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8起惩治涉外汇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该批典型案例是检察机关和外汇管理部门综合运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手段，强化行刑衔接，严惩涉外汇违法犯罪的显著成果，持续向市场传导外汇市场严监管信号。

其中三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有主犯获刑11年

该批典型案例共8件，主要涉及跨境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分别是：赵某等人非法经营案，郭某钊等人非法经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郑某东等人骗购外汇案，徐某悦等人非法经营案，李某杰非法经营案，章某虎、章某娴非法经营案，王某良等人非法经营案，张某群、吴某锐等人非法经营、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北青报记者发现，其中三起案件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杭州西湖区检察院检察官向侦查人员说明补充侦查要求

比如，2019年3月至2020年5月，肖某、尤某、史某等人伙同华某福（另案处理），共同开发、搭建、维护“天天向上”跑分平台，该平台以兼职赚佣金为诱饵，纠集大量的个人或小微商户注册成“跑分客”，利用“跑分客”提供的个人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账户等搭建资金通道，为境外赌博网站、“杀猪盘”诈骗等黑灰产提供支付结算服务，从中赚取佣金。该平台纠集了10万余个“跑分客”提供的37万余个资金账户进行收款转账，经查，2020年4月1日至5月18日期间，该平台非法支付结算数额达人民币31.9亿余元。肖某最终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万元。

重庆渝北区检察院检察官与公安机关、外汇管理部门人员共商案情

拥有央行支付牌照的钱某公司案发前具有国家外汇管理局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资格。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钱某公司执行总裁王某毅（另案处理）组织郑某东、郑某涛、王某、赵某花等人，为牟取私利，私自利用钱某公司外汇资金结算、购付汇资质，为没有真实外贸交易的武汉某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及个人骗购外汇。王某毅等人以钱某公司的名义与没有真实外贸交易的购汇人签订协议，约定购汇金额和手续费。为制造外贸交易假象，王某毅等人从他人处购买国际快递单号，以购买的快递单号伪造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明细，由购汇人将前述虚假明细上传到钱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系统，并递交跨境电子商务外汇付款申请表等材料，经钱某公司大数据网络系统审核、审批后递交多家银行审查付汇。通过上述方式，王某毅、郑某东等人帮助武汉某贸易有限公司等35家公司及胡某某个人骗购外汇金额总计约4.7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3亿元。郑某东最终因犯骗购外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万元。

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徐某悦等20人在北京市、广东省珠海市、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地，破解、改造境内申领的POS机，偷运出境用于刷卡收取境内人民币或使用网银转账收、支境内人民币，同时使用澳门开设的港币账户在境外收、支港币，为他人提供人民币与港币兑换服务。徐某悦犯罪团伙实施“对敲”换汇，非法买卖外汇数额折合人民币共计23亿余元。2022年5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犯非法经营罪，判处徐某悦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资金跨境转移更隐蔽

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更多采取跨境“对敲”模式

国家外汇局管理检查司负责人表示，随着金融科技和网络通讯手段发展，当前外汇违法犯罪呈现新的趋势和特点：一是资金跨境转移更加隐蔽。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更多采取跨境“对敲”模式，境内划转人民币，境外划转外汇，境内外资金独立循环，有意逃避监管视线。二是资金交易更加快速庞杂。银行卡、POS机、网络支付等支付结算工具便捷、高效，不法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多银行、多层账户间清洗、分散、聚合资金，虚拟货币等新型支付手段更增加了资金划转的隐匿性。三是非法信息发布传播“社交媒体化”。社交网络、直播平台充斥大量信息，境外网站、聊天软件提供私密交流工具，不法分子通过公开和私密联络发布非法资金兑换招揽广告，对接非法交易，被打击封堵后，在极短时间内更换网址卷土重来。

