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考即将到来。今年的高考，注定成为众多莘莘学子无法抹去的特殊记忆。

提到高考，很多人会联想到古代的科举考试。到了清末，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考试被很多读书人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隋唐时期成为一项选拔制度后，科举考试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很多人才，也改变了很多读书人的命运。

科举制度对于古都北京来说，更为特殊。北京在历史上一直是汉族抵抗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堡垒。

而当中原政权乏力的时候，游牧民族同样也会把北京作为入侵中原的重要阵地。因此，在辽金时期，当游牧民族政权在北京建立都城后，他们也将科举制也成为招揽汉族人才的重要手段。从辽代开始，虽然战乱不断，但科举制在北方并未完全中断，很多人才也得以汇集北京。在这种传统之下，北京这块土地上，也诞生了不少“本土”的状元，他们通过自己的学识，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了贡献。

本期就来看看，北京（以如今北京的行政区域为标准）诞生了哪些状元。

辽代 “陪都”北京诞生四位状元

北京建城已有三千多年，它曾用名有燕京、蓟、幽州、析津府等。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北京”这个称呼由此得来。

不过，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并不长。《金史》记载：“贞元元年（1153）三月辛亥，上至燕京……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的开始。2003年，为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宣武区（今西城区）滨河公园内金中都大安殿遗址上筑起一座“北京建都纪念阙”，纪念阙的基座上镌刻《北京建都记》。如今，北京城里还有一些金朝遗迹，比如北海公园的前身就是金代在北京建的大宁宫，卢沟桥也是金代所建。

有意思的是，虽然北京作为都城是金代开始，但在辽代，还是“陪都”的北京，就产生了好几位状元。

辽王朝是由契丹人创立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好渔猎。后唐清泰三年（936），镇守太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大败后唐军队。后来，石敬瑭将幽州所辖新、武、云、应、朔州割让给辽，加之前契丹占有的其他州，“幽云十六州”被辽所占。

辽会同十年（938），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幽州定为“南京幽都府”，辽开泰十年（1012）对幽都府进行了扩建，改“南京幽都府”为“析津府”。现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南线阁北口东南角还保留析津府角楼故址纪念牌楼。

辽朝实行“因俗而治”的基本国策，受唐多京制影响，行政区划分为五京，分别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他们按五京分治汉人和契丹人，不过真正都城是皇帝在“四时（春水、秋山、坐冬、坐夏）捺钵”的营帐中，其政治中心随着皇帝营帐的迁徙而不断转移。

辽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二百多年之久，北宋政权实际控制燕京的时间只有两年多（1123-1125）。当时的辽人认为，士子多文弱，尚文之弊多多，不愿染上汉人之习，因此，辽朝在很长时间内不允许契丹人应举，走科举之路的大部分是汉人，辽自圣宗统和年间，仿唐开科取士。统和六年（988），耶律隆绪下诏开科取士，由燕云十六州扩大到全国五京道，自此，科举考试便有序进行。

辽朝开科取士大体上是每隔一年举行一次，也有连续开科的年份，录取人数相对较少，辽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以前，进士及第人数一般是1至4人，每次选拔两人。在这期间，辽代北京的第一位状元就此产生，他就是吕德懋。吕德懋（？-1032），燕地漷阴（今北京市通州区漷县）人，他是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甲午科状元，当年这一科及第有两人。

吕德懋最初为三司使（又名南京三司使，掌南京，即如今北京的道财政、赋税、度支盐铁等事务），辽圣宗开泰七年（1018），升为枢密副使，同年底，任吏部尚书。辽圣宗太平二年（1022），身为宰臣的吕德懋因政绩颇佳，与参知政事吴叔达、枢密副使杨又玄、右丞相马保忠被圣宗赐予大量钱财，以示嘉奖。辽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吕德懋病逝于任上。

虽然是朝廷重臣，但关于吕德懋资料非常少，元朝脱脱、吕思诚等人撰修《辽史》时，因为史料甚少，已有文献不足以给吕德懋立传。后人涉及吕德懋时只好以“字号、生年不详”略过，就连他状元及第的文字资料也很少，这使得北京作为都城时代的第一位状元不被人所知。根据《辽史》《契丹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篇》等资料的零星记载可知，吕德懋祖上五代时，举家由山东东平迁至燕地漷阴。

