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人公是大栅栏杨梅竹斜街上的杨诺曼。
杨诺曼在杨梅竹斜街开着一家店，店名叫杂货铺。铺里专收古旧物品，涵盖晚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诸段时空。店面不大，但琳琅满目，从天到地都是东西，站在店里上下左右弯腰仰头俯首，仍然看不过来。店外的杨诺曼端着一杯茶和街坊聊天，一张白须白发的童颜，嘴角溢着酒窝，颇有金庸笔下老顽童周伯通的神韵。
和他聊起店里物品的故事，他东拿一件西拎一件，件件讲起来都是如数家珍。变色尺子、汤婆子、北京牌皮革包、民国禄牌暖壶、各个年代的搪瓷盘子……“好多东西都忘了是什么时候买的。其实我觉得买这些的都是疯子，我就是个疯子，真不知道收来干吗使。”杂货铺里常来电影人购买道具，也吸引拍摄老北京题材的年轻人来做短视频。虽然疫情期间客流稀少，杨诺曼依然每天到店，虽然坚守不易。
“这个鸽哨是我的宝贝。”“宝贝多少钱？”“这是不卖的。”“还有什么宝贝？”“这个唱片，这本书，都是。”“都多少钱？”“都不卖。”“这么多非卖品啊！那都是怎么收来的？”在这样的聊天中，杨诺曼讲述了诸多物品背后的故事，分明中，那些实实在在的物品里浓缩着时代的剪影。
不是有货必售，看清那些非卖品
杨诺曼的第一件非卖品，是一套清末年间出品的黑胶唱片。包裹唱片的封套已经破旧泛黄，但残留的毛笔楷书字迹尚有几行清晰可辨，《凤还巢》（梅）、《贵妃醉酒》（梅）、《骂殿》（程）、《玉堂春》（梅）。这套唱片最初是杨诺曼收来送给一位学戏曲的朋友的。朋友看过后说，这是宝贝，我可不敢收，你自己好好留着。后来经他们考证，这套唱片是由德国百代公司录制，日本公司发行的，距今有100多年了。“我们俩还试听过，能听，就是咿咿呀呀的。”两位戏剧学院的学生来看，告诉杨诺曼这种原声唱片无价，而且里面的一出戏现在已经失传了。
还有一本抗战时期的书，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也是杨诺曼的非卖品。整本书纸面已成浅棕色，内有200多页，书页三分之二为北京名艺人的演出照片，下三分之一则为商铺广告。懂戏曲的朋友连连赞叹，说这本书和那套黑胶唱片都是“祖宗级别”。这本书因为稀有而名声在外，不少戏曲人找上门求购，都被杨诺曼拒绝了。
十个响的鸽子哨，是从城南旧货市场收来的，那次杨诺曼打包买了一堆东西，收拾后发现了这个不起眼儿的小东西。鸽子哨，是用葫芦制作的。一般的鸽子哨是单做小哨，再将小哨做外挂，用胶粘在葫芦上，现在最多可粘至7个。在天坛东门的百工坊中有鸽子哨卖，属于“非遗”产品，带7个哨的鸽子哨标价为一万多元。而杨诺曼的这只鸽子哨葫芦和哨一体，且有十响，实在是甚为稀有。杨诺曼后来了解到，制作鸽子哨的在北京有三家，都是旗人，从清朝开始，已经做了100多年。
另一个非卖品，是一块标明为1904年的电表。这块电表挂在墙上，黑重粗大，玻璃表盘和铜质商标簇新，未开封，原封的铅坠尚在。曾有顾客看到这块电表，说在颐和园和故宫里见过，但没有这块好。
杨诺曼收这块电表的过程很有趣。那是一个冬天，他和父亲到超市买东西回来，顶风上坡。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旁，老爷子被从车上刮了下来。杨诺曼赶快去扶，却被地上的一个铁疙瘩磕了脚。他蹲下用手蹭蹭，厚厚的一层油泥，再蹭蹭，露出了玻璃表盘。杨诺曼花5元钱把它买下来，挂在车把上带回了家。杨诺曼的父亲对此评语道：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当年开春后，杨诺曼用百洁布、钢丝球慢慢擦洗这个脏乎乎的铁疙瘩，慢慢露出了玻璃表盘、铜标签，黑亮的表面，他越擦越觉得有意思。清理干净后，杨诺曼按照铜商标上的字迹上网查找，查了一天终于查清楚，“它是1904年清政府和英格兰合资的，1907年正式使用。1904年是签协议的日期”。这块电表也成了杨诺曼的非卖品。
