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7日，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秘密回国，投身抗日洪流。第二天，上海文化界500多人共聚一堂，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救亡团体——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下称“文救会”），宋庆龄、何香凝、蔡元培、潘汉年等当选为理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盟。

《救亡日报》创刊号（1937年8月24日）

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发动军事进攻，淞沪会战爆发。为配合军事防御，周恩来提议国共两党以“文救会”名义，联合创办一份报纸，通过文化界人士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双方商定，国共两党共同出资、共同派遣人员，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樊仲云（国民党员）担任总编辑，阿英、汪馥泉（国民党员）担任编辑部主任，周寒梅（国民党员）为发行人。同时，成立由巴金、金仲华、邹韬奋、茅盾、柯灵、王任叔、胡愈之、夏丏尊、章乃器、郑振铎等30位涵盖文学界、戏剧界、社会科学界、电影界各方面进步知名人士组成编辑委员会。

8月24日，“文救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在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六楼创刊。这是一张4开4版的晚报，每天下午3时出版，报头由郭沫若题写。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淞沪会战的战场之一蕰藻浜的激战情况；二版刊载张仲实的文章《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以及其他通讯和消息；四版为《文艺》副刊，登载茅盾、苏凤、王任叔、阿英等人的文章。为增强宣传效果，整张报纸的版边印有“胜不可骄，败不可馁，牺牲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标语，鼓舞人心，激励士气。

《救亡日报》由国共两党联手创办，然而，国民党方面的参加人员并不热心，因此，整个组织、宣传工作，都由共产党策划领导。该报创刊后，主要刊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日主张，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以及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今日朱（德）彭（德怀）》等通讯，还有《八百壮士专页》等市民喜闻乐见的图文。

主要栏目有战局鸟瞰、战事报道、社论、世界的一日、救亡知识，内容以特写、战地采访、战局分析和文艺作品为主，展示出强大的号召力，引起上海各界广泛关注，大街小巷掀起了一股“郭沫若热”。报摊上，读者只要一提“买郭沫若”，摊主便心领神会地知道他要购买《救亡日报》，因而发行量迅速升至千份，最高峰时达到3500多份，在当时大小报纸林立的上海脱颖而出，深受读者欢迎。

《救亡日报》在编辑过程中，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发表了国共领导人的抗日演说、抗战谈话和题词。宋庆龄也多次刊登重要文章和谈话，9月24日，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热烈欢呼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26日，发表《答〈救亡日报〉记者问》谈话，指出国共合作“是实现孙总理弥留时和平奋斗救中国重要遗嘱的开始”；10月3日，发表《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揭示出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郭沫若亲笔撰写社论、时评、杂感、诗歌、战地报道，激励上海市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增强抗战必胜信心。夏衍先后发表《日本在过阴天》《日本的悲剧》《悲剧中的悲剧》，被誉为“它不是论文，比论文更深刻；不是纪事，比纪事更生动”。

《救亡日报》发表《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1937年10月3日）

《救亡日报》还团结一大批进步人士为报纸撰稿。胡愈之、田汉等20多位作家参加采访工作，他们不拿薪水，不取稿费，甚至交通费也由自己负担。胡愈之撰写的社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指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在全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这不过是一页而已”，但是，“读了这一页，已经使我们增添了千百倍勇气和不可动摇的自信”。

由于日军疯狂进攻，11月12日，淞沪守军全线撤离，上海沦陷。当晚，夏衍在激愤中写下《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谴责日军暴行。文章在第二天刊登后，报纸被争购一空。

11月22日下午，《救亡日报》在出版了第85期后被迫停刊。郭沫若发表《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暂向上海同胞告别》，作为“终刊致辞”：“我们决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是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传递出中国军民决不言败、决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夏衍在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中悲壮宣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

《救亡日报》广开言路，兼容并蓄，虽然在上海仅发行了近三个月时间，但旗帜鲜明地宣传各党各派和各种政治力量、各社会阶层的抗日言论和救亡活动，为号召全民族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文并供图/周惠斌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