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中国文化里出现了新的元素——西学东渐，“经世救时”思潮逐渐兴起，中西文化碰撞结合，发展成了改良主义。正视现实、揭露时弊、倡言改革，士林逐渐形成一股讲求“经世之学”的新风气。“经世之学”向西方学习，成为区别于传统“通经致用”之学而具有现代特征的思潮，标志着中国文化对西学由被动输入转向主动吸纳。
晚清政府在世界潮流影响下有了洋务运动，讲求洋务成为“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清政府办广方言馆、译书局，翻译西方书籍，派学生留洋学习，便是证明。
西方传教士到华传教，也介绍和传播西方文明，将西方史地、政制、科技等传到中国。
西方现代出版技术和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如报刊等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中西方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西学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而这种冲突和融合必然会改变一些传统知识群体的知识结构和世界观。其次，一些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广泛接触西方世界之后，思想产生深刻变化。从主张“中体西用”，进而要求学习西方“国政”、倡言“君民共主”，办工业、开商埠、兴学校，呼“变法自强”。中国知识群体发现，传播介绍西方文化最便捷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西方现代出版技术和新的文化传播工具——报刊。
中国的历史变化，为中国出版和报业的发展营造了新的可能性。中国报刊的出现，是从对没落的黑暗社会和旧的传统文化批判性反思开始的，继而抨击弊政，呼吁社会改革、改变民生，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概论天下……
因此，中国报刊甫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扮演了文化和思想先锋的角色。
19世纪早期的中国报刊，多为西方传教士和来华商人创办，以洋文为主，也有中文的。第一张中文报刊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的。中国境内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在广州创办，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该报刊曾载文介绍荷马、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等欧洲诗人，批评中国境内“悖思外美无文无词”的现象。
1853年，在香港有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创办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出版，此乃第一家用铅活字排版印刷的报刊。从此，落后的雕版印刷术渐渐退出历史舞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后，香港、上海成为外国人办报的中心，也有少量的中国人办自己的报刊。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多聘用中国文人任编辑或撰稿，如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创办者是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1830—1908）等，该报的经理及编辑均为中国人。《申报》因为有中国文人的参与，才有了中国味十足的“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开“近代报纸副刊之先声”。同年创办的期刊《瀛寰琐记》，由《申报》馆刊行，发表文艺作品诗词、杂文、小说、笔记及时评政论，并曾发表蠡勺居士的《瀛寰琐记叙》及其所译《昕文闲谈》。1875年，《瀛寰琐记》更名《四溟琐记》，但次年又改为《寰宇琐记》，不久停刊。
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刊，多有宗教背景，目的在于传教兼商业。正如《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所述，外国人办报刊是为“保卫外国在中华所有之政治商务利益，并抵拒华人之舆论”。但是，它们同时也是“西学东渐”的渠道、路径之一。 《万国公报》就宣称：“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迎合了当时渴望了解世界，寻求救国之路的知识阶层的心理。
1857年，香港诞生了英文报纸《孖剌报》，并于同年底创办中文版——《香港船头货价纸》，后于1864年将其改版为《中外新报》（全称《香港中外新报》）。1861年后，上海出现了《上海新报》。1865年，香港又有《华字日报》问世。1872年，《申报》在上海强势问鼎报界。但是，这些最早占领中国报业世界的报纸都是外国资本支撑的，它们是外国报纸的中文版，如《华字日报》便是《德臣西报》（又称《德臣报》）中文版（前身是英文《德臣报》的周末中文专版《中外新闻七日报》），其内容大都译自外报。实际上，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只是这些报纸上刊载的一些洋行的通知、告白和船期消息等，发行量很少，经营得并不景气。
不过，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办的《申报》，则充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感兴趣的内容：大到国家政治、中外关系、民生状况，小至商家贸易利弊、移风易俗之变迁，皆入报端。正如《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方汉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所说，《申报》创刊号《本馆告白》中言明“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以生活化、娱乐化、信息化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此生意之道。但是，一份正派的报纸，总要个性化、有自己的办报宗旨。《申报》发表的《论新闻纸之有益》一文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报纸）。”看得出来，英国东家请中国文人担任《申报》笔政，看中的是这些文人深谙中国国情和庙堂的为政之道：沟通庙堂和民间，冲破政治藩篱，既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也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
此种西方报刊业文化，逐渐被多元文化的中国所认同。