说到父亲，杨诺曼想起多年前与父亲的一场莫名对峙，也勾起他对数十年收藏往事的追忆和回味。
曾裹满油腻的晚清电表
收藏不是因为家里有矿，而是因为实在太穷
别看杨诺曼须发皆白，实际上是1968年生人，不过50多岁。他的收藏缘起，不是因为家里有矿，而是因为实在太穷。
杨诺曼的父母都是汽车厂的钣金工，父亲是八级工，最高的。家住虎坊路，还有一个小他10岁的弟弟。父母收入不高，几乎不给他买玩具。小杨诺曼看到邻居小朋友玩儿带刺刀的小木头枪、弹球，都羡慕得不得了。他记得，五六岁时小伙伴间兴起抖空竹，他父母不给买，小杨诺曼看着搪瓷缸的盖子像空竹，居然照猫画虎地把盖子抖了起来。
杨诺曼初中毕业就工作了，经人介绍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行部上班。他记得17岁生日时父亲和他说了一番话：你就是乒乓球案子上的乒乓球，在案子上怎么折腾都没事，但别掉下去，掉下去没人能管你，死活听天由命。话里的含义杨诺曼明白，是要他安分守己。
工作后的杨诺曼一个月收入62元，比父母还高。他没有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一个月交给家里40元，上班带饭，剩下的20元是他手里的活钱，这些钱，都被他用来买东西。买什么呢？买小时候想玩没玩上、想要家里不给买又挨打的东西。
“原来从和平门到宣武门有一个早市，卖什么的都有。我有时间就去转，不太好好上班。”
杨诺曼家里的住房不富余，另外家里人觉得十七八岁的孩子还玩儿玩具成什么样子。父亲对他的管教方式比较粗暴，就是打。“我是被他打大的，特别怕他。他看不上我，我也不爱搭理他。我们俩不能在一张桌上吃饭。”在这一段话后，杨诺曼却说，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话，毕竟是他把我养起来的。“而且他打我也难怪，上学时有一次6门功课我考了52分，加起来都不及格。”
为了不让买回来的东西被父母看见，杨诺曼很痛苦，因为藏东西是一件痛苦的事。家里没人的时候，他把东西放在床底下，但有一次被弟弟翻出来，一本双彩的《小号手》小儿书被弟弟撕掉了。杨诺曼心疼不已，于是把东西换藏到了鸡窝里。“小时候养过鸡，搭了一个鸡窝，一直没拆。到冬天家里想腾出来放蜂窝煤，老爷子打开鸡窝一看：这都什么东西啊！全给我扔了。”杨诺曼急得说那都是钱买的！父亲说我扔了看你还买不买！
两三次之后，父亲不再扔了，他看出杨诺曼是真心喜欢，便在煤棚里腾出一块地方给他，同时立了条规矩：别让我看见，也别碍事。碍事了还是一个字：扔。
杨诺曼称那一段时期他的购买是泄愤，是报复性的。
热水吊子
开店是因为累了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城陆续开始拆迁改建。杨诺曼家用他的名字办了营业执照，经营一家小食品店。杨诺曼不爱管，别人爬山逛公园，他则四处去捡东西、买东西。东西家里搁不下，便借同学家搬走腾出的房子。他收有不少雕工考究的花板、墙上挂的漏水铁箅子……都是以前大户人家的东西。杨诺曼说：“这些东西我们这样的穷人家以前没见过。”但他觉得老辈儿的东西好看，而且具有科学性。那一阶段杨诺曼满北京城跑，报国寺、潘家园、老城南旧货市场，都是他常去的地方。
那时候杨诺曼还爱玩，爱摄影，照着火车时刻表在全国各地走。90年代后期，他拍“拆”的故事，一片房子从开始拆到拆的过程，再到一片废墟上慢慢建起高楼大厦，是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他想在退休后，和几位同好将它们做成展览。