辽代第二位来自北京的状元是张俭。张俭（962-1053），字仲宝，幽州府宛平（今北京市丰台区）人，原籍清河，后徙籍于宛平，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被选为状元，此科共取进士两人，除了状元、榜眼连个探花也没有，录取那么少，考上实属不易。但因为本身录取得少，张俭这个状元叫得没那么响亮，也很少被人了解。

张俭历任云州幕官、枢密使、节度使以及左丞相等职，先后受封为韩王、陈王。张俭出身官宦世家，生性正直，不喜虚夸，崇尚“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诗句）。他只穿粗丝织成的绢帛，每餐只食一菜，俸禄有节余时，便接济亲朋好友。

辽兴宗即位之初，见他袍子破旧，觉得寒酸，便暗地里派人用火钳偷偷地在他衣服上烫个窟窿，心想张俭这回该换件新的吧，谁知后来上朝时，张俭还没把那件破衣服换下来。辽兴宗问其缘故，张俭说：“这件袍子我已经穿了三十年。”

辽兴宗十分感动，但张俭毕竟是一国丞相，不能太寒酸，辽兴宗让他到内物府选些布锦，张俭奉诏只拿了三匹粗布。张俭九十一岁时去世，葬于析津府宛平县仁寿乡陈王里。1969年，张俭的墓志铭在北京西城桦皮厂出土。

与张俭几乎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北京的状元：杨佶。杨佶，字正叔，生卒年不详。辽代南京（今北京市）人，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状元。杨佶幼年时聪慧过人，有见识者认为他是个奇才。成年之后，杨佶更是声名远扬。开泰八年（1019），燕地闹饥荒和瘟疫，百姓中很多人沦为饥民，不少流落他乡。此时任南京留守的杨佶，打开粮仓，赈济缺粮或断粮的百姓。重熙十五年（1046），杨佶被任命为武定军节度使（即奉圣州节度使，奉圣州辖区涵盖今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南部边缘）。当时境内大旱，庄稼都快要枯死了。杨佶任职的当晚，天降霖雨，润泽万物。百姓做歌说：“何以苏我？上天降雨。谁其抚我？杨公为主。”后来，杨佶三次请求辞官回乡，皇帝许之，每月拨给钱粮、侍从奴仆。杨佶后来著有《登瀛集》，《辽史》也有他的记载。

辽代还有一位“北京”状元，他叫韩昉。韩昉（1082-1149），字公美，燕京宛平人（今北京市丰台区）人。《金史·文艺传》称韩昉为燕京人，《中州集》卷八称韩昉之子韩汝嘉为宛平人，按据《辽史·地理志》，宛平为大兴府属县，而析津府、大兴府皆指燕京，因此，称韩昉宛平人无疑更为确切。

韩昉为辽天祚天庆二年（1112）壬辰科状元，曾任右拾遗、史馆修撰等职。辽朝灭亡后，金太宗授他为昭文馆直学士，后改礼部尚书，迁翰林学士。韩昉86岁时病逝于家中。韩昉性情仁厚，待人接物甚为宽容。韩昉善属文，尤长于诏册，所著《太祖睿德神功碑》为人称誉。

金代 北京父子状元传佳话

金代收国元年（1115），女真族部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占辽国的北方首都上京，建立金国，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区），后入主中原。金朝科举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初无定所，也无定期，金天会五年（1127）占领北宋后，采取南北选士的政策。南部是原北宋所控制的区域，多以经义科，北部则为原辽控制的区域，多以诗赋科为主。 金代，北京出现了一对著名的父子状元。他们便是吕忠翰、吕造（慥）父子。吕氏父子是大兴府（今北京市大兴区）人，吕忠翰是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状元，曾任莫州刺史，翰林直学士，以贺南宋皇帝生日使身份出使过宋。吕忠翰的儿子吕造（1165-1227），字子成，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词赋状元。

元好问在《续夷坚志》卷三记载：“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现有一首关于他们的残诗：“状头家世传三叶，天下科名占两魁。”状头即是状元，“三叶”是“三世”的意思，历史上有“吕家一门连续三世状元”之说，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存在，吕造的曾祖父吕嗣延是辽寿昌年间的进士，吕延嗣有两个儿子，长子吕岩、次子吕介石（进士）未中状元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三世”是指前文提的到吕德懋，吕氏家族是辽金两朝知名的科举家族；也有的学者认为，“三叶”很可能是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

