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hatGPT、DeepSeek等AI技术接连引发全球关注，一个新的时代命题无法逃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人类该如何与AI共处？教育在技术浪潮中是否会失序？与科技相对距离较远的文学教育该如何面对时代的更迭？普通人的创造力空间又将被压缩至何种程度？

带着这些纠缠难解的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陈平原。他主编的《AI时代的文学教育》一书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我们希望与他共同寻找一些答案的线索。

编撰一本聚焦“AI与文学教育”的书，本身就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从今年2月发出45封约稿函，到最终收录37篇文章，这个过程里藏着学界对AI的复杂态度。陈平原选择包容所有立场，除事实错误外不做修改，只因“对AI现在说不清楚”，每个人的观点都是直面时代思考的“标本”。

而我们更关心的，是AI浪潮下，人的处境。当“创新”被反复强调，陈平原直言这是“创新焦虑症”：“真正能创新的人本就稀少，AI的普及或许会进一步压缩普通人的创新空间。”那么教育该如何应对？他给出的方向是：与其逼着所有人追求“超越巨人”，不如回归教育本质，关注文化传统的接纳、日常生活的适应与精神的自我调适，“承认天赋差异，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对多数人更重要”。

当然，在陈平原的视野里，我们仍需要直面诸多问题。专业数据库开放与否，直接决定AI的发展高度，可开放背后的利益协调难题该如何破解？全球AI企业及使用人群分布中，英文资料优势是否会让中英文AI差距逐渐拉大？当今学科的细分，是否需要重新调整？学校教育时间是否过长，让有才华的人错过了最佳创造期？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关乎未来的每一步走向。

采访那天我告诉陈老师，因为是AI主题采访，所以还请AI试拟了一份采访提纲，陈老师看后笑着说可以打80分。我们当然没有按着这份提纲交谈。陈平原说：“未来10年不确定性会是常态。”或许，在AI带来的震荡中，我们不必急于找到所有答案，而是带着理性与敬畏，持续思考和探索，在追问与实践中寻找人与科技的平衡点。

全新的课题 谁也没有把握

北青报：您编撰《AI时代的文学教育》这本书的起因是什么？

陈平原：最早的起源是今年2月12日，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北大出版社的领导看到后就和我商量，说这个话题很重要，能不能出面主持编一本书。于是我2月26日开始发约稿函，给我认识的、有见解的、可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共发出去45封约稿函，收回来33篇。

没有完成任务的，不是不认真，而是太认真了，他们觉得越想越复杂，越想越严重，最后不知道如何落笔，所以搁置了。所以最后是33篇文章加上我自己的4篇文章合成了这本书。

北大出版社4月底收到书稿并开始审读，7月把出书所有的流程走完，有关方面通过得很快，然后8月初出版，非常迅速。

北青报：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您的整体思路是怎样的？

陈平原：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谁也没有把握，所以我一开始就表态，收到的文章除了事实错误，其他一律不改，即使立场不一样也不改。因为对AI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每个人表达自己的立场，替圣人立言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能做的是基于学术训练和当下的感受来谈对这个命题的看法。

最后我做的工作是将33篇文章全部读完，仔细斟酌，归成四类，第一组文章谈“AI与人类命运”，特别宏大，第二组是“AI与诗文写作”，第三组是“AI与人文教育”，第四组落到最具体的“AI与课堂教学”。

北青报：这本书的作者群体在学科背景、年龄层次和地域分布上是如何构成的？

陈平原：作者都是人文学出身，以中文系为主，也有外文系、少数民族文学、数字人文等学科的。年龄是老中青三代，国内、国外的都涵盖。我特别想说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他先后改了6次，交稿后过一段时间，告诉我又有了新资料，要重新调整。那几个月关于AI媒体报道特别多，他因此夜不能寐，他的基调是最悲观的。但谈到AI诗文的那一辑，可以看出作者特别自信，大都认定AI的诗文不值一提。