自先秦以来直至晚清，中国文化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但是，西方现代化印刷业和报刊等传到中国后，如同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有过广泛影响一样，进入中土后很快被吸纳改造成为中国自己的佛教文化一样。当西方现代化印刷业和报刊等传播方式传到中国后，《申报》也逐渐成为一张现代中国报纸。且看《申报》的报徽为“金口木舌”，象征该报要担当起民间舆论的角色。舆论，即公众的言论，意思是《申报》要代表公众说话。报人徐铸成（1907—1991）曾这样评价《申报》：“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境，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可见，当时《申报》的影响之大。
1873年，王韬（1828—1897）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次年又创刊了中国人第一份真正自办的中国资本印制、发行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循环日报》每天有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的文章，主张变法自强，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认为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亦师西法”，且必须“先富而后强”等治国方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1866—1925）等都受到其影响，甚至清廷重臣李鸿章等都颇为重视。
1884年，王韬将办报十年的评论文章选编结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时，早已闻名报界，受到各方尊敬。他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科举之外又一条“治国齐家”之路：不入仕参政，独立创造自己的文化事业，把古老的农耕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理想相结合，不仅把舶来品报刊中国化，并借助这一新型载体发出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声音，成为中国新闻史的源头。
王韬，江苏长洲（吴县，今苏州吴中区）人，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别号弢园老民、天南遯叟等。十八岁考中秀才，后参加科考，屡试不中。道光二十九年（1849），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离家赴上海在英国教会——伦敦会开办的墨海书馆任职。经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王韬屡向清朝政府献“御戎”“平贼”等策，但均未被采纳。在这期间，王韬与西方文明广为接触，特别是在英人传教士主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任职时曾帮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了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谈》（1857年创刊）的编辑工作，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
咸丰十一年底（1862年初），王韬落寞回到故里，化名“黄畹”给太平军将领刘肇钧上书献策。事情败露后，被清廷下令捉拿。所幸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1823—1885）庇护下，王韬得以在英领事馆暂时避难，后秘密离开前往香港为英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中国经典》。
同治六年（1867）至同治十年（1870），王韬应理雅各之邀到英国译书，并有机会游历了英、法、俄诸国，后又访问日本，眼界大开。
回到香港后，王韬又参与编辑中文报纸《近事编录》，同时为《中外新闻七日报》（《中外新报》）撰过稿。这些经历为后来王韬办报准备了条件。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相标榜，成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该报每日都发表时政评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对中国新闻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韬本乃一介传统文人，给清廷献“御戎”策，给太平军上书，皆是旧文人清议的传统。在19世纪70年代，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影响下转型，赋予了文化人新的文化生命，赋予了中国文化新的载体。当时，年仅四十六岁的王韬，正值文化生命和自然生命的盛年，创办了自己的《循环日报》，有了发表自己对时事世局看法的舞台。于是，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批评、干预社会，并主张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办织纴、造轮船，呼吁“民间自主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此等主张，与清廷重臣李鸿章（1823—1901）的某些主张不谋而合。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于1884年春风得意地重返上海。回到上海后，王韬被聘为《申报》编辑，主持格致书院（1886年），而曾与当时达官丁日昌（1823—1882）、盛宣怀（1844—1916）等多有交游的他常为洋务派出谋献策，且也对洋务运动时有批评，成了当时舆论界风头正劲的“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实际上，王韬的《循环日报》一直努力学习英国《泰晤士报》之“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的宗旨，要办成秉承公正舆论、代表社会民心所向的报纸。
《循环日报》以社会评论多为其特色，甚至王韬自己也多亲自执笔写评论。他执笔政十年，竟写过上千篇评论，平均三四天便有一评。其评公正、真实，有以古衡今的理想情怀，有批评时政的锐气锋芒，有温度、有文采，常被《申报》等各报转载，为报界所津津乐道。
在内忧外患的黑暗、贫弱的旧时代，王韬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的新篇章，给乱世投射了一缕光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十年之后的1883年，王韬把他为《循环日报》写的评论文章结集为《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出版发行。在过去的十年，随着《循环日报》的发行，王韬的言论在香港广为传播，并影响到内地。《循环日报》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舆论阵地，开启了一条知识分子以言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新路径。
