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说过：“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战争的压力，使学者们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更加珍视。

这个人群，为什么五千年来打不散，而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亦古亦今的庞大民族呢？

2016年秋，我在成都与马识途先生晤谈。马老是西南联大1941级外国语文学系学生，也是当年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大的支部书记。他说，闻一多曾经想办一份报纸叫《十一》，合起来就是一个“士”。闻一多想在战时的艰难环境中提醒和完善“士人”的人格品行。

“士”的称谓，从西周就有，指那些“王”以下的贵族，他们享受供养，对周王朝负有责任。到东周形成了一个阶层，通“六艺”，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质。再后来，“士”形成一系列的历史与文化。这个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看作被赋予大局使命的人。

战时闻一多舍弃舒适的书斋与藏书出京，喊出：“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到师生们的步行中，践行“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之类的古训，并重新自省。

朱自清之子朱乔森说：“我父亲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弦诵不绝，就是读书这个传统不要绝。”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重构“士”的人格框架以及相应的伦理范式，在西南联大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人文趋势。

罗庸在《鸭池十讲》（增订本，北京出版社，2016年）中也谈到“士”的价值观：“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

周作人附逆，学界痛惜其“失节”，称“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闻一多、罗庸他们，并非如当下很多学者那样，在抽象领域中来解析一种人格建构，而是在自己的“生存领域”中，在战火与贫困中，打造理想中“士”的人格。他们是从行动开始的。

罗庸先生在昆明郊区居住时，意外的火灾烧光了他的藏书，他面色如常，令同僚们起敬，可以联系到他在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中写的“动心忍性希前哲”。

闻一多这样的“新月派”诗人，回到了传统，相信其中可以淘滤出精神的金沙。任继愈在多年后评价：“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功力深厚，他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开辟了学术的新局面。”

闻一多带着孩子们到小河边洗脸，坐在草地上玩耍，月明之夜在清辉投射的小院子里讲诗。他曾说过“诗化家庭”。那是将亲情与文化相沟通，是伦理关系的一种升华。

这是很多有文化素养的父亲都做过的事情，而闻一多则将它明确地宣示定义了。

不由回忆起我的父亲，他也总是挑选一些田园、思亲、怀乡的古诗带我们诵读，避开那些带有儒家说教气息的诗歌，而闻一多追究到古诗的终极价值，从屈原之高洁到《春江花月夜》的浪漫。

闻一多讲诗时不讲“李杜”，却说《春江花月夜》是“唐诗中最美的诗”，耐人寻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的思想格局。李白的“长安不见使人愁”，则是他江湖漂泊的牵念。显然，闻一多追溯的“士”，不是“李杜”这样的。

推崇《春江花月夜》，是从美学的角度上重新定位“士”的格局，是春天与热爱，自然之美与人间生活，而与“君主”“朝廷”无涉。

对《诗经》《楚辞》的爱好与深究，表明他要回到先秦诸子的多元化思想领域去溯源，寻找新鲜力量，以振奋抗战中的学人。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个源头。

他在讲课中屡次赞美屈原，为自己刻印章“其愚不可及”，直到“最后一次讲演”凛然面对枪口，都在昭示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士可杀，不可辱！

“究竟甚么是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此书作者林毓生是西南联大学子殷海光的学生，一位旅美学者。

西南联大的学人们正是继承了“守正出新”的文化理念，不断进行变革与创造。

从大学的格局来看，西南联大推行一种中西合璧的现代化的教育框架，一方面使用开放式教材，一方面坚持以“中国通史”作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记载，郑天挺在昆明办讲座多次以“读史以明志”为主题。

“九叶”诗人 、哲学系学子郑敏晚年曾感慨：“我们现在没有要求所有的文学院学生都念‘中国通史’。丢掉了对历史的理解，文科好像就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

她说，在西南联大，课程的设置是非常系统的。它教育学生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告诉学生什么是重要的。

茶馆“三剑客”的潇洒不羁与女生宿舍的雅致诗意相映成趣，而教师之家以“陋室”自况，诗社成员竟往导师家聚餐，共享“得道”之乐。

学生们自办伙食，“君子近庖厨”，以此为能事。而“倒孔”运动持续发酵，从香港航班上的“飞狗事件”到孔祥熙来校，面对腐败官僚，学生们不依不饶。

吴宓组织“石社”，自命为“紫鹃”，宣扬“维护大美”的精神。教授的古风与学生的顽皮相映成趣。

刘文典讲课时涉及的音韵、训诂方面的内容颇有独到之处，当下几乎失传。任继愈的回忆令人耳目一新：“他还讲，中国古典文学经常利用汉字象形的特点，引发读者的想象，从而增强了读者的想象力。《海赋》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仿佛’），好像海怪蓬头乱发在水中出没，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秘气势。”