我之所以找不同年龄层，因为各自面对的状态不一样。功成名就的人，对自己的专业有自信，对AI浅尝辄止，没有真的跟AI做深入对话，试了两次发现太差了，就开始嘲笑；但也有人在不断的对话中，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从“高层次”的“人类未来”到“低阶”的课堂教学怎么办，另外，编辑、翻译、秘书……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诸如此类的，需要马上直面AI这件事。像《历史研究》《文学评论》都说，作者用AI帮助做到哪一步要注明，问题是没有人注明，因为注明以后编辑很可能看都不看就退回去。

AI时代 整天想着创新不太可取

北青报：在AI越来越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您认为不同创造力水平的人群未来的发展空间如何？

陈平原：我相信若干年以后最有个性的、最有创造力的那些人是不会被覆盖的，他们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表达能力。问题是中间的一大块，大概占80%吧，他们怎么办？现在看来，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我在上海书展上有一个讲座，其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说：“真正能创新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我们过分夸大了创新的可能性，其实绝大部分人再努力也难有创新成果。历史上，人类的主体是继承、学习、模仿、接受、应用，只是个别人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并推动社会发展。我承认现代社会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提升，有比较多的人有创新的思维和能力。但是即便如此，今天各种课题指南和论文表彰，以及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都要问创新之处在哪里，我认为这种过分夸大创新的可能性，是得了创新焦虑症。每个人都整天想着到底有多少创新之处，没想怎么学习，如何承传及应用，这其实是不太可取的。”

我这一小段话被剪成短视频发布，据说有几百人评议。好多人说确实如此，也有不少人说“高手在民间”，凭什么你就说我们没有创新？还有的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里必须要明确创新的定义，要是所有的抖机灵都算创新，那是会比较多的。

我想说的是，随着AI的广泛应用，普通人创新的可能性会更被压缩，空间更小，所以我们的教育其实更应该关注于文化传统的接纳、日常生活的适应，包括精神的自我调适等等，不要整天想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超越一步。实话说，巨人的肩膀很难爬，不是每个人想爬就能爬得上去的。

我们以前特别强调“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其实这种励志的话有时候很误事。某种意义上，承认天赋的差异，跟不完美的自己达成和解，在现有状态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是更加需要的。

人文学者的质疑值得倾听

北青报：您觉得当前AI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是暂时震荡还是长期状态？

陈平原：我觉得起码这10年内动荡会是一个常态，10年后能不能走出、怎么走，我不知道。人类历史总是“确定”和“不确定”不断交替的，传统社会是更长时间的“确定”，“不确定”比较少；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思维也更加活跃，所以“不确定”的状态会比较多。最近几年，不确定因素的叠加让大家感到明显的惶惑、焦虑，这是普遍的，不是一个人的，但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北青报：文科与理科在面对AI时，焦虑点一样吗？人文学者对AI的思考有哪些价值？

陈平原：文科和理科的焦虑点不太一样。我编的这本书，写文章的人都是文科背景，科技非所长。自然科学尤其是做人工智能的，他们有自己的焦虑，相互之间也吵成一团。人文学者的质疑值得倾听，因为现在大家一股脑都是对未来充满期待，而且想到好的方面多一些，动不动就说“AI赋能”。

“赋能”内在的定义似乎只能往好的方面说，但AI可能出现的弊端就很少去考虑。所以我说的是AI时代的人文思考，或者说AI的可能性，不要直截了当地下定论，因为各自所从事的专业，甚至每个人的精神气质和趣味都不一样，这也导致对AI的判断不一样。要倾听反对的意见，即便你坚信不疑，也请稍微听一下。

所以这本书，我没给任何作者规定写作方向。“AI时代的文学教育”，肯定是一件大事，只是往哪个地方走，现在谁也搞不清楚，我们就各自凭感受写下来，几十年以后就是一个标本，记录的是ChatGPT横空出世、DeepSeek震惊全球以后，我们所面对世界的思考方式以及大家的困惑。

北大给学生开人工智能以及数字人文课，破除神秘感或恐慌情绪，让有兴趣的学生了解，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这方面的课程我相信各个学校都马上会做。