王韬办《循环日报》的十年，内地依然是“言禁未开”的晚清时期。清廷为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对外媚和，对内残酷镇压，舆论已是“万马齐喑”。例如，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的最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山西，据当时目睹旱灾惨状的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其日记中记载：
从太原出发，一路南行，第一天就看到快要饿死的人，第二天，看到四个躺在路边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爬行，已没力气站立。第三天，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却死于饥饿。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爬起来。第四天，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另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第五天，半天内就看见六具尸体：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在水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一半……
这么严重的灾情，清廷一开始严密封锁消息，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积极活动才有了赈灾之举。
当时，清廷对外国人惧怕三分，无可奈何，但对国内舆论却严密控制，残酷镇压。1883年，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出版不久，清廷便责令南海、番禺两县发布告示：
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竟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事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事扰名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其实，中国自有报刊以来，报人便一直与有“禁言”劣根传统的清廷统治者相抗争，而言论史就是“开言”与“禁言”斗争的历史。
远的不说，就在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前后，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开始经历由缓慢向急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开言”与“禁言”的斗争也拉开了惨烈悲壮的序幕。
早在1868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创办于1837年）的中文版就因揭露了澳官府陋规即被查禁。1872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记》，时受严查。在这之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次发出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查禁的书目竟多达269种。《瀛寰琐记》所发文学作品，举步艰难。其时，即便是出使英国的清廷官员，也无出版自由。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早年游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交往，道光年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53年初，郭嵩焘随曾国藩办团练，被派赴南昌镇压太平军。其实，曾国藩后来注重湘军水师，实由郭嵩焘发端。1857年，授编修，次年入值上书房。两年后，英法联军侵犯天津大沽，被派赴津协助僧格林沁议和，与之不合，辞官。1862年，郭嵩焘又迁两淮盐运使，后于次年升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职。1876年，在总理衙门上行走任上的郭嵩焘被派赴英担任驻英公使，曾对“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为英国驻华使馆翻译）表示惋惜。1878年，郭嵩焘又兼任驻法使臣，因压力称病辞职。归国后，郭嵩焘按例将其旅英日记——赴英途中的沿途见闻——《使西纪程》提交总理衙门欲公开发行。但其文中说西方并不是中国人说的“夷狄”，人家有人家的两千多年的文明，并介绍英国的议会政治、言论自由等，因此遭到朝中顽固派的攻击，引来舆论哗然。于是，清政府下诏申斥郭嵩焘，并将《使西纪程》毁版且直至其去世也未能公开发行。
清廷禁百姓、士子之言，连高官也不能讲真话，只对洋人忌惮三分、不敢冒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被李鸿章待为上宾，并邀其出任天津《时报》主笔。李提摩太在《时报》上宣传西方文明，撰写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1891年，李提摩太赴上海为同文学会督办。同文学会由英国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创立，由西方在华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等人士组成，其主旨是宣传西学和联谊。1894年，同文学会改名为“广学会”，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并对中国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和研究。李提摩太在广学会长达二十五年，在他的主持下广学会复刊《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出版了二千多种图书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广学会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的报刊发展，也在当时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1916年5月，已过七旬高龄的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乘邮轮告别了他钟爱的东方大国。1919年4月20日，李提摩太在伦敦安详辞世，享年七十五岁。当时，李提摩太留给黑暗中国一句金玉良言，即中华民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的改变，而教育是挽救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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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