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

1986年3月在上海（左起谢永旺、束沛德、张光年、茹志鹃、王元化）

不断地往我们肩上压担子

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班子——作协党组，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一直是由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组成，其中大多是来自延安、“三八式”的。到了1982年，随着中央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的提出，作协才第一次选拔了三位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工作、年龄在50上下、有大学学历的中青年干部进入作协党组领导班子。我（时任作协创联部办公室负责人）和唐达成（时任《文艺报》副主编）、谢永旺（时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有幸被选上了。

当时担任作协党组书记的是张光年，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编辑家，《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当年光年已年届古稀，作为一个即将退役的文艺老战士，他把选拔、培养接班人，搞好班子新旧交替，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我走上党组岗位之前，光年与我有过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他说：“新陈代谢是大势所趋，年轻的同志要更多地挑起担子。”“作协党组应成为文学战线的神经中枢，作为一个党组成员，眼睛不能光看到作协的小天地，要注视全国文学战线，意识到自己对文学事业的兴衰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要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又要脚踏实地，从文学界的实际出发。”

在我们三个中年人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后，光年就不断地往我们肩上压担子，由我们仨组成机关整改小组，放手让我们干，在干中学，在干中练，不断增长才干，提高组织领导能力。

离京前他留下一封充满期待的信

1983年春夏之交，光年将去上海看望巴金和其他老友，顺访杭州、南京、合肥，了解当地文学工作情况，并与各地作家就作协召开“四大”（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事交换意见，离京前他给我们仨留下一封充满期待、信任和深情的信。

达成、沛德、永旺同志：

四月十三日起召开的八次党组会，讨论作协整改及其他悬案，大家同心同德，做出了一系列明确决议。但议而能决，不等于决而能行，经此八次会，我对决而能行充满信心，但大家都忙，需要互相督促提醒。岁月如流，稍纵即逝，可怕呀！

昨天我粗粗理出一个《四月八次党组会议定待办之事（备忘录）》二页，凡八事（夜间想起不只这八事，早上又忘了）。谨此委托你们三位，按照轻重缓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向年过花甲的党组、书记处各位负责同志，经常催问一下，请教一下，或拜访商谈一下。希望两个月后归来时，有几份酝酿成熟的方案、名单等提出来，能够比较利索地做出决定。

在考虑这些方案、名单时，要特别注意巩固文学界、作协、作协各单位的团结合作，努力消除不团结、不合作的因素，使各级领导机构能够顺利运转，不使内部力量互相抵消。凡遇此种导致积极力量互相抵消的因素，必须采取适当方式予以解决，决不能迁就拖延。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在“四大”前振作精神，团结一致，报答党中央、文艺界的热望，应付大会前、后、内、外可能发生的各种难以预测的事件。谁让你们（比我们）年轻些！既然年轻些、锐敏些，就多辛苦些吧。我们可以通信、通话。如果备忘录上列举的几件急事、要事、关键事酝酿成熟，可以提前作出决定，我就提前几天回来；否则，晚几天回来。紧张了一阵子，心情也不太好，我也想稍稍偷懒松懈一下。临别依依，此祝健好！

（附二页）

光年

1983.5.3

附二页，即上述《备忘录》，在这里就不一一抄录了。八件待办的事，要点如下：一、催调或借调《人民文学》主编、副主编。二、借调《民族文学》副主编和商谈聘请该刊顾问。三、请冯牧、朱子奇、达成同志邀《诗刊》负责同志，传达党组关于《诗刊》人事调整决定，并请他们提出新的编委会名单及其他调整改革要点。四、请《文艺报》提出调整班子（包括编委会）名单及其他整改要点。五、请冯牧邀集机关设计组（张僖、翔云、沛德）和别的有关同志商量提出作协办公室、书记处秘书室、创联部、外联部、出版社负责人名单。六、请子奇同志会同有关同志酝酿提出郭沫若诗歌奖基金会筹备委员会名单、募捐办法、工作规划。七、请罗荪同志会同有关同志酝酿提出文学馆的国内外募集基金办法。八、考虑巴金同志的委托及其急切心情，请张僖同志及各负责同志分别抽空到文学馆看看，鼓鼓劲，帮他们及时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

从这封信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光年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和工作作风的严谨细致。当年作协党组成员共七人，其中光年、冯牧、子奇、张僖是年逾古稀或年过花甲的老同志，而达成、永旺和我则算是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作协书记处的孔罗荪、葛洛也都六七十岁，正因为如此，光年对我们仨寄予深切的希望，让我们有职有权，运转自如地催办、检查、督促党组会议定的事项。

张光年（右） 和本文作者

“决而能行”的信心

从光年信中所写“岁月如流，稍纵即逝，可怕呀！”我们读出了他珍惜时光的紧迫感。他是一个惜时如金、争分夺秒的人。一心抓紧时间，只争朝夕，努力工作，来报答党中央、文艺界的热望。

从光年的信中，我们还读出他那“决而能行”的信心。他拒绝“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专心致志地狠抓落实，千方百计把议定的该办的事落到实处。他对作协的调整改革，既是一位高瞻远瞩、善于总体规划的设计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我们还深切地感受到光年特别重视文学界的团结、作协的团结、整个文学队伍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生命，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真诚合作，才能收到调整的成效，取得改革的成功。互不服气，相互扯皮，以至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必将一事无成。他一再表示：文学界的团结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倍加爱护。无论处理什么要事、急事，都要始终牢记把搞好团结放在首位。

“既然年轻些、锐敏些，就多辛苦些吧”这是对我们仨的鼓励，也是对我们仨的鞭策。既然把担子压在我们的肩上了，就要不怕困难，不辞辛劳，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这才不辜负党和文学前辈、广大作协会员对我们的期望。

多年来光年同志给我们仨写了很多这样的信，我手边就有七八封 。这里，以他1983年5月3日致我们仨的信（和备忘录）为例，只是为了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文学战线一个即将退役的老兵培养教育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展现他那博大胸怀，火样激情，坚强意志和实干精神。

我心目中的光年同志，是一个毕生钟情文学事业，矢志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老战士。他胸怀大局，与时俱进，有胆有识，勇于改革，热爱新生事物，扶持新生力量，呕心沥血，勤奋劳作，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他那诗人兼战士、理论家兼实干家的本色和品格，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坎上，是我由衷敬佩的文学前辈。

2023年9月12日

（本文作者：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编辑/韩世容