问号还很多 不要把问题说死

北青报：今年9月1日，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生效，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陈平原：我觉得强制性的规定确实有好处，这是一个方向，也是有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实施。

现在大家面对的一个问题，是AI思维太活跃了，经常无中生有，创造并不存在的文献，还言之凿凿，这是为很多人诟病的。对于AI幻觉的处理，我问过人工智能专家，他们告诉我既要AI准确，又要AI聪明，做不到，只能两者取其一。但我知道AI会随着使用者的提问、辩驳以及“喂料”，不断做准确性的调整。对于基础性的工作，AI能够提供帮助，但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的归属。在暂时没有好的措施之前，不要把问题说死。现在问号还很多，远远不到板上钉钉的时候。

专业数据库是否开放 决定AI发展方向

北青报：您认为专业数据库的开放与否，对AI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陈平原：现在AI对于提问给出的回答基本来源于现有的网上资源，但是数据库资源它没有用到，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专业的数据库是否开放，决定AI的发展方向。

比较严谨有质量的东西是在数据库里，现在AI没办法调动，像中国知网它都没办法应用，更不要说国内、国外大量专业的数据库。这些专业数据库的质量远远超过网上随时能检索到的资料，我相信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各学科都是如此。

可是如果为了AI能够越来越高质量而打开专业数据库，其中是否涉及利益问题？假如不打开的话，没办法使用专业的数据库，AI的水平就会低。或许必须由政府出面去协调，协调如何在保证AI得到有效资料滋养的同时，又保证各方的利益。

北青报：还有一个数据，就是2024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发布《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年）》显示，全球AI企业分布呈现美国占比34%、中国占比15%的情况，您对此有担忧吗？

陈平原：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特别担心的，不仅是AI 企业数量，更重要的是使用人群以及互联网内容。据说75%的科技论文以英文发表，人文及社科的出版物也多使用英文。高质量的英文资料越多，他们的AI成长速度就会更快，应用的人也会更多，我担心差距越来越大。

像亚马逊与《纽约时报》达成了协议，每年给付一定费用，就可以合法使用他们的内容来训练AI平台。这是一个启发，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考虑专业数据库通过某种合理安排允许AI使用，从而使我们的AI越来越强大，这也是未来竞争必须面对的。

AI时代的教育 会越来越“回归”

北青报：当下，学校教育已经直面AI的冲击，您认为学校应该如何应对？将来可能有怎样的变化？

陈平原：短期内肯定大家都惶恐，然后想赶快多招一些与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学生，但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能力来做。若力所不及，过多投入到相关专业里面，反而不合适。所以我才会说，大规模的专业调整，10年以后，等我们想明白了再说。

实际上教育是什么？教育不等于学一个本事，毕业就用这个本事来谋生一辈子，而是获得一定的知识和修养，毕业以后根据需要再去学习。AI时代，教育会越来越回归到学习兴趣和能力培养本身，职业培训是毕业以后的事情，进入具体的工作岗位以后，再专门去学，才有可能深入，因为这世界变化太快了。培养一个聪明、敏感、有一定修养和知识背景、能够且喜欢学习的人，在我看来是未来教育的方向。

北青报：但近年来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化，未来是否需要调整？另外，您对新时代下人才培养的时间规划有何见解？

陈平原：我想将来学科分类肯定要重新调整。

我有一个说法，其实中学、大学没必要学那么长时间，甚至博士训练也没必要那么多年。最有才华、最有创造性的那段时间，都在大学里面吭哧吭哧修学分、拿学位，有点可惜。真正有才华的人，20多岁就应该出来闯世界。训练到30岁出来，等到比较稳定已经将近40岁了。那时才来自主选择，太晚了。后来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之所以在校园里那么多年，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保障就业。所以说教育其实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只在教育系统里面谈问题，有时不得要领。可即便学制短期内无法改变，也必须明白，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使得大学传授知识的宗旨、方法及途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再墨守陈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