家长里短的故事，也不是某个年代的风情再现。借助四个家庭的矛盾冲突，《钟鼓楼》勾勒出有关人生与成长的主题——
意气风发的荀磊是个完美的“别人家孩子”，出身工农兵学员却留学海外，又携鸿篇巨著归国从事文字工作，他是时代变革中迎着朝阳奔跑的弄潮儿。就算被街坊小妹、编辑部同事和乡下来的娃娃亲对象同时追求，这个“万人迷”依然坚定自身理想，不负青春，试图在工作上大展宏图。然而恋爱与婚姻并非同质。薛家娶亲的三场婚礼既是80年代社会风潮巨变的象征，也是男性进入婚姻与家庭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考量。证婚人张局长能够宣布薛纪跃同志和潘秀娅同志结为革命夫妇，却没法说女方还没进门先要小金表的行为是封建陋习。从“夫妻对拜”到“我愿意”，薛纪跃恐婚背后的心酸显然是荀磊在面对三个女生同时追求时无法想象的。
当婚姻走向家庭内部，一地鸡毛的痛苦被礼节性的微笑掩盖。外人面前有多恩爱，自己家里就有多无奈。澹台家的故事像极了1987年的电影《井》：改革开放后，从事文化工作的妻子从社会身份到劳动收入都明显高于当车间工人的丈夫，家庭的微妙平衡被打破，自卑、怀疑、感恩和亲情交织着，成为束缚彼此的网，折磨得人不知向前还是回望。而当步入中年的男女可以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数次离婚又勇敢追求真爱的慕樱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用邮票暗喻婚姻，张局长虽然渴望但在理想和现实面前犹犹豫豫止步不前。
如果说男性在婚姻中不可避免地滑向无力，女性也同样不算成功者。当小儿子要结婚，薛家老两口的分工是薛大娘忙前忙后脚打后脑勺，薛大爷只管念经坐定，顺便忍受老婆子的数落。大儿媳妇抱着低烧的女儿赶来帮忙的同时还要和婆婆掰扯长短，就好像谁都没有发现弟弟的婚姻大事长兄可以完全缺席。就连几岁大的女娃娃小莲蓬都在想着“等我孩子结婚时”的宏图伟业……不管是“刀子嘴豆腐心”还是“丧偶式育儿”，女性为家庭的付出显而易见，却又经常被选择性忽视。
卢宝桑这个“歌队”式的人物是婚姻和家庭的逃逸者。作为薛家“一表三千里”的远亲，卢宝桑在婚礼上连吃带拿绝不手软；作为远近闻名的二流子，他凭借自己的“江湖朋友”在婚宴当天搞到了啤酒，解了薛家燃眉之急。当金表丢失，新郎倌直指卢宝桑是盗贼，被哥们儿怀疑的委屈和“没面儿”淹没了自证清白的理性，最终选择在酒精的麻醉下走向新的一天。在戏剧结构上，卢宝桑串联起三幕同一时间不同视角的故事，他的闯入成为了“时间倒流”的节拍器；而在文本内容上，这个瞥见了家家户户疮痍满目的光头男人戴上假发，在“里子”和“面子”的博弈中艰难前行。
通过聚焦“婚礼”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生拐点，《钟鼓楼》隐喻着婚姻和家庭的道德图景。受到“家天下”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十分稳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切规矩都建立在四四方方的纲常伦理之上，投射在坐北朝南四合院，对应着内九外七城门楼。当改革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山乡巨变扑面而来，北京亦不能免。一种在社会发展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新的文化风气正在钟鼓楼的见证中缓步向前：荀磊帮着贴喜字的热情，澹台夫妻人前维持风度的隐忍，濮阳小生赶着报信儿的厚道，小冯姑娘直言退出的豪爽，郭杏儿出钱消灾的质朴，张局长规劝老傅自首的正义……这是北京人的“京味儿”，人与人之间的宽厚、温情和局气，是老北京的“精魂”，是中轴线上宝贵的人类精神遗产的再现，更是新时代的核心价值。
有人回望过去，有人期待未来，有人只争朝夕，有人一眼万年……所有关于人生、婚姻和家庭的困局似乎都不可解，好像被掀翻的宴席无法延续，被顺走的金表无法归还；但是所有困局又一定会被解决，因为时间无论是圈儿还是直线，都在流动中悄悄溜走。唯物辩证法说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的上升；时间，大抵相同。
申时，时间回归中轴线，完美符合轴对称结构，充分满足北京人四平八稳的审美。当着钟鼓楼的面儿，一个又一个大写的北京人不断成长，轮回或者向前。
文/杨歆迪（北京电影学院讲师）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晓溪
编辑/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