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

展期：6月10日—10月11日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步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的展厅，观众首先面对的是一幅1957年创作的《自画像》。画中的艺术家波尔蒂纳里戴着眼镜，着白色衬衫，背景左侧的蓝绿色块与右侧的画笔筒构成微妙的平衡。这不是一幅刻意美化自我的肖像——写实中带有表现主义的笔触，坦率的目光直视每一位观者。

作为20世纪巴西现代艺术标志性人物，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用这幅作品宣告了他的艺术信念：“艺术的真谛不在于美化自我的技艺，而在于坦露真我的勇气。”这幅开场之作仿佛一道邀请，引领我们走进艺术家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以真实面对世界的灵魂。

《自画像》 摄影/冯新平

《坐着的女子》 摄影/冯新平

《咖啡园》（局部）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乡情：

记忆的故土与生命的诗意

展览“原乡情”单元聚焦艺术家创作的情感本源：1903年出生于巴西咖啡种植园的波尔蒂纳里，是意大利移民家庭12个子女中的次子，那片红土地上的童年经验，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艺术家曾写下一段充满诗意的自述：“我来自红土与咖啡园，不安的灵魂、沼泽与原始森林，如同稻草人般伴我左右，那稻草人便是我的自画像。一切脆弱与卑微之物，皆与我相似。”这段文字是理解他创作的钥匙。波尔蒂纳里从不回避脆弱与卑微，恰恰相反，他将这些被主流艺术叙事长期边缘化的存在置于画面中心，赋予它们纪念碑式的尊严。

《足球》（1940年）是这一单元中最具冲击力的作品之一。巨幅画布上，赤脚少年们在红土地上拼抢，浩瀚苍穹拥抱着他们蓬勃的生命力。画面背景中隐约可见一片墓地——对当时的孩子们而言，墓地不仅是哀悼之地，更是充满神秘与勇气的场所。波尔蒂纳里以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的敏锐，捕捉了巴西内陆儿童游戏中的生与死、欢腾与肃穆的辩证关系。

《儿童圆圈舞》（1932年）以环状构图呈现孩子们手拉手围成圈旋转的古老仪式。这种环状结构20年后在联合国总部的巨幅壁画《和平》中得到了史诗般的回响——从童年的游戏到人类的和平愿景，波尔蒂纳里完成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的情感升华。

《丹尼丝与白羊》（1961年）是艺术家晚年为孙女创作的肖像，羔羊象征纯真，画面呈现宁静柔和的基调。毕生用艺术呈现巴西民众苦难与抗争的画家，以此温情作品为艺术生涯收尾，将社会批判与守护生命、寄望未来的内核相融合。

这一单元的多件作品，共同构建了一个有温度的情感世界：童年是记忆最初的故土，家是意义初萌的地方。在这里，“原乡情”不仅是对故土风物的眷恋，更是艺术家终其一生不断回望、不断从中汲取力量的精神原点。

苍生百相：

大地上的苦难与尊严

如果说“原乡情”是向内的温情注视，那么“苍生百相”则是向外的同情与批判。这一单元聚焦于巴西社会的深层伤痛——干旱、迁徙、饥饿、流离失所，却不止于苦难的记录，更着力塑造劳动者的尊严与力量。展出的一系列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语言为民族塑像。

1934年的《无家可归者》标志着波尔蒂纳里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铁路旁的难民家庭群像中，两位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伫立在红土地上，行李散落，背景山峦起伏。这件作品标志着艺术家从此转向对巴西严酷现实的记录。波尔蒂纳里发现，“美寓于真实之中，即便这真实令人不适”，这种将社会批判转化为美学形态的能力，使他超越了单纯的社会记录者身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1944年的《亡童》无疑是这一单元的情感核心。作品出自“移民”系列，这幅巨作将社会悲剧定格在最心碎的瞬间——孩子死于饥饿，家人围绕小小遗体哀悼。画中枯槁消瘦的人物、泪流满面的面孔、蓝棕交织的冷色调，构成了一曲令人窒息的哀歌。其震撼力堪比欧洲传统中的圣母怜子图，却更加赤裸、更加痛彻。

波尔蒂纳里的社会批判并非依赖廉价的煽情。他的技法根源深植于欧洲学院派传统：1928年斩获欧洲游学奖学金后，他曾在巴黎深入研究文艺复兴湿壁画技法。这种严谨的造型功底，使他在描绘苦难时始终保持形式的力量。

《坐着的女子》（1935年）中，人物身体被刻意变形放大，手脚比例夸张——这正是典型的壁画主义手法，通过人体结构构建社会宏大叙事。画中女子不仅是个人肖像，更象征数百万巴西女性以血肉之躯支撑农业生产和家庭、默默承载尊严。这些面孔与身躯的“百相”，既是巴西社会构成的真实切片，也是艺术家以画笔为民族书写的精神肖像。

世间之灵：

逆境中的信仰与庆典

苦难不是波尔蒂纳里艺术的终点。展览“世间之灵”单元呈现了巴西人民如何通过民间信仰、节庆乐舞与市井生活应对苦难现实。展出的多件作品将大众文化中“逆境展现为庆典”的智慧凝固于画布，多元传统的交融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美。