踏实下来守着一个店，缘于他父亲去世后的心境转变。“父亲是2014年6月1号走的，从他生病直到走，两年半的时间，只要他住院，我都是昼夜陪着。”在医院里睡不着的时候父子俩聊天，杨诺曼问：“你干吗老打我呀？”父亲说：“我不打你打谁呀？”杨诺曼说：“你都没碰过我弟一指头。”父亲说：“多打你一皮带就给你弟弟带出来了。”
杨诺曼的弟弟是他父母的老来之子，特别受宠，杨诺曼则是跟着奶奶和小姑姑长大的。“我妈说我和他们不是一条心，和我姑姑、奶奶一条心，所以我妈也宠我弟弟。我弟弟身高1米8，190多斤，我使了大劲还没长到1米7。”
“我奶奶是老北京人，特好玩儿。我是长子长孙，过春节的时候，我奶奶给我两毛钱，大姑、二姑的孩子，年岁和我差不多，给5分钱。他们问，凭什么给小曼两毛钱给我们5分钱？我奶奶一把把钱从他们手里拿回来，说不给了，他是我孙子，你们有奶奶去找你们奶奶要去。”
“所以我和我父亲就是这关系，和我奶奶家亲。但是他去世后我突然就累了，不想跑了，好像没有靠山了，不能再说找我爸去，突然没有可找的人了……”
于是，杨诺曼开了这间杂货铺，店名是2008年奥运会时，杨梅竹斜街重新整治开发商给挂的匾。他觉得挺好，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一年365天，他天天在店里，“哪儿也不爱去了，觉得累，守着店最好。”晚上关上门就走，店后面就是家，走路不到百米，7平方米的小屋，夫妻俩住。
店里的东西不是都卖，杨诺曼说，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还是不卖。
漂亮的景泰蓝火锅，是去人家吃饭时硬买来的
杨诺曼最喜欢的是老北京门牌。他曾经搬过两次家，愿意留下些念想，想来想去觉得门牌号码最好，“可是想多买的时候买不起了，前几年我去潘家园看，好几百元一个，我接受不了”。但杨诺曼有一个陕西巷的门牌号码，质地为少见的珐琅彩，是他爱不释手的物件。当然也不卖，收起来，好多人惦记着，“那不是我管的事儿”。
杨诺曼的朋友圈有600多人，大多是他的同好，80%为北京人，20%是外埠的。朋友之间的物品交流很多。一位天津朋友喜欢收集《大众电影》，杨诺曼会留心着，有了就拉一箱书坐高铁给他送过去。“我喜欢的东西他也给我留着，我再带回来。”
“昨天我一个哥哥买了一辆正三轮摩托车，想和我要一副老车牌。老三轮车牌我也只有一副，就是这个：3124187，是六七十年代的。31是最早的北京区号，后来才改成北京01，现在好多人不知道了。他想要我这副真牌子挂在车上，我让他去找工艺品的牌子，我这个不给。”他笑着说。
杨诺曼的右手大拇指上戴着一个扳指，他特意给我看。“这个扳指也有意思，材质一般，是最次的岫玉，但是有它的价值。”杨诺曼谈到一位邻居老爷子，是他的忘年交。老人家新中国成立前在北京玉器厂工作，家里也是做玉器行的。杨诺曼说老爷子话极少，但常来店里找他聊天，有一回看到这扳指就让他摘下来，“老爷子拿回家看，半个多小时后回来说：‘留着啊，虽然是岫玉，但是是老坑的东西。’”现在老人家已经不在了，扳指杨诺曼常年戴在手上。
店里的柜子顶上放着一个漂亮的景泰蓝物件。杨诺曼说那是一个火锅，里外镀的都是景泰蓝，有十几斤重，完好无损，是民国时期的东西，“我就是不爱吃涮羊肉，所以我自己没用过，收了有10多年了，那时我父亲还在。他说这东西烧水太麻烦，太沉，当摆件倒是挺好看的。东西是从一个朋友家硬买来的。我去人家吃饭，看着实在是喜欢，跟人家好说歹说，给了800块钱，我给搬回来了”。原来是吃饭吃出来的。
柜架上层摆放的送煤车牌照、北京客运三轮车牌都带有浓郁的时代记忆。2000年，北京市进行“煤改电”工作，多处煤铺关闭，杨诺曼收获了一些崇文区和宣武区的送煤车牌照，还有两区的送煤车通行证，“那时候有规定，崇文的煤车不能到宣武，宣武的也不能到崇文，两个区不能串着走。如果一定要走，就要办一张通行证”。这个政策随着全市范围的“煤改气”而消失，而时代的印记则留在了这些牌照和通行证上。