关于状元吕造，还有这样的段子传世。吕造中状元的那年重阳节，章宗皇帝命吕造作《重阳诗》，吕造平时不擅长写诗，心中惶惧，绞尽脑汁写了两句：“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在此之前，章宗明昌二年（1191），词赋状元是王泽民，当时正好遇到宋使送来枇杷，章宗皇帝便命王泽民写诗，王泽民憋了好长时间说：“微臣不识枇杷子。”于是民间便有“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的段子流传。

金朝取士只凭词赋、经义学为准，只为科举功名，不再多读书，出现这样笑话也属正常。其实，吕造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后来著有《尚书要略》一书。2007年，吕造家族墓在石景山区焦家坟出土，墓志铭显示吕氏家族有多人在辽、金时期担任高级官吏，是燕京地区的大族。

在吕氏父子之前，北京就有一位状元：刘仲渊。刘仲渊，大兴宛平（今北京市丰台区）人，字介石，生卒年不详。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词赋状元，这一年还举行过经义科考试，产生了经义科状元宋端卿。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刘仲渊任尚书礼部侍郎。大定六年（1166），刘仲渊任详读官时，因事被贬为石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刘仲渊弟弟刘仲洙，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是大定三年（1163）的进士。刘仲洙性格刚直，敢于担当，尤长于治政，任职之处皆有功绩，深为世宗所称许。刘仲渊以罪贬石州时，仲洙上书请以某州易石州， 因朝议不许而作罢，为一时之能吏。

元明 两朝共有两名北京状元

元代和明代，“北京籍”的状元不多，一个朝代各产生了一名状元。

元代的北京状元叫宋本。宋本（1281-1334），字诚夫，大都人。自幼聪颖，童年善读古文经史，读书穷日夜，句探字索，弄清楚一处内容后才学习下一内容。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他被选为辛酉科左榜状元，授翰林修撰。宋本性格豪爽，不媚权贵，且关心民生问题，他曾任集贤直学士、国子祭酒等官职，著有《至治集》四十卷。宋本的弟弟宋褧（1294-1346，褧音炯），是元泰定元年（1324）的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其文学与宋本齐名，人称“二宋”，宋褧著有《燕石集》。

明代，一直到明末，北京才产生一位本地状元，而且这位状元的名声还不是太好。这位状元叫魏藻德（1605-1644），顺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人，字师令（一作恩令），号清躬。崇祯十三年（1640）考中状元。不幸的是，他仅当了一个月的内阁首辅，明朝便灭亡了，他也因此成为明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

当时在李自成步步逼近北京的情况下，崇祯急于筹集军饷，命官员捐款“助饷”，魏藻德为保住其家财，率先表示家无余财，崇祯的征饷之事未见其成果而草草了事。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后，魏藻德便投降了。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魏藻德却回答说：“方求效用，哪敢死。”意思是说，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相传李自成部将刘宗敏逼迫魏藻德交出财产，在威逼之下，魏藻德交出白银数万两，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对他实施酷刑，最后魏藻德死于狱中。

清代 有北京旗人考中状元

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北京继续作为全国的都城。清代也沿用明朝科举取士制，朝廷需要读书人治理天下，而读书人也需要依靠朝廷，才能有所作为。顺治三年（1646），清朝开科取士，产生了第一位状元：来自山东的傅以渐。

顺治八年（1651），由于八旗弟子中读汉文的人数有限，朝廷为了让八旗子弟入仕，专门设立了满洲翻译、蒙古翻译两科，满洲翻译是将汉文译成满文，或以满文作答，蒙古翻译则是将满文译成蒙古文，而不是译成汉文，两科也称满榜，每三年举办一次，与文武科基本相同，最终选出的第一名为状元。开设满蒙两科主要是满文创立者额尔德尼和噶盖是仿照蒙古文字而创立，满蒙文字源远流长，互有联系。