一把用旧毛线缠绕多道的刻刀，上面留有压出的指痕，这是闻一多的妻子为防止他治印磨伤手指而亲自做的。妻子的脂粉盒被用作印色盒，有一瓶印油是朱自清先生送来的。

朱自清诗曰：“闭门拼自守穷悭，车马街头任往还。”发国难财的人有的是，别人再怎么富贵，但教授们宁肯穷得吃不上饭，也要坚持把学生带出来，把弦诵不绝的传统继承下去。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说：“整个战争的威胁，对全国人民，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一种激励。我想，是‘为国家的前途’的观念，使学生格外地用功，才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来。”

当我向李政道问到西南联大成功的原因时，他说到一个大格局：“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是当时的年轻人跟学者的志气。老师、教授，不光是吴（大猷）先生一个人，也不光是西南联大，浙大也一样，那个时候整个学术界所有老师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是有信仰、有志气的。他们是要做事的，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经历都附在上面了。”

他神情沉郁地说：“（师生们）并不认为我们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欺负、遭受大屠杀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是要有前途的。”

美国学者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中几次提到“传奇”这个词，一是表明他对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敬意：

联大以壮伟的漫漫长征开始，以数年的刚毅坚卓为之继，以掺杂着悲剧的成功告终。这无疑是传奇的材料。

一是表态，要用严肃的史学家态度来对待这段历史：

然而，假如联大仅仅是一段妙趣横生的传奇，那最好由小说家来承担这个任务。之所以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联大，是因为它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我赞同这样的态度，对于一部正在浮出水面的历史，首先要用历史的态度来发掘与研究。至于戏剧化的传播，那只是一种对历史的消费，属于另一个范畴。

作为一名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易社强对西南联大的惊奇心与认同感是并存的。

而我和走近西南联大历史的当代学人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归属，在敬仰中有一种熟悉感与亲和力。

当年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节”“士可杀，不可辱”这样一些观念是等同于生命的。

当是时，日本人正在对中国施行“亡国灭种”的战略，在所占领地区已经用日文代替了中文教育，用血腥手段逼迫中国人对太阳旗敬礼。

与一般战争中的掠夺和屠杀不一样，这是对中国人进行种族与文化的灭绝。

在整个“二战”中，贫弱中国所面临的命运不能与其他国家相提并论。文化与种族灭绝的危机笼罩在国人的头上，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感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当军队在为保卫国土与人民生命浴血奋战时，学人肩负起自己的使命。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里，从中国当时的生存危机里，南迁与坚持漫长的办学，正是这批学人生命中必然的选择，是一个民族必然的选择。

其实西南联大各层人士最重要的共性，涵盖一切差别的共性，是民族生存与民族抗争。这是一股融合一切的力量，所以他们可以南迁，可以舍弃小我，可以忍辱负重，而决不可以抛下学业与教育的使命。

易社强的透视还远未达到这一点。诸如，他提到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不能涵盖他们身上的家国意识、民族气节的；对梅贻琦毫不犹豫选择南下和预见性转移物资，他仅从清华与美国的关系来解释，未免贬低了一个中国教育家的情怀；尤其是他批评中国学者身上的“士大夫情结”，而不懂得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根本。

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欲理解联大的渊源，我们至少得回溯到已逝的 19世纪；欲理解联大的遗产，我们得穿越20世纪90年代，进入未知的将来；欲理解联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越过中国的疆界，探讨更广阔的跨文化的问题。（同上）

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回忆，当年她非常喜欢昆明，那里有很多熟悉的人，“仿佛是另外一个北平”。这句话非常独特，带着童真和智慧。

南迁的人们把北平这个文化都城的灵魂带到了昆明，进行重构。年少的赵新那所感受的“另外一个北平”，蕴含着新的洗礼与开拓，打造出更加刚健与深沉的气质。

这本书里的文章写的时候各自成篇，集中起来，就是对那个时代的学人们的“精神框架”的一种追寻。

闻一多的人格追求、邓稼先的奉献精神、任继愈的“气节”之说、赵宝煦的教育思想、李政道的家国之念，还有刘文典的风骨与沉浮，皆具有那种涵纳民族古今、融汇中西精髓的磊落情怀。

季羡林当年不在西南联大，抗战的时候他在德国，一个“局外人”。在《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还有那篇著名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他都有岁月风云的梳理与自白。毕生奉献于青灯黄卷的他，在暮年却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审判。

《孟子》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季羡林持有的“愧疚”与“不忍”之心，从另一个视角补写了一代学人的精神框架。

战争期间季羡林身在敌国，别有一番深刻的感触，他说：“当然，‘爱国’这个词一听是好的，但也不一定。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德国法西斯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都高喊爱国主义，但那是假的。爱国主义应该有两种：一种是真的，被压迫、被杀害的民族的爱国，是真的；而压迫别人、杀害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假的。”

所谓“国族情结”，不只是一种亲情和根系，也有着“道义”的内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