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们想，按照一般唐代县城建制规律，县城中央可能有个鼓楼。而我们在发掘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境内的唐朝墩遗址，也就是后来证明是唐代蒲类县城中央最高的那个土墩时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座佛寺。”参与唐朝墩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讲师任冠这样形容自己当初看到佛寺时的惊喜心情。

位于奇台县境内的唐朝墩遗址，因遗址北侧城墙中部有一高大的夯土台基，故得名唐朝墩。唐朝墩遗址于1962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朝墩遗址修筑于水磨河西岸台地之上，现存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城址南、北、西三面城墙形制规整，东墙沿台地断崖走势修筑，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平面呈北偏西约10度。

为摸清唐朝墩遗址的整体面貌、形制规模、年代序列和文化内涵，响应丝绸之路沿线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的号召，自2018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3年对唐朝墩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

前两年在唐朝墩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收获颇丰，考古工作者探清了遗址形制及规模，发掘揭露出唐代院落遗址、高昌回鹘时期罗马式浴场遗址、城墙门道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玻璃器等种类繁多的珍贵文物，基本确认了唐朝墩遗址就是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前后。后一直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至公元14世纪蒙元时期逐渐废弃。

2020年9月下旬，考古工作者对唐朝墩遗址中心的夯土台基展开新一轮的发掘工作。夯土台基东西近40米，南北近20米，现存高度2.5米。由于夯土台基地势高于城址地面，常年受到风沙侵蚀，表面堆积较厚砂土。通过表面清理，夯土台基西侧大面积的土坯块分层轮廓线逐渐显露且分布规律。随着层层剥茧式的发掘不断向前推进，夯土台基的整体面貌日渐清晰。

参与发掘的博士生王晓丹介绍，夯土台基的中心位置为地势最高点，西侧坡度较陡，往东坡度延伸渐缓。南北两侧发现的东西向条带状土坯墙构成建筑体的外墙部分，北外墙残长约28米，南外墙残长约25米，南、北外墙相距约12.3米，外墙墙体于遗址西侧绕弧线形相接。东侧北外墙向南、南外墙向北分别转折出2至3米的墙角，形成东门门道。与南、北外墙相邻靠近高台中部发现平行对称的等边南、北内墙，内外墙之间形成约直径1.65米的活动面。由此他们发现了夯土台基整体形制布局逐渐呈现出坐西朝东，建筑平面呈长方形的特征，且内外墙构成回廊的平面特征。夯土台基北部、东部、南部经发掘清理露出了外墙以内的青砖面及柱础，北内墙两侧壁面亦显现了连续的壁画遗迹。

“综合夯土台基的整体面貌及遗迹现象，初步判断，唐朝墩遗址夯土台基可能为一处高昌回鹘时期前殿后塔回廊式佛寺遗址。中心顶点晚期墓葬位置可能为原塔基，且可能经过二次扩建或修缮。佛寺主体结构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约15米，内部西侧为覆斗形塔基，东侧为长方形佛殿，佛殿内部墙面有彩绘壁画痕迹，地表残存部分铺面方砖。佛殿东侧前廊同样残存有铺面方砖，并有南北向排列的柱础。佛寺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建筑风格等方面均与城内浴场遗址相近，年代应同为高昌回鹘时期。将佛寺建造于城址中心位置，并历经扩建或修缮，反映出高昌回鹘时期佛教在天山北麓的盛行。”王晓丹说。夯土台基出土了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木器、骨器、动物骨骼等。

一座城，有浴场，有佛寺，还有唐代院落遗址，虽说3年考古发掘面积不足全城的十分之一，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作为天山北坡一处较大规模的县城，唐朝墩遗址的主体结构、规模，营建、使用及废弃年代基本清晰。

唐朝墩遗址中心的唐代院落出土了大量唐代风格特点的遗物，为梳理天山北麓唐到蒙元时期陶器演变序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城中部夯土台基佛寺虽说规模较小，却补充完善了此前认为唐朝墩遗址可能存在宗教遗迹的推测。

高昌回鹘时期盛行摩尼教和佛教，唐朝墩遗址内发现的罗马式浴场又被证明为高昌回鹘时期营建，沐浴清洁的习俗和传统极有可能与夯土台基的佛寺宗教活动相关联。这表明佛教对新疆天山以北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与相距不远的北庭故城内发现佛寺情形高度相似，说明宗教在当时对这里的居民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图片/中国人民大学供图

文/光明日报记者 王瑟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