清初，北京出现了两位满榜状元。第一位就是麻勒吉。麻勒吉（？-1689），字谦六，瓜尔佳氏，满族正黄旗人，麻勒吉是顺治九年（1652）满族首位状元，麻勒吉崇尚汉族文化，是汉文化的“铁粉”，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汉名：马中骥，人们习惯称“麻状元”或“马状元”。

西城区厂桥地区，有一条东起护仓胡同，西至新街口南大街的胡同，马中骥就曾在此居住，因此人称马（麻）状元胡同，俗称状元街，现叫群力胡同。由于历史久远，马状元故居也无从查找，现胡同多为平房。胡同4号曾是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户籍办公室，末代皇帝溥仪在此办理过户口登记，一时传为“皇帝上户口胡同”，成坊间佳话。

康熙二十八年（1689）麻勒吉因病去世，死后十年，兵部弹劾他在广西有失职和不法行为，朝廷将他的官职和荣誉一起削去，麻勒吉死后成为平民，所以他的事迹很少被人所知。

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满榜状元叫图尔宸。图尔宸，生卒年不详，字自中，顺治十二年（1655）满榜乙未科状元，满洲正白旗人，擅诗文。顺治十一年（1654）图尔宸应试满洲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录取五十名，图尔宸名列其中，殿试时赐满榜状元，榜眼会元贾勤，探花索泰。图尔宸中状元后，入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官至工部侍郎。

有的学者认为麻勒吉、图尔宸两位状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状元，不过，满榜没多久就废止了，而且清朝规定，满人参加科考不得列鼎甲，故有“满（蒙）不点元”或“旗不点元”之说。其目的是防止满人重文轻武，与汉人争科名。不过，另有说法指出，从康熙八年（1669）开始，满洲旗人可在乡、会试中与汉人一起同考，同榜揭晓。

两榜合并后诞生了一位满族状元崇绮。崇绮（？-1900），字文山，阿鲁特氏，满洲镶黄旗人，原蒙古正蓝旗郑亲王端华的女婿，崇绮同治四年（1864）乙丑科状元。

崇绮的父亲赛尚阿，是清朝蒙古族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职。他是煊赫一时的清朝重臣，历经乾、嘉、道、咸、同、光六朝。

崇绮的科举经历非常有戏剧性。据记载，清同治四年（1864），崇绮参加科举考试，殿试时，阅卷官将前十名的卷子，送呈皇帝亲笔阅圈后发榜。

按照规定，卷子应由皇上亲自御批，但这年，同治帝只有10岁，还不能担负如此大任，只好由两宫太后代行。慈安不善处理朝政，便由慈禧亲自御笔阅圈，当她看到卷子文字遒劲有力，内容也非常不错，便阅圈为一甲一名，当拆开试卷时竟然发现这位考生竟然是蒙古正蓝旗人崇绮，这是清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先例。如果不录取，但慈禧已经阅圈，不可当儿戏，可是录取崇绮，又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慈禧一时拿捏不准，只好将问题抛给朝廷庭议，经过大臣们的阐述，又进行了个别讨论后，最终得出八字结论：“但凭文字、何论满汉。”

颇费一些周折后，崇绮状元及第，成为历史上以旗人身份考取状元第一人，一时成为朝野的热门话题。朝廷也大加宣扬，因为崇绮的状元及第向士人展现了朝廷在科举考试上不唯身份、尊重人才的选拔宗旨。

除了满族状元，北京还有一位汉人考中状元，他叫陈冕。陈冕（1859-1893），顺天宛平（今北京市丰台区）人，字冠生，原籍浙江，光绪元年（1875）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会试，获得第一名，成为会元，当年参加殿试时，25岁的陈冕连中二元，成为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值得一提的是，陈冕参加乡试时籍居顺天宛平的祖父陈显彝家。据钱陈群《香树斋文集》记载，陈冕当年参加科考可以在其父陈恩寿居住地山东省参加科考，也可以在顺天参加科考。但因为陈冕在顺天宛平参加乡试，应为顺天宛平状元。

陈冕中状元后曾在山东济南帮助父亲抗洪赈灾工作，因操劳过度逝世并安葬于济南。据此，有的材料记载陈冕为济南状元。

1998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下第一策——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一书曾推举出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的八位状元，陈冕位居其一。可惜他英年早逝，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

文/王东志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