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菲4月，最美人间。4月22日至26日，“青睐”人文寻访又下江南，以杭州为圆心，辐射富阳、海宁，探寻良渚先民遗址，遍访黄公望、郁达夫、金庸、徐志摩、王国维等江南名人足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凝神回望。

DAY 3余杭

◎良渚博物院

五千年前的一座水乡泽国

作别名人故居，“青睐”下江南的第三天，来到有“收藏珍宝的盒子”之称的良渚博物院，以及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遗址。博物院位于良渚文化村北部的美丽洲公园内，清淡素雅的石灰色建筑静静伫立在荷塘旁。在社教专员潘嘉平的讲解中，“青睐”会员穿越千年，走进良渚先民的“世外家园”。

良渚博物院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功能为一体的考古遗址博物馆，馆内以“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为主题，依托“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三个展厅，向世人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遗产价值。

5000年前，生活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先民早已掌握水稻种植和养殖栽培技术。根据茅山遗址的种植痕迹显示，良渚先民们不仅化零为整，将不规则湿地填埋成大面积的水稻田，还修筑田埂和水渠来保证通行和灌溉。

“良渚时期的水稻，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栽培稻，而且每亩稻田的产量在90到141公斤。”讲解员潘嘉平指着展厅内的碳化稻谷解释，野生稻和栽培稻最大的区别是植硅体。一般来说，野生稻体内扇形植硅体边缘鱼鳞纹不超过9个，而栽培稻植硅体鱼鳞纹基本都超过9个，所以良渚出土的水稻植硅体鱼鳞纹往往呈现栽培稻的状态。另外，根据土壤质地检测发现，在人工翻耕的水稻田中，每克土壤中植硅体的数量超过5000个。

或许，成套的石器农具是良渚时期稻作生产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虽然早在崧泽文化时期，就已经发现石犁的存在，但它们个头普遍较小。到了良渚时期，不仅出现了石犁、石刀、石镰等成套的专业农具，甚至为了防止损毁而做成分体式石犁，方便及时更换配件。“最有意思的是，良渚古城90%以上的镰刀出土时，它的刃口朝向跟现在的镰刀正好相反。”潘嘉平大胆猜测，良渚时期参与农耕收割工作的先民可能90%都是左撇子。

潘嘉平讲述良渚先民的肉类食物来源

除了水稻，良渚先民的餐桌上还有丰盛的肉类食材，螺蛳、鱼类、河蟹等都成为他们餐桌上的盛宴，他们还驯养家猪，不再只依靠捕猎获得肉食。从良渚古城出土的几十万片动物骨骼里，共整理出40多种动物，其中91%以上都是在一岁半左右的原始家猪。随着考古发掘，良渚人的瓜蔬清单也被一一破解，桃、葡萄、南酸枣、李、甜瓜、葫芦早已成为良渚先民的“盘中餐”。

在第二展厅“文明圣地”的入口处，摆放着一个巨大的良渚古城沙盘模型，让人能够直观地感受5000多年前良渚古城的面貌。

这座“中华第一城”由外城郭、内城墙、宫殿区组成向心式的三重结构布局。有半个故宫大小的莫角山宫殿区，是整个古城的核心区，共有35座宫殿，最大的宫殿面积900平方米，宫殿区最高可达16.5米。内城面积将近300万平方米，足足有4个故宫那么大，内城墙高度五六米，城墙最宽处可达150米，上面甚至搭建着房屋。而外城郭面积高达631万平方米，相当于8.7个故宫。整个良渚古城建立在平原之上，周边环山，51条人工河穿城而过，先民们以舟代步，可谓“中国江南水乡的经典”。

“良渚古城位于长江下游，西北侧的位置是浙江省两大暴雨中心之一，年降水量1000多毫米，一旦爆发大雨，势必影响城内生存。”潘嘉平用红色的激光笔在对面的墙壁上圈出暴雨中心。“为保证古城内安全，他们在四面的山口建立6条高坝、4条平原低坝以及一条5公里长的山前长堤，形成两个人工水库，蓄水总量约有46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西湖蓄水量的3倍多。”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迄今发现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通过这套由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的水利系统，良渚先民不仅掌控了古城内的交通运输、生活用水、灌溉、防洪等功能，还排除了来自汛期的威胁和干旱期枯涸的可能性。最令人惊叹的还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庙前遗址出土的一口过滤井，他们利用榫卯结构组成井字形框架，逐层放入泥土、沙石、陶片来过滤杂质，保持水质干净。