《混血儿》（1934年）借鉴文艺复兴湿壁画技法，为体力劳动者赋予英雄般的气魄与雕塑般的庄重。赤裸上身的健壮混血男子抱臂而立，目光直视观者，背景中的布罗多夫斯基咖啡种植园锚定了历史与地理的坐标。这幅画成为波尔蒂纳里首件入藏公立机构的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

《山丘上的星期日》（1935年）捕捉了劳作间隙的贫民窟星期日：音乐、交谈、孩童嬉戏、暧昧情愫——社区真实的心跳在红土地山丘上跃动。画面中黑人妇女跳舞、拥抱、牵手孩童，鸡鸭散落，远处贫民窟错落，生命活力四溢。波尔蒂纳里被誉为20世纪巴西最重要的描绘人民的画家，他用画作呈现了巴西的节庆性与超越性：苦难并未被回避，而是被集体精神的力量所跨越。

1959年的《叶曼雅节》是这一单元的精彩收束。叶曼雅是巴西非裔文化中的海洋女神，画面中色彩与光线分割的小型平面捕捉了科帕卡巴纳海滩人潮涌动的仪式场景。在这里，宗教信仰、非洲离散的记忆、巴西热带海岸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独特的巴西精神地图。这一单元所呈现的“灵”，既是非洲离散文化中海洋女神叶曼雅的神性光辉，也是巴西民众以节日、音乐和舞蹈对抗苦难的集体生命力——一种在贫瘠土壤中依然倔强生长的精神能量。

艺法探微：

严谨的几何体系与极致匠心

展览“艺法探微”单元为观众提供了理解波尔蒂纳里创作方法的珍贵视角。这一单元集结习作与造型手稿，直观呈现了艺术家严谨的几何体系与极致匠心。透过素描、预备性习作与形式研究草图，我们得以窥见波尔蒂纳里艺术背后严谨的创作思维——他的艺术表现力与几何化造型建构密不可分，而支撑这种造型的，是一种源自内在的精神力量：每一笔都承载着艺术家的意志，笔法的掌控与精神的表达融为一体。这些草图并非随意的涂抹，而是经过精确的比例分割、色彩分区和构图规划，体现了艺术家对文艺复兴传统技法的深刻消化与创造性转化。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亡童》的纸本油画草稿（1944年）。这幅大型草稿以表现主义粗粝笔触控诉巴西东北部移民社会悲剧，充满力度的解剖线条剥去一切理想化修饰，孩子脆弱的躯体成为苦难与不公的普世象征。细察其构图，对角线布局将视线引向画面核心的人物群像，人体比例经过精心计算——瘦削而克制的形体塑造，恰与最终成品中更为饱满的造型形成张力。

从草稿到成品，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波尔蒂纳里如何将最初的强烈情感，逐步转化为控制精准、造型坚实的形式语言。从严谨的学院派素描，到架上绘画，再到大型壁画——这条清晰的升华之路，印证了波尔蒂纳里绝非仅凭天分的“原始画家”，而是一位深谙欧洲艺术传统、又能将其创造性转化为巴西民族表达的现代主义大师。所谓“探微”，正是在这些手稿的线条与构图之中，探寻一位艺术家如何将炽热的情感升华为精确的造型语言——从情绪到形式，从草稿到杰作，每一步都是“微”中见著的匠心之旅。

祈望和平：

世界共通的人性底色

贯穿展览始终的精神内核，集中落脚于《战争》与《和平》两幅壁画的创作小稿。1952年，波尔蒂纳里接受联合国委托启动巨型双联壁画创作，整套作品于1956年正式揭幕。因长年调配含重金属矿物颜料，艺术家反复重病入院，两幅分别为14×10米的巨型壁画，历经近四年打磨方才完工。《战争》以凌厉几何色块与扭曲受难人体，直白展露战火屠戮的恐怖；《和平》铺展温润暖调，以彼此牵手的各族群人群，勾勒人类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愿景。波尔蒂纳里毕生以反战、普世仁爱为创作核心，这两件巨作是其理想最震撼的视觉载体。

1962年，波尔蒂纳里因重金属中毒离世，巴西全国举行为期三日的官方哀悼，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致悼称：“波尔蒂纳里的离去，是巴西与世界艺术不可弥补的损失。”波尔蒂纳里笔下的赤脚少年、流亡家庭、节庆人群，虽刻着鲜明巴西本土面孔，却承载全人类共通心绪：对故土的眷恋、对苦难的悲悯、对相聚的欢喜、对永久和平的深切渴求。正因这份共通的人性底色，他的艺术无需语言转译，能直抵每一个亲历苦难、心怀希望的观者内心。

这场展览的价值，不仅在于向中国观众介绍一位伟大的巴西艺术家，更提供了一种思考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范式。波尔蒂纳里用一生完成的艺术史诗，为中巴两种文明在色彩与光影中彼此凝望、交融生辉，提供了一个充满温度的起点。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