杨诺曼说，北京客运三轮车的牌照存量也不多，很金贵，他这里老宣武的、老崇文的、朝阳的，各个地方的都有。“老有人来要，他们是想装在板车上。好多人喜欢弄一辆大板车，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挂上这老牌子，有时间就出去在小区或者胡同里遛一圈，回去是跟那汽车一起搁车库里的。”这些牌照在杨诺曼这里也是不轻易出手的。
店里还有许多与普通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可能由于年代的原因，有些东西看上去既眼熟又陌生。有一个吊子，很轻，铜质。杨诺曼说也是有钱人家烧水待客用的，放在灶上煮，客人来了沏茶，水热得快。“吊子一般穷人家用不起，穷人家用的是汆子。汆子像拔火罐似的，但是封上底，放劈柴上烧。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破铜烂铁，那个时候却是金贵东西。”用品的贫富之分也是令人开眼界的所在。
还有冬天北方暖被窝用的瓷热水壶：头天晚上倒上热水，很多人家做个灯芯绒罩，放在被窝里暖和，早上起来就用里面的水洗脸漱口，也叫暖水壶，还有人根据它的外形叫它王八壶。南方用铜质的，叫汤婆子。
60年代的自行车牌，形制有些古雅味道，两个卡子一弯一卡使其固定在自行车后挡泥板上。据杨诺曼所知，这种自行车牌北京有三块：一块在警察博物馆，一块在杨诺曼这里，还有一块在他的一位朋友手中，品相没有他的这个好。为了防氧化，杨诺曼给它配了一个透明有机玻璃框。
克宁牌老奶瓶，玻璃质感很好，克宁两个字清晰可见，还有天津公司合营第三玻璃厂出品字样。两端上翘，一头进气，一头装奶嘴，是德国技术。“给小孩用这种奶瓶喝奶不呛奶，”杨诺曼说，“这些奶瓶都能用，但配套的附件非常贵。我的一位朋友曾经从我这儿拿走一个，想回去消毒后给家里小孩用，回来说用不起，一套筏子要700多块钱，比瓶还贵。也有人买回去做摆件。”
克宁牌奶瓶
“那是雪山牌保温瓶。”杨诺曼一边指着柜架低处，一边蹲下身子将其掏了出来，铁皮印花，老上海品牌，“这是商场柜台里放冰棍儿用的，防止冰棍儿化掉，个儿大，放得多。老百姓家用的是小藤条编的。这个70年代很常见，现在当然没人用了。”
拉丝水晶眼镜，镜腿是拉丝的，杨诺曼戴起来，立刻透出几分儒雅。他家里还收着一副他奶奶留下来的水晶眼镜，他听奶奶说是祖辈用十块大洋买来的，后来镜片碎了，但镜架和零件都一直留着。“我媳妇说哪天你把镜片配上去，毕竟是奶奶给你留的。”杨诺曼曾去询了价，“一个天然水晶镜片6000多元，配不起。”
手拿拉丝眼镜讲述由来
还有带语录的“文革”时期的刮痧板、五六十年代的月饼模子、民国闺秀梳妆盒上的珐琅彩镶板、日本人的圆形印章、银元托板、戏楼的流水牌，“这是1956年铁道部批准的司机手账，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天烧多少煤开多少车，司机姓什么叫什么，烧锅炉是谁，天气如何。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杨诺曼的店是自己看着，冬天他坐在屋里，夏天在门口喝茶，和街坊聊天，顾客上门他有问必答。之前门庭若市的杨梅竹斜街，疫情期间分外冷清，“疫情以来这条街关了七家店了，现在坚持挺累的，很多人劝我跑吧，可是，我跑哪儿去？相信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吧。”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