以玉器为专题的第三展厅,展示着从良渚出土的玉琮、玉钺、玉璧等，一件件精雕细琢的玉器拨开重重历史迷雾，揭开良渚时期王权、神权及军权相互交织的神秘面纱。

眼前的玻璃柜里，摆放着余杭瑶山遗址12号墓墓主人所拥有的矮方大玉琮，是余杭区出土的第二个大玉琮。玉琮呈外方内圆状，5000年前的雕刻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辨。而最大的“玉琮王”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上面雕刻有最复杂的神人兽面纹，亦可称为“神徽”。“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上部为神人，下部为神兽，实际宽度不足4厘米，高仅3厘米，良渚工匠能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刻出非常精细繁密的图案，出神入化的“微雕”技术让人叹服。

“玉琮不仅是良渚时代是礼器，也是良渚神权的代表。”潘嘉平表示，良渚时期，这些象征着军权、王权、神权等权力集合的“琮璧钺礼器系统”，成为良渚“权贵圈”通行的权力名片，维系社会政权组织的有序控制和运行。除此之外，良渚出土的文物中还有象征神权的象牙权杖，上面雕刻着云雷纹纹饰，一般作为陪葬品放置墓中或拿在手里，“这根权杖可能就是君权神授、权从天来的一种表现。”

探访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

为一万多块石头验明正身

离开良渚博物院后，“青睐”一行人在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宁远老师的带领下，乘坐景区环游车，从陆城门入城，来到了遗址公园内唯一一个真实的考古场景“南城墙解剖点”，一个长、宽、深达十余米的大坑里，陡峭的土墙剖面展示了良渚时期的城墙结构，分层处标注着不同的年代历史，坑道里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块，是当年城墙地基的垫石。

王宁远为大家介绍“南城墙解剖点”

“我们当时挖了一万多块石头，给每块石头都做了鉴定，然后再把周边山上的石头做了调查，最终才确定石头的出处。”作为良渚古城的研究人员，王宁远熟悉古城内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调查发现良渚城墙底部平均每四五平方米的铺底石头都不一样。经过推测和测量，他们确定良渚先民是使用一张由20根竹子组成的竹筏作为运载工具，从东南西北同时往古城运送石块，每张竹筏载重1.3吨左右，正好与城墙底下四五平方米的石块堆重量吻合。

良渚古城内城由四面城墙围合，一共有9座城门，包括8座水城门和一座陆城门。河道从各个水门穿过，构成井字形的城内主干流区域。井字形中心的位置就是莫角山宫殿区，周边是各式各样的作坊区。一排木桩横插在河道里，作为地标为世人展示曾经的水门位置。

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城址中央，在人工营建的将近30万平方米的土台上，三座宫庙台基连同周围的大面积沙土广场、大型粮仓以及35座房屋基址，这是良渚时期最高统治者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莫角山宫殿区的西北侧，仅一沟之隔的反山遗址，是良渚王室成员的“八宝山”陵地，也是良渚出土玉器文物最多的地方。1986年，考古工作者从反山王陵墓坑中发掘出玉、石、陶等大量随葬品，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1个墓坑都是在原址上抬高复建的，随葬品的器型、摆放位置等都是按照原址1:1还原的，真实的墓坑就在展示区下方80厘米处。”王宁远介绍，墓地分为南北两排，男性多在南方，女性则多在北边，从墓坑排列位置、规格以及随葬品的多少与种类上分析，大体能分辨出墓主的性别及生前地位。反山12号墓是被发现的第一个良渚墓，出土了迄今为止个体最大、最重、最精美的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

良渚古墓的出现，成功激起专家们对未知历史的好奇。在考古专家们的深入探索下，莫角山宫殿、外郭城墙、水利系统一一重现，为世人还原出5000年前的良渚古国。“这里有一个综合的交通、用水、调水体系。没有这套水利系统，良渚古城就无法运作。”王宁远猜测，城内2万人所需要的粮食、肉类、木材等物质资料，都是通过这样一套水利系统运入城中。它不仅解决了降水不均的旱涝问题，还解决了城市建设难题。因此他断定，这套水利系统很有可能在良渚建城之初就已经提前部署妥当。“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更为奇特的是，有几处坝口至今仍被沿用。”

讲解之余，大家对考古技术颇为好奇，王宁远不遗余力地为大家解惑。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两种最常用的方法之外，考古人员最常用的方法还有碳14测年法。王宁远觉得，其实现在考古就像破案一样，也正是因为现在的考古技术非常发达，所以他们才能更快发现5000年前的良渚。

策划统筹/颜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静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静 李子尧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