面对风险隐患新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司法机关，紧盯外汇违法犯罪动向，发挥执法合力，坚决惩治涉外汇违法犯罪。近两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配合司法机关打击非法经营等外汇违法犯罪案件200余件，行政查处非法买卖外汇、逃汇、骗购外汇等违规案件1100余起，罚没款约15亿元人民币，有力维护外汇市场良性秩序。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的案例主要针对跨境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案件。此类案件中，人民币和外币一般不进行物理上的跨境流转，表面上看资金在境内外单向循环，实质上属于变相买卖外汇行为，扰乱了外汇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从检察办案看，跨境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非法操控大量资金账户进行海量交易，司法办案中需要查清实际控制使用的资金账户及用于非法买卖外汇的交易流水。二是跨境对敲手段复杂多样，此次发布的案例中，除传统的对敲外，还通过虚拟货币交易、违规改造POS机并偷运出境刷卡交易等方式实施跨境对敲，隐蔽性、专业性更强，对侦查取证、审查证据的专业要求更高。三是与部分上游犯罪勾连紧密，非法买卖外汇成为助推其他关联犯罪实施的资金通道，涉及资金出境的违法犯罪活动通常需要借助非法买卖外汇实现，对全链条惩治违法犯罪提出了新的要求。

虚拟货币成为非法买卖外汇的媒介

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这批典型案例中有两例出现了利用虚拟货币为媒介开展非法买卖外汇的情节。

比如，2019年2月至2020年4月，赵某组织赵某鹏、周某凯等人，在阿联酋和国内提供外币迪拉姆与人民币的兑换及支付服务。该团伙在阿联酋迪拜收进迪拉姆现金，同时将相应人民币转入对方指定的国内人民币账户，后用迪拉姆在当地购入“泰达币”（USDT，与美元锚定的稳定币），再将购入的泰达币通过国内的团伙即时非法出售，重新取得人民币，从而形成国内外资金的循环融通。通过汇率差，该团伙在每笔外币买卖业务中可获取2%以上的收益。经查，赵某等人在2019年3月至4月期间兑换金额达人民币4385万余元，获利共计人民币87万余元。

再比如，2018年1月至2021年9月，陈某国（另案处理）、郭某钊等人搭建“TW711平台”、“火速平台”等网站，以虚拟货币泰达币为媒介，为客户提供外币与人民币的汇兑服务。换汇客户在上述网站储值、代付等业务板块下单后，向网站指定的境外账户支付外币。网站以上述外币在境外购买泰达币后，由范某玭通过非法渠道卖出取得人民币，再按照约定汇率向客户指定的境内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支付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从中赚取汇率差及服务费。上述网站非法兑换人民币2.2亿余元。其中，范某玭通过操作詹某祥、梁某钻等人提供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账户及人民币银行账户，从陈某国处接收泰达币600余万个，兑换人民币4000余万元。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对此表示，在我国，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当前，越来越多的非法买卖外汇犯罪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兑换实施。在办案中发现,以虚拟货币为交易媒介间接实现外汇与人民币的货币价值转换，系非法买卖外汇行为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应予依法惩治。对涉虚拟货币交易相关犯罪事实进行引导取证、审查判断，需要熟悉虚拟货币交易相关技术特征，以利于办案质效。此次最高检选取了浙江、上海两个涉虚拟货币非法买卖外汇犯罪案件，结合案例对相关取证要点进行阐释，为办理此类案件提供引导取证及证据审查指引。同时，检察机关在办案时要充分运用检察技术辅助办案机制，弥补在信息技术等方面专业知识短板，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

我国将对非法跨境金融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

国家外汇局管理检查司负责人指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外汇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维护外汇市场稳健运行，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方面。本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选取的8起案例，是两部门综合运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手段，行刑衔接打击涉外汇违法犯罪的显著成果，持续向市场传导外汇市场严监管信号。下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切实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和要求，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会同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保持对非法跨境金融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

一是执法亮剑，坚决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依托外汇非现场大数据分析，精准探查异常外汇交易，深入挖掘并向司法机关移交涉嫌外汇违法犯罪线索，参与重大复杂案情甄别研判，协助梳理补齐资金链关键证据，全力配合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工作。

二是行刑衔接，同步查处行政违法案件。保持协同打击步调，畅通行刑双向衔接，及时接收司法机关移送的涉嫌外汇违规线索案件，依法启动行政调查处罚程序，严惩外汇违规行为。

三是惩防并举，积极开展外汇政策法规宣传教育。经常性开展外汇法规政策宣讲和典型案例通报，以警示教育片、新媒体普法短视频、图解等多种宣传方式，详解外汇管理法规政策要求，揭示外汇违法犯罪的严重后果，引导市场参与主体通过银行等合法正规渠道办理外汇业务，自觉远离地下钱庄等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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